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形势严峻到无法回避的地步，我们不得不选择涉足军火行业，肩负起这份责任与使命。
之后，七位中国勇士仅凭5美元踏上了出国谈判军工贸易的征程。他们经历了长达50天的艰辛曲折，最终成功签下了一份价值高达1.67亿美元的合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一 、中国不做军火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我国的国防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就已经明确选择了一条低调发展的道路，摒弃了追求国际霸权的做法。这种选择，其实正是“不做军火商”这一思想的真实体现。我们更注重国防的稳固与发展，而非通过军火交易来谋求利益或扩张势力。
其实，虽然我们并不直接参与军火的售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国际上的冲突纷争漠不关心。就如同当年西哈努克为了国家的团结与稳定，积极创建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时，我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和平与稳定，助力那些致力于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援助心怀感激之情，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他提及了未来偿还的问题。对此，毛主席轻轻摇头，用平和的语气说道：“不用考虑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无需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们可不是那些贩卖军火的商人，这种生意我们可不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器贩卖和军事扩张，因为我们深知和平与安宁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人类的未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当听到这句话时，西哈努克国王深受触动。他深知，这代表着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完全是出于友好的情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为了表达对中国无私援助的深深感激，他立刻表示愿意承担自己及随行人员的所有费用，以减轻中国的负担。
对方是“客人”，但毛主席并未轻易接受，然而西哈努克的态度却非常坚决：
主席先生，您知道，中国自己肩上的担子也很重。您和您的国家已经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伸出了援手，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想再给你们增加额外的负担和压力了。
在西哈努克尚未表述完毕之际，毛主席已忍不住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以幽默而又不失庄重的语调说道：
这种责任我们非常乐意承担，而且越多越好。请放心，我们会一直在你们身边，随时给予支持和帮助。为了能让你们更加轻松地前行，就让我们多分担一些吧！
那个时候，新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写照。新中国以其独特的方式，迅速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时，这种做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新中国的固有看法，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新中国形象。
在那个时期，不仅新中国在提供“军援”，但大家都认为我们是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这是因为，我们在提供援助时，从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出于对他国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我们还始终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产品，确保援助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帮助受援国解决实际问题。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对外军事援助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一旦确定了援助项目，就会交由不同的单位去具体执行。就拿航空工业来说吧，我们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赢得了十几个国家的广泛赞誉。这种方式既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国际责任感，也展示了我们航空工业的实力和水平。
我们不仅仅为这些国家提供多样化的飞机、导弹以及航空零配件，更是进一步协助其中一些国家建立起飞机修理厂。这样，他们不仅能获得所需的技术支持，还能在长远中自主发展、自我提升，真正实现了“授人以渔”的初衷，让他们能够在航空领域持续进步，自力更生。
到了1979年，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国家的军事援助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免费的，而是开始“收费”了。那么，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二 、不得不变，由赠到卖】
从过去无偿提供军事援助，到现在转向有偿军事销售，我国这样的转变确实是因为现实所需，实在是形势所迫。这是推动国防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我们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作出的调整。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历史时期。虽然最终我们成功稳定了局势，但这段动荡也让我们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比如说，在军事领域，我们错过了“热兵器”和“机械化”这两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但同时也是我们不断前行、追求进步的动力源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人口数量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工业产值方面，我们却仅排在全球第26位。那时的我们，弹药生产能力相对薄弱，只能制造一些轻武器，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等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地认识到，要想建立起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强大军队，推动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此，他们在积极从苏联引进先进装备的同时，也坚定不移地独立自主地构建起了我国的国防体系。
苏联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援助，但这些援助并非主要基于国际道义，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交换。简单来说，他们给予我们的帮助，更多是在追求双方共同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考量。这样的合作方式，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功利，但在实际国际关系中，却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1962年古巴危机后，中苏关系变得紧张，之前提供的一些援助也戛然而止。
后来，中国在常规武器的研发上开始着重吸收并消化苏联的技术。然而，由于我们的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我们在武器研发上并没有能够实现跨越式的重大突破，反而逐渐陷入了后续发展乏力的困境。
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两个方向，一是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努力打破各种限制和壁垒；二是选择加大资金投入，坚定地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不断探索和创新。这两个选择都有其利弊，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长远规划来做出明智的决策。
虽然第一条路看起来更为便捷，但其背后的代价却相当沉重。有人曾经进行过计算，倘若我们决定从西欧国家引进装备为解放军进行全面换装，那么所需花费的资金将至少达到数百亿美元。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让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不得不深思其背后的经济压力。
