【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新之】

又是一年七月七日。

“七七”这个数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1937年的今天,驻扎在卢沟桥的日本军队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向宛平城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自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

到今天,“七七”已经和“九一八”“(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一起,成为中国人追忆抗日战争历史,缅怀先辈,同时鞭策我辈发愤图强、为民族复兴事业接力奋斗的契机。

然而,今年的七月七日前夕,我们却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上感觉到了一种很特殊的气氛,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不久前在苏州发生的日本儿童及其家长被袭击事件。有声音把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作为“中国人无脑仇日”“极端民族主义蔓延”的证据,在互联网开展了一场民间“清查”运动,让曾经发表过激烈言论的博主和全体网民“反思对日本不理性的态度”,并且罗列了“这样下去”的种种可怕后果……给人一种如果在这个当口借着“七七事变”纪念日发表情感激烈的言论便是火上浇油、渲染仇恨的感觉,着实让人觉得尴尬且摸不着头脑。

这种言论,实则是将爱国主义归类为极端民族主义,看似是在匡正网络舆论,却从根本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不利于我们正视历史,也不利于正视当下。

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在网上看见“精日”这样为日本侵华“洗白”:“卢沟桥事变确实有日本士兵走丢,人家要求你中国给个说法有什么错,你们怎么还开火了呢?”

如此脑残的言论立刻遭到了网友的犀利回怼:那你告诉我,为什么1937年日本的军队会出现在离北京只有几十公里的宛平城呢?

让人倍感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国泰民安、军容壮盛,我们再也不会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仗着工业优势武力侵犯中国,连当年的“神文”《夏令营里的较量》中虚构的那些对中国国土虎视眈眈,眼含热泪表示“中国草原真美!”“我们一定还要来!”的昭和小朋友也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一种隐蔽、残酷、危害极大的“文攻”一直以来借助互联网工具和部分意见领袖正在混淆视听,“污染”着中国普通人的内心和舆论的氛围。这样的精神污染延续了百年,夹杂着对中国民族性的长期研究和试探,以及日本文化精英和日本社会复杂的情绪,如同幽灵一般飘荡,又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让人深感不适。细细想来,我认为大概有如下三个套路:

第一,把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标签化、庸俗化,消耗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最后倒打一耙甩锅全体中国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围绕“和服”“樱花”这些象征符号的没完没了的讨论。我甚至对此都有点“心理阴影”,因为几乎每个和抗日战争相关的纪念日前后,都会十分“巧合”且剧情雷同地“曝出”某地出现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和围观群众发生冲突的“新闻”。然后互联网上就一次次开始了围绕“穿和服是不是伤害中国人感情”站队、互抛论据,最后吵得没完没了,接着日本媒体再把这些言论连带这个事件打包传播,最后出口转内销,中国人又不得不集体“反思”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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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女孩在苏州街头穿和服拍照遭警察指责,并因“寻衅滋事”被带进警局;此事在互联网引发巨大争议。

无论是“和服”“日料”还是“樱花”,本身作为日本的文化符号,根本不足以在这些重要的日子去承载中国民众对于中日历史恩怨、铭记日本侵华罪行这样严肃的意涵。把“抗日”标签化成“能不能穿和服”这样无关紧要而庸俗的话题上,然后用“新闻话题”和“全民讨论”消解这些重要议题的严肃性,占用了公共舆论的空间、消耗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感,还不得不被扣上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不过如此”的莫须有帽子。

不过,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议程设置倒是无心插柳促进了中国“汉服国潮”的发展,正是因为担心穿着本民族的服饰会被误认为和服从而利用民族情感兴风作浪,2000年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开始研究和推广几乎被遗忘的传统服饰,勇敢走上街头甚至走出国门宣传中国传统服装——中国年轻人朴素的民族情感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形成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潮流。

第二,撕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把中日矛盾扭曲成“野蛮”与“文明”的对立。

如果说“和服女孩”只是把中国人的民族情感给庸俗化和标签化的话,曾经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轰动一时的“U型锁事件”则是造成了更为恶劣的影响。在之后的十年里,“U型锁”被日本媒体无数次提起,无论是曾经的钓鱼岛争端、到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每每日本的错误行为引发中国人民群体愤怒时,日本媒体和为数不少的国内舆论领袖都会反复搬出“U型锁”来代表中国人。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当你反复把一个群体和一个孤立的事件同时提起时,这个孤立的、根本无法代表事件中普遍中国人行为的形象,就成了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国民画像”。甚至在2024年的中国互联网上的年轻人,提起“U型锁”印象深刻,但有多少人还记得或了解这件事的大背景——中日钓鱼岛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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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突然宣布“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争端。

