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许广平的关系，实在难以言明，按理说，他们之间有鲁迅先生的联系，应该是亲戚，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复杂，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周作人不把许广平当嫂子，只把她当成鲁迅的小妾，而许广平在周作人有社会地位时，对其一直很尊敬，但在周作人失势时，许广平就用痛打落水狗的态度对待周作人。
在1947年周作人入监狱之前，许广平给周作人的信里以学生自居，尊称周作人为先生。而周作人也只把鲁迅的发妻朱安当嫂子，对许广平这个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女学生全无敬意，但许广平当时并不生气，因为她有求于周作人之处还多着呢，比如说，赡养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和鲁迅发妻朱安。
鲁迅先生病故后，周老太太和朱安并没有得到任何遗产，除了她们在北平居住的房子和留在北平的书籍，而这两样东西又不能出卖，她们何以生活？当然靠许广平寄钱。
为什么要靠许广平寄钱？鲁迅留下的存款让谁保管了？这就不用说了。而且许广平还派人向朱安要走鲁迅的全部版权，由许广平处理。
当然开始不是许广平寄钱，而是由跟鲁迅有业务来往的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可是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起，北新书局即行停付，这就要由许广平寄了。可是许广平说她没能力就应付，让周作人和她分摊，一人寄50元。
后来周老太太病故，应该赡养的人只有朱安了。许广平还给朱安写信，说周作人有钱有地位，让朱安找周作人借钱。
在此期间，许广平对周作人是毕恭毕敬的。后来许广平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已经投靠汪伪政权的周作人积极营救。
再后来抗战结束，日本侵略者被打跑了，1947年，周作人以汉奸罪被住进监狱，等他出狱时，已经是１９４９年１月了。周作人没有离开祖国，而是选择留在大陆。
但周作人的地位却一落千丈，直接沦落入社会底层，财产在入狱时已经被没收，房屋也不属于他，他每月还要交房费，此时的周作人一贫如洗。
而许广平却被尊称为鲁迅先生夫人，由此发迹，官运亨通。周作人和许广平这两个人的地位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因为周作人的特殊身份，他的作品难以发表，只能靠翻译些东西养家糊口。人民出版社社经常找周作人谈话，考虑到影响他翻译作品的时间，就给他一些谈话费，许广平很生气，批评这些工作人员：“周作人又不是律师，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谈话费？”
后来许广平在1963年6月7日的《北京晚报》发表的《火炬·黎明·旭日东升》一文中说：“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他借口鲁迅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示别人整理出鲁迅所藏的中文、日文及其他外文书籍，编成书目三期,到南方去出卖。我因开明书店一位朋友的帮助，得知此事，托其借来书目一看，大惊失色，知为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因即设法辗转托人留下全部藏书。”
周作人见报后十分生气，哪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于是立即给报社写信反驳，内容如下：
记者同志：
七日贵报登有许广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间说及出售鲁迅藏书的往事，辞连鄙人，仿佛说是我的主意，事实有她当年的一封信为凭，完全不是这样的。今照抄一份送上，请赐一阅。据信中所说，自民国卅一年春即不能汇款，以后先母先嫂的用度即由我供给，此为分所当然,说不上什么“鼎力维持”,但是“俾将来继续清偿”，结果却是一番胡来的诬蔑，实真是最可感荷的了。不敢希望沾污一点贵纸的篇幅,只是请你花费些许贵重的工夫,请把那书信通看一过罢了。
1944年8月31日许广平写给周作人的信内容如下：
“日前上海报载，有北平家属拟出售藏书之说，不知是否属实。果有其事,想为生计所迫使然。鲁迅先生逝世以来，广平仍依照鲁迅先生生前办法，按月筹款，维持平方家属生活，即或接济不继，仍托平方友人先行垫付。六七年间未尝中辍。
直至前年(卅一年)春间，身害大病，始无力如愿，病愈之后邮政银行商店俱无法汇款,而平方亦无熟人可托，束手无策，心甚不安。不久前报载南北通汇,又多方设法仍苦无成。其间重劳先生鼎力维持，得无冻馁。
前者出售藏书之消息倘属事实，殊负先生多时予以维持之意，广平特恳请先生向朱女士婉力劝阻，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即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亦先生爱护越先贤著作之意也。
至朱女士生活，广平当尽最大努力筹汇，如先生有何妥善方法示知更感。倘一时实在无法汇寄时，仍乞先生暂为垫付，至以前接济款项亦盼示知，俾将来陆续清偿，实最感荷，先生笔墨多劳，今天以琐屑相烦，殊深感愧，尚祈便中赐教一二，俾得遵循。”
当年这封许广平的书信里言语里充满了恭敬和对周作人的感激。可是现在今非昔比的许广平又是如此反应的呢？
许广平在6月21日致《北京晚报》记者的信中，作了回应。信中说：“转来周作人信，知此汉奸年老仍火气十足，希免其罪恶之责，而来信未能一语反驳其出售藏书之事。这事乃一九四六年我到北京时,见了宋紫佩先生,亲自告诉我周作人如何下令馆员整理书目情况(后来,周作人迫他认其私宅偷盖房屋而要他[宋]认是公账。即有通同作弊之嫌。宋愤而生病,致双目失明,现已死)。宋当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情况不会不确。后见朱女士(鲁迅前夫人)亲手交出整理书目三本(现存鲁迅博物馆)。我当即劝她保存遗物，并允负责其生养死葬，立有合同,以防周作人家属挑拨发生问题。这些都有文件在博物馆内。
当然,从我写给周作人的信(来信附来的)看出，我那时听说出售藏书，明知是他所为。朱女士目不识字，如何能策划图书馆人来给她服务呢?事实了然,后面主使即是谁。我苦心孤诣,写这封信去，说明请他暂为垫付，以后陆续清偿。他却并无清单寄来，我自无法清偿，现在仿佛是我“胡来诬蔑”。
而不知他身为汉奸，烜赫一时，当其尚未下水时，亲友为之挂怀，钱玄同先生天天去他家守望。我亦曾写信给他，并寄去五百元，托辞说母亲年老，怕受惊吓，请他亲自陪送老母南下。后接母亲来信,说：年老不能来,寄来的钱,自作零用了。
周作人写文章在上海《戏周刊》上说，他不能南下(当时很多人劝他南下)，因老母寡嫂需他维持。好像他的做汉奸是为了老母及寡嫂(朱女士)，已经轻轻地把“汉奸帽子”推给别人了，明眼人当然晓得的。
至于老母寡嫂生活，事实是一九三六年鲁迅死后，每月由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到“八一三”抗战起,即行停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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