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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混一图》是我国目前保存尺寸最大、最完整、年代最久远，且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2003年10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现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学者们研究，这幅地图大约是在明初洪武年间（1389年）绘制的，此时郑和下西洋尚未启程（1405-1443），哥伦布也未发现新大陆（1492年）。
舆图历史
《大明混一图》
《大明混一图》图纸幅面为386×456厘米，彩色绢本，正上面写着5个大字“大明混一图”。该图以大明版图为中心，方位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所绘地理范围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南至爪哇、东至日本、朝鲜，西至非洲西海岸与西欧。图中着重描绘了明王朝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标明镇寨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边地岛屿等一千余处，以及明清疆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名称数百个，是后人了解该时期地理环境的重要史料。
值得关注的是，《大明混一图》中的地名原本为汉字，但在清朝时期被满文标签所覆盖。这些满文标签根据其标识的地理特征或行政级别，采用了不同的形状进行区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满文标签逐渐脱落，露出原本的汉字地名。这些标签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展现了不同文化在地图上的交汇与更迭。
《大明混一图》不同于一般古地图，图上没有标注绘制时间和作者，也没有跋文介绍。根据《明史·地理志》对“北平府”、“广元县”及“龙州”等地名的记载，专家推测《大明混一图》的绘制时间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六月。《大明混一图》“混一”出自《战国策·楚策》：“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可见“混一”指的是统一。这幅图显然是由朱元璋下令绘制的，根据明代宫廷的规矩，宫廷内的绘图人员不允许在地图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明混一图》上没有标注作者的原因。
除此之外，《大明混一图》的绘制依据和绘制过程都没有文献记载，但该图与1402年朝鲜人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下简称“《疆理图》”）极为相似，无论是地图的形式或内容，都明显承袭蒙元时代留下的舆图风格，特别是非洲部分和中国东南沿海一线，两图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疆理图》比《大明混一图》尺寸小，纵158.5厘米，横168.0厘米，底部的跋文清楚的介绍了该图绘制经过及资料底图来源。该地图是以元代吴门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为底本，对朝鲜地图进行了增广，并加入了日本的地理元素。可惜，《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现已失传，后世学者仅能通过其他线索推测其原貌，如清浚于元至正庚子年（1360年）绘制的《广舆疆里图》。鉴于《大明混一图》与《疆理图》皆绘制于同一时期，且形式与内容相似，学者们推测，《大明混一图》的底图或许亦源于李泽民与清浚的舆图。
两大悬念
《大明混一图》
《大明混一图》的绘制年代和过程在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共识，然而，仍有两个未解之谜充满悬念。
悬念一
图上为什么有两个印度?
《大明混一图》和《疆理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有学者在对《大明混一图》上这两处贴有诸多满文转写标签，及少数因标签脱落而重现汉文注记的地名进行释读的基础上，认定图上出现了两处“印度”。
至于其原因，有研究者分析可能是由于制图者对印度洋还只有很不充分的知识，无法确定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声教广被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
悬念二
图上为什么没有长城？
《大明混一图》作为一幅宏伟的世界地图，详尽地记录了明朝的州府县治以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系，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描绘出象征中国古代边防的万里长城。而基于同一底图绘制的《疆理图》却以写实手法精细地呈现了长城的壮观景象，这无疑增加了《大明混一图》中长城缺失的神秘性。
考虑到《大明混一图》是奉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绘制，其制作过程必然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长城的遗漏不太可能是无意的疏忽。
一些专家推测，朱元璋可能有意不绘长城，以展现其扩展疆域的雄心，同时避免暴露军事部署给北方敌对势力。明初，北元残余势力仍对中原构成威胁，长城以北地区是其势力范围。朱元璋通过分封亲王加强边防，若在地图上标明长城，很有可能会泄露军事信息。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长城可能是在清朝建立后被刻意抹去，以消除前朝军事痕迹。这一谜团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探讨的话题。
价值
《大明混一图》
《大明混一图》的绘制体现了古人对自己疆域的独特理解。与文字记录相比，地图提供了更直观的空间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的地理观念。《大明混一图》所呈现的地理范围，超出了当时明人地理活动的已知范围，显示了他们对外界的探索和认识。
《大明混一图》的沿海地形描绘准确，展现了古代中国高水平的航海技术。地图的绘制特点为内地详细，边疆简略，而对欧洲和非洲等域外地区的详细描绘，显示了制图者对这些地区的深入了解。这也为1405年郑和下西洋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据分析，郑和下西洋使用的海图从中国沿海到东南亚的部分是参考《大明混一图》等中国舆图绘制的，印度洋海域则是以托勒密世界地图为基础描绘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混一图》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对非洲地理的认知，还揭示了中非之间悠久的交流历史。它的存在证明了在欧洲人“发现”非洲之前，中国已经对这片大陆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幅地图的发现，对于研究中非关系的历史、文化交流以及古代中国的海外探索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和理解历史的机会，促使我们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远比我们以往所知的要复杂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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