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西太谷人“闻见"的大盛魁商号

一个山西太谷人闻见的大盛魁商号

作者/孙树恒

一

最近偶得一本“黄宝书”，1983年9月山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封皮为黄色，有四十年了，我如获至宝，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大盛魁的文章，是一个退休干部吕洛青撰写的《大盛魁印票庄简介》，作者曾经在太谷县当过老师，吕老师虽然以“简介”的形式，但是信息量很大，与著名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和著名文史专家代林和马静主编的《大盛魁闻见录》一样相互佐证、相辅相成，必定大盛魁商号就是清朝时期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中最大的商号，作者与创始人大掌柜王相卿是同乡，又在《山西文史资料》刊登，这样的背景使得他的“简介”更具客观真实性和一定的深度。这样的“老家”人视角，确实能够为我们展现大盛魁的全貌，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巨头的历史沿革。正如内蒙古文史专家代林所说，我在这本《大盛魁闻见录》的后记中谈到这个问题，其中也谈到"大盛魁"，为"大盛魁"史料现在这么少呢？就说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晋商是很有意思的。运行过程中基本用的都是山西人，当地人根本进不了他这个圈。商号去学徒都得有人担保。而且愿意用山西人，它底子就是山西人的，我们当地人只是人家打工，当驼工，或者是当一些小伙计，进不了人家的核心圈，所以你很难知道"大盛魁"的一些核心的史料，它在这里做得很火的时候你是旁观者，当它歇业，一收拾东西拿上就回山西了，在呼和浩特找山西人的史料包括口碑资料很少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盛魁创业背景。

大体在明清时期，山西人因土地贫瘠、人口稠密而不得不向外迁徙、另谋生计。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山西商人凭借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在商海中乘风破浪，最终涌现出了诸如大盛魁商号这样的商业巨头。大盛魁商号是清朝时期山西人在归化城开办的对蒙贸易中最大的商号。是万里茶道的旗舰店，时人有“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语。

在简介里，对于大盛魁的存续、歇业和创始人是没有疑义的。

大盛魁成立于清康熙初年，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倒闭，经营二百多年。其创业人是：大谷县武家堡人王相卿，祁县祁城村人史大学，祁县城内义井巷人张杰。

对于发展的背景线索脉络清晰，据说三个创始人于顺治年间曾在绥远一带合伙经营小本生意，康熙初年曾随康熙皇帝率领的部队，进入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后来他们在杀虎口成立了初具规模的商号吉盛堂，到康熙末年才有了大盛魁的名称。大盛魁号规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全柜吃米汤一顿，以纪念大盛魁在创业初期 的 艰 苦 生话。

但是所谓的“财神爷”与《大盛魁商号》和《大盛魁闻见录》有区别，在小说《大盛魁商号》中，财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祇形象，而是以一种更为具象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方式出现。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情节，便是与一位喇嘛和他的银子紧密相关。这位喇嘛，在小说中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神秘色彩的人物。他不仅精通佛法，更对世事有着独到的见解。《大盛魁闻见录》里，据传有一个蒙古人路过归化城去朝拜五台，留下褥套。隔了半年多，还没有回来。史张王三个东家查看蒙民在他们店里留下的褥套，竟有一千多两银子，就用这一笔银子做买卖，颇获厚利。

而该简介里，据说，有一年过年时，柜上十分困难，赊来面店些面，因付不了面钱，又被面店拿走。因而伙计三人只好在过年这 天 熬米汤喝。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赶驴的人，驴背上驮些包袱，要向他们找点饭吃。他们就将喝的米汤供那人吃了一顿，并说了他们吃稀饭的原因。那人临行时将他的包袱寄存该柜，言明 以后来取。可自走后，从无音信。后来他们发现包袱内尽是银两，就将此银两暂用到他们的营业上。以后生意发展了，在开股时总要多开一股，作为那位寄银人的股子存入柜上，并于每年过年时，全号吃一顿米汤。

至于财股，简介里描述，大盛魁的财股名堂，直到一八O五年（嘉庆十年）才为死去的创业人史大学、张杰、王相卿各以股金一百两银子，录入万金账内（原来三人各有身股一个 是永远的，至此改为银股）。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道光年间，又对三个创业人的股份重新做了规定，以二千两银子为一股，每家各占一股。因王相卿功劳较大，另立永远身股半个。总共为七千两银子记入万金账。这只能是象征性的资金（为了便利计算分红）。所以人们说大盛魁从开始到歇业一直是一种人力合股的特殊商业。

这段简介里，说明了这是大盛魁商号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其独特的人力合股制度。这种商业模式在清朝时期的商业环境中显得尤为独特，也是大盛魁能够成为对蒙贸易中最大商号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人力合股，大盛魁不仅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商业人才，还确保了商号的稳定运营和长期发展。这种商业模式在当时确实是非常先进和具有创新性的。