无论是试图在公开场合扒下少女和服,还是举起U型锁砸向日系车,我们发现日本的很多文化精英和宣传机器们都热衷于塑造中国人“野蛮人”的形象,与此相对应地,在宣传日本人时往往刻意塑造出与此形成“对照组”的“文明人”形象——有品位、有礼貌、爱干净、守秩序、知羞耻、有边界感、服务一流品质一流……而日剧、日本新闻里出现的中国人,则多少带点炫富浮夸、大声喧哗、破坏规则、不够“优雅”,还无知落后的“土鳖”形象。这种刻意的对立,有时会让中国人天真地以为是由于文化隔阂和刻板印象造成的,甚至在长期的渲染和浸淫中让我们面对“虽然讨厌但确实比我们文明”的日本人,真的带有一种羞怯和自卑。

但是,只要我们去看在中国互联网上流毒几十年,甚至让许多自认为爱国的年轻人都奉为圭臬的“日本制造”谣言——“崖山以后无中华”,就能品出其中的意味——历史上靠“移栽”中华文明才摆脱蒙昧,走向文明时代的日本,即使在近代得以飞升,也自知无法彻底斩断自己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师承关系,唯有一刀将“过去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斩断一分为二,让中国人自己也相信“我们的(那个教化和启蒙了日本的)文明早就已经断了啊”,才能彻底摆脱阴影,建立起对于中国的优越感和“文明优势”。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普通的日本青年这样说:“我好痴迷中华文化啊,《三国志》的时代太迷人了,但是我只喜欢那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大学时代,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到访我的母校,以“世界格局下的中日关系”做了演讲,开头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强调,日本历史上虽然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但是让他感到自豪的是,日本从未被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也从未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国,这和其他亚洲强国如韩国、越南是不一样的。

日本文化精英这样的“自豪”背后蕴藏着一种逻辑:既然我自古就独立于你,一旦你衰落了,我自然可以扛起“东亚文明共主”的大旗号令天下,不仅是分庭抗礼,更要取而代之,甚至反过来成为教化和统治已经被历史抛弃了的野蛮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炮制出的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谬论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既恐惧又拧巴,渲染“仇日情绪”把普通日本国民劫持上“恨中”的不归路。

当然,上述所说那种“野心”和“优越感”对于今天的日本着实有点超纲了。当下日本精英需要考虑的不是什么当“东亚文明的嫡长子”,而是GDP如何晚一点被印度超越,不要把小日子越过越惨淡。

我一个长期旅日的朋友曾经和我形容她长期观察下日本普通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想到身边有一个和自己有着历史‘仇恨’没有解决同时国力逐渐强大的邻国,与其说是‘恶感’或是‘厌恶’,他们更多是一种很真实的焦虑和恐惧。”

而这种越来越深的焦虑来源,要拜日本媒体长期对普通日本国民渲染中国官方所谓的“仇日教育”所赐——他们把中国老百姓看的抗日年代剧和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的历史,统统解读成“中国政府强行灌输给民众的仇日思想”,把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比例硬生生拉到了90%以上——在右翼政客眼中,既然我们无力改变让我们不安的来源,不如让全体国民抱团“恨中”,看着他们心目中中国讨厌的样子,似乎我们也能够安心一点呢。

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几千年来传承不息的古老民族是什么样的“性格”,靠胡言乱语和自我投射来判断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用活生生的现实和悠久的历史记录来说话。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当今这个战火与冲突频发的世界,崛起中的中国在自身面临来自霸权安全威胁和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用最大的努力弥合冲突、平息战火,提出各种和平与安全倡议,成为了“S3焦虑”笼罩下的压舱石。

中华民族也从来不会将民族冲突的怒火和历史仇恨宣泄在普通个体身上,而是选择用互利与融合解决矛盾——以扫平匈奴作为毕生政治目标,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攻击性”的汉武帝,最后任命了匈奴小王作为托孤大臣,百年之后的匈奴人刘渊在乱世中还举起大旗要“光复汉室”……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善于“铭记历史”的民族,在青史面前中国人的底色从来不是软弱数千年来,中国人面临的如抗日战争时那样“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又何止一次,而每一次我们英勇抵抗、浴火重生的英雄传说,又会成为民族信仰中被永远铭记和崇拜的历史,并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成为激励后人永不言弃的力量。

我想,这两者的有机统一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背后的深沉意涵。我辈也应在时代的变迁中战胜百年来积贫积弱给我们带来的“心魔”,不受干扰地继续坚定地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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