要想让我国的军工体系从原先的“苏式”风格转变为更接近“西式”的体系，那么所需的资金投入还得再大幅度增加。因为这样的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改变，更涉及到整个产业链的重新构建和升级，以及大量新设备、新技术的引进和研发，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要实现这一转型目标，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资金准备，确保转型过程能够顺利进行。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许多西方国家把我国看作是他们的“对立面”，并不愿意向我们出售关键的技术。就算他们出售武器给我们，也往往是价格昂贵且不太实用的那种。这种现实情况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依赖别人的技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坚定地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它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尽管当时的军工科研经费有所增加，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经费依然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筹措资金，为自主研发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一直以来，我国都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这无疑在我们自身的发展道路上增添了不少“负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实现追赶并超越西方国家的目标。正因如此，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踏上了军火商的这条道路。
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利用战争谋求利益。相反，我们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只是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回收成本，这一点从我们的援助方式中就能明显看出。我们始终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在保留帮助的基础上，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更好地支持受援国家的发展。
调整后的“对外军事援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依然会将一部分产品无偿地赠送给需要的人，同时还会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当然，剩余的部分我们会以军工出售的形式进行销售。这样，我们既能满足各方的需求，又能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让各国都接受这种转变呢？毕竟，要让一个国家做出改变，特别是涉及到政策、文化或经济方面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方法和策略，让各国能够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好处，从而愿意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全球的进步和发展。
【三 、带着5美元出国】
在面对上述问题时，邓小平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很快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寻找突破口时，我们可以优先考虑那些曾经得到过我国援助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相对紧张的国家。这样的选择不仅有利于我们迅速建立联系，还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合作基础，为未来的深入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顺着这个线索，大家很快就将思绪转向了埃及，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
当时，埃及为了收复西奈半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也导致他们急需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以适应新的战略需求。这一举措对于埃及来说至关重要，有助于巩固其领土完整和国防安全。
在1979年，埃及的副总理访问了我们国家，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援助，特别是关于飞机和飞机配件方面。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特地提到了此事，表达了我们国家的态度和考虑。
这些物品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支付一个合理的价格，让我们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就足够了。我们希望能够与你们进行公平交易，确保双方都能满意。
对于我们的决策，埃及副总理显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似乎并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他首先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们目前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资金有些紧张。紧接着，他又提到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并表达了一种期望，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像过去一样，伸出援手，给予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的表述既体现了他的坦诚，又彰显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但很显然，这只是个借口，并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
邓小平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坚定，经过一系列的沟通和交流，埃及副总理最终选择了让步。紧接着，关于飞机采购的洽谈事宜便被正式提上了日程，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然而，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我们需要派遣代表前往埃及进行协商。但是，这样做又带来了两个新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明白，在那个年代，军工出口可谓是个新鲜事物，完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该派谁去谈这样的合作呢？
最后，由中航技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国民牵头，一个七人代表团迅速组建完毕。他们带着一份普通贸易合同文本，毅然踏上了旅程，展现出了极高的决断力和行动力。可以说，他们的决策非常果断，没有过多的犹豫和拖延。
其次，出门在外难免会有一些必要的开销，但令人苦恼的是，他们却无法申请到外汇经费。这样的困境，无疑给他们的旅行或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刘国民他们一行人，其实对出口外贸业务并不是很在行。在前期联系海运单位和解决运费问题时，他们确实遇到了不少挑战和困难，可以说是碰了不少壁。
后来，当我去找外贸部的领导申请经费时，对方直接坦率地告诉我：
真的非常抱歉，我们的国家外汇资源确实比较紧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恐怕难以提供直接的帮助。另外，我注意到你们之前还有一些未清的款项，大约是几十美元，这个也需要你们尽快处理一下。我们理解这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困扰，但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克服当前的困难，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最终，负责外联的同事联系到了他们，并把之前出国时剩下的5美元转交给了他们。
刘国民一行人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笔应急资金，随即踏上了旅程。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这笔资金无疑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让他们能够顺利踏上旅程。
【四 、带着1.67亿美元回来】
1979年3月，当代表团满怀期待地抵达开罗时，却未曾料到会遭遇如此尴尬的一幕——他们一抵达就被拒之门外，吃了一个“闭门羹”。
埃及民航的主席最近出国访问了，对于关于修理和购买飞机的重要事务，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或嘱托。这导致埃及民航的总工程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相当敷衍，他只是简单地与来访的代表团见了一次面，并没有深入讨论或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这种情况让人们对埃及民航的未来发展和管理产生了疑虑。
刘国民等人并未因挫折而灰心丧气，他们积极主动地与我国驻埃及的大使和武官取得了联系。在这些外交使节的协助下，他们成功与埃及空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使得任务得以顺利进行。整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了任务的圆满完成。
对方真是待客如亲，不仅特地派了联络官全程陪同，还贴心地安排我们在旅馆里食宿无忧。更周到的是，还为我们准备了一辆面包车，方便我们出行。这样的周到安排，让刘国民等人感到十分宽慰和舒心。
谈判正式开始后，刘国民等人又变得紧张起来，心里像是被什么紧紧揪住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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