三

大盛魁的营业范围，因为大盛魁持有龙票，有印票，大盛魁有着优于的营业范围和它在外蒙古的特殊权利。简介里介绍：

大盛魁的极盛期是垄断外蒙市场的时代。外蒙的王公和人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它在外蒙市场上每年的总周转额在一千万两银子以上，总财产约三千万两银子以上。它每三年分红一次，每股一万两银子。除这巨额红利外，还要积累巨额的公积金。

从它的组织和营业范围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①印票部分，是专放高利贷的。

②日用百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采买日用百货运到外蒙各旗销售，有绸缎、茶叶、烟、酒、点心等。销到外蒙的是砖茶。砖茶用钢模压成，上有字号名称花纹等。每箱约二百斤，一个骆驼可以驮两箱。

③牲畜部分，是把从外蒙古买来的性畜运到归绥，再销售到全国各地。我小时常见三千两千的马群在祁县休息后，再赶到长子县鲍店出售。

④皮毛药材部分，是把从外蒙收购的皮毛、药材及其他产品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再销售到各地。

这四种业务中，以印票业为主。所以在归化总柜的牌匾上用的是"大盛魁印票庄"几个字。

这段简介里所没有涉及的，只是一面之词，大盛魁持有龙票和印票，这些特殊的资质无疑为其在商界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龙票和印票作为官方认可的凭证，不仅体现了大盛魁商号的实力和信誉，也为其在与其他商号的竞争中赢得了优势，无疑是大盛魁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大盛魁货物全，多种经营。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注重货物品质，讲究诚信。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凡买大宗货，合价 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

四

大盛魁在外蒙的特殊权利。

简介里介绍，大盛魁印票庄主要是放高利贷，对象是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蒙古王公每年得向清政府进贡，有些王公要到朝廷当差，再加上他们的奢侈生活，所以需要大量的现款。王公们用钱向来是取自牧民的，但一次征集几万甚至几十万两银子，往往是不可能的。大盛魁拥有雄厚的资本，恰好可以满足双方的需要。于是，就由清政府代表、蒙古王公代表和大盛魁代表，组成了"朝格勒尔"。清政府代表是为了向蒙古王公收贡金的，蒙古王公代表是为了取得现款并保证还债的，大盛魁是提供贷款的。通过"朝格勒尔"，清政府收取贡金有了保障，蒙古王公有了钱花，所以他们都保护大盛魁的权益。蒙古王公在取得借款后，便在大盛魁准备好的"印票"上加盖印章。这种由蒙古王公盖印并承担责任的约据上写明各盟旗应该负担的债款和利息（一般三分）。大盛魁则于秋后派人到各地讨债。牧民对这种债务只能以马、羊、皮毛、药材等偿付，而其价格又是由有大盛魁代表参加的在秋后召开的"朝格勒尔"会议决定的，所以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但是，既经王公盖印，就必须执行，于是就使大盛魁获得一种特权，即出放贷款其他商号无权染指，收取本息又有保证。此外，大盛魁还直接派人深入蒙古包赊销货物。不能付现款的牧民也得在"印票"上画押，扛三分利息，到期按"朝格勒尔"的议价偿付大盛魁的债务。至于到期不能付款的盟旗或牧民，又需将原来的本息作为贷款重新立约。利上加利，往往成为还不清的债务。

这段简介里，说明了这样的经营模式和业务范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融的雏形。大盛魁商号可能通过这些金融手段来保证其商业运作的稳定性和扩张性。这些金融策略的运用，不仅为大盛魁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也为后来的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五

简介里专门介绍了大盛魁在祁县老家的分支生意

大盛魁为了扩大业务，在祁县城内财神庙街路北开设了两家大茶庄，即大玉川和巨盛川。大盛魁各给本银十万两，另给贷款十万两（年息七厘）。这两个茶庄每年春季派人去南方采购茶叶。采购的地方有三处，即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县交界的羊楼司和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购好各种茶叶，交大盛魁运销外蒙等地。大玉川四年一分红，人财股三十个上下，每股开三、四千两银子，共开过三次好股。

大盛魁还于光绪十五年在祁县开设了一家票庄，叫大盛川，股金十万两银子，共作十个银股。总号设祁县城内廉巷，分支遍全国各地。在北京的庄口与清政府的户部吏部都有密切关系。清廷官员在该号存款年息四厘，借款按时价利率。大盛川每四年一分红，民国十二年前后的一次，每股曾开过一万二千两银子。

这段简介里是我们所忽略的资料，祁县作为山西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王相卿的老家，为大盛魁提供了丰富的商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在祁县的分支生意中，大盛魁可能涉及了多种业务领域，如货物贸易、金融服务等，这些业务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大盛魁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时，大盛魁在祁县的分支生意也体现了其深厚的商业底蕴和独特的经营理念，因为大盛魁基本用的都是山西“老乡”，是否也有回馈家乡，落叶归根的意向。

