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说话喜欢绕弯子,一般情况下说不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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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喜欢引经据典,引用名人名言来说明事理,显得自己读书很多,知识很渊博的样子。而引用过多就有“掉书袋”的毛病,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或许文人读书都很多吧,而越是这样越容易受到书中观点的影响,不能有效利用书中的知识和观点,反受其累。文人要读书,在书中吸取知识和经验,用于实践操作,而他们的实践操作就是写文章。在古代,书生凭借写文章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享受荣华富贵。有如此巨大利益的诱惑,很多农民不惜花费三代以上的努力,也要供养一个书生,让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让书生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书生一旦考中,就会变成官场的人物,写文章很好,而所谓的好,只是他们善于迎合上级的意图罢了。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揣摩的功夫,要揣摩皇帝的意思,揣摩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揣摩主考官的心思,揣摩遣词造句的技巧。经过多方面的揣摩之后,他们写出的文章才会被主考官赏识,才有通过的可能。于是他们写文章要讲究修辞造句,要讲究引经据典,要讲究绕着弯子说话,曲意逢迎,甚至直接赞美,而不会把事情真相暴露出来,更不会暴露社会阴暗面。

这种风气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以至于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也这样写,甚至报喜不报忧,把坏事写成好事,获得很大的赞誉,却与事实不符,甚至成为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也就不被人看好了。但在当时,他们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甚至一度成为文坛的领袖,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甚至写出文章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当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也就是变得最圆滑的时候,写文章再也不肯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是绕着弯子说话,却说不到点子上,虽然文采富丽,写作技巧很高超,但就是不能实话实说,不能直接说出来,而是要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甚至根本不能表达真话,也就把自己悄悄隐藏起来了。读者看多了这样的文章会产生审美疲劳。只是用美丽的词藻描述事物,虽然具有美学特征,但并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那么这样的文章就没什么用处了。就好像古代文人们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文,看似很美,却不具备什么社会意义,甚至对人生也没有什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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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喜欢绕着弯子说话,似乎和自身安全有关系。因为他们写文章首先要自保,不能因为讽刺权贵,揭露社会阴暗面,而被皇帝忌惮,甚至被治罪,也就写不成文章了。虽然他们接受的是圣贤书的教育,要修齐治平,要发现民生的艰难,要为皇帝建议,却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并不允许知识分子们随便乱说,也不允许他们揭露社会阴暗面,更不允许他们发现阶级差别,不允许他们鼓动劳动人民造反。他们只能成为权力统治下的工具,有宣传的作用,有美化政权的作用,有愚民的作用,却并不具备说真话的作用。因为不说真话,可以自保,起码自身是安全的,哪怕只是写皇帝圣明,天下太平,也是好的。不然写了一些社会阴暗面,写了一些皇帝的缺点和毛病,就会被皇帝忌惮,甚至被整个官僚系统忌惮,最终被排挤出官场,而他们曾经苦读寒窗的那些岁月,也就白白浪费了。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他们写文章喜欢用一些技巧,喜欢绕弯子说话,却不肯直说,也就形成了一种规矩。

当他们津津乐道于文章技巧、华丽辞藻的时候,就是他们掉入统治阶级设置的圈套的时候。虽然文人们有自己的圈子,也有写文章的各种规矩。但写来写去,不能说实话,怎么说都是一种误导,甚至是一种自恋的行为————陶醉于文章的写作技巧,陶醉于文章华丽的辞藻。却没有说真话,怎么说都是自恋的。

文章虽然不能治国平天下,但文章可以说真话,可以启发民智,可以让人民知道社会与政权的真相。但文人们写文章喜欢绕弯子,喜欢炫技,即便给皇帝写文章,也要炫技,报喜不报忧,把坏事说成好事,还要委婉地劝诫,却并不肯直谏,就更别提死谏了。韩愈曾经提倡“文以载道”的理念,却最终因为写了《谏迎佛骨表》,被唐宪宗贬到潮州去了。“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错,错在政权的打压,但只是凭借韩愈一人之力,并不能对抗权力的打压。于是,很多文人都臣服于权力,都要绕弯子说话,而不会实话实说了。一旦形成这种风气,就会变成一种积习,难以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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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章应该说真话,应该写得全面一些,而不应该只看到好的一面,有意忽略坏的一边,更不应该做权宜之计,绕着弯子说话,却说不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