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论述：“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据此，“按需分配”成为我们把握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根本性特征与标志性原则。但从字面上来说，“按需分配”往往容易被机械化或物化地理解，即这里的“需要”仅仅被视为人的自然需要（或动物性需要），只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只需要单向度地获取殷实的物质财富，就可以随心所“欲”，彻底实现自由。显然，这一维度的理解，只诉求于经验直观与形式理解，无法把握马克思“需要”叙事的本质内涵，进而对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片面的理解。对于何为“人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一经典文献中，勘察马克思对“需要”的主题性论述，全面把握马克思对需要概念的叙事逻辑，复现马克思 “需要”概念的社会关系维度或“人性”维度，以期科学地把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

《手稿》中