六

简介里介绍了大盛魁在外蒙的特殊生活状况

在简介里认为，大盛魁这个专门剥削蒙民的生意，其手法是拉拢蒙古王公贵族共同来剥削蒙古广大群众，因而在蒙古形成许多特殊权利。例如大盛魁驻库伦的分店，就是从内地运去砖瓦木料等，盖成内地式的房子。蒙民每天派两人两马在门前应差，不论大盛魁的伙友外出办公或游玩，都由蒙民应差人用腿当支凳扶上马。他们前头跑，蒙民后面跟，到了目的地还得照样扶下来在旁等着，待其事完后还得照样送回去。无怪闹革命时，蒙民十分愤恨大盛魁的伙友，甚至有杀死其伙友的事。

这段简介里，大盛魁这一商业组织在蒙古地区的经营手法和其对蒙古群众的影响。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盛魁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紧密关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在蒙古地区获取特殊权利。这些特权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有蒙民被要求为大盛魁的伙友提供日常服务，如扶上马、接送等，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不仅揭示了商业利益与权力关系的交织，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性。

七

简介里介绍了大盛魁在外蒙的伙友的待遇

大盛魁的伙友据说有一千多人，除在本柜者外，大部分是每年春季配好货物，由各处负责人带领，组成商队骑上骆驼分赴不同的目的地，进行营业，秋季押运马、羊、牛、皮毛等物返回归化老柜。至对伙友的待遇除顶生意者外，一般伙友可按应赚的工资银两用钱。如你赚十两银子，可以从柜上用十两银子的货。如用曲绸一匹，计银二钱，拿到街上就每匹可卖三、四两银子。这样一来十两银子的工资就变大了。又如伙友每三年一回家，柜上除送盘费外，供好马一匹，计银二两，骑回内地可卖几十两银子。此外还有别的福利，这些人在大盛魁赚的钱又都汇回祁县，开买卖，置房买地，变成地主资本家的大有其人。

这段简介里，大盛魁的商业模式也揭示了一种独特的利润分配方式。除了顶生意者外，一般伙友可以用赚取的银两在柜上换取货物，这种方式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利润来源。此外，大盛魁还为伙友提供了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如回家时的盘费、好马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大盛魁的归属感。

八

对于大盛魁最后几任经理和它倒闭的原因也做了介绍。

大盛魁虽说是祁太三家合股的生意，但多年来的掌柜多是祁县人。如清道光年间的掌柜即祁县涧壑村人郝建美，其后是祁县北梁人李顺庭，从辛亥革命起至倒闭，是祁县南社村人段履庄，也就是最后的掌柜。这人上台后，凭借大盛魁的财富，真是挥金如土，专门交官结富，身兼数职，当了多年归化城商会会长兼保商团团长（共两个团，一个蒙人骑兵团，一个汉人骑兵团），山西督军府参议。民国十二年任绥远全省财政整理处处长，北洋政府对俄交涉使署委员。这就变为亦官亦商。他出入坐小汽车，护兵有好几个，姨太太娶了好几房。过着这样的生活，哪里还操心大盛魁的号事，因而生意日渐衰落。虽然他也做了些努力，但摆脱不了倒闭的命运。民国十八年在内外交困之下，宣告关门。其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后，蒙古王公纳贡和到京值班的制度取消了，“朝格勒尔”议价会议不开了，大盛魁获利的主要来源断绝了，各种特权也取消了。

第二，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在绥远办电灯公司，因经营不善，亏损大量本钱，连所有各地小号都拉塌了。

至于大盛魁歇业的因素远不止这些，简介说的不够全面。一是1921年外蒙古宣告独立，导致大盛魁与蒙古草原的商路阻断，生意萧条，财源断绝。尤其在1924年，外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公有制，使得大盛魁在外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二是沙俄的影响，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并与俄国订立通商协定，使得大盛魁在蒙古的市场进一步缩小。同时，大盛魁在俄国境内的商业资本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被没收。三是段履庄在财务管理上破坏了原有规矩，动用财神股、带家眷、更换共事家庭等，使得财务制度混乱，加速了大盛魁的倒闭。在用人上出现问题，如安承武等人的投机行为以及对外商的欺诈，都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损失。是由外部环境变化、管理层决策失误、经营不善与资金问题以及历史背景和晋商模式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九

关于大盛魁的发起、兴盛和歇业，确实是一个涉及众多历史细节和复杂背景的话题。每个人掌握的资料和观点可能不同，但只要有足够的史料依据，为历史负责，为大盛魁负责，这样的研究和探讨都是值得尊重和敬畏的。

大盛魁的兴起，确实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背景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密不可分。而它的歇业，则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竞争、政策调整、内部管理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研究和探讨大盛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避免过度解读或误读。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以促进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

总之，为大盛魁的研究和探讨提供资料、为历史负责、为大盛魁负责，都是一项值得尊重和敬畏的工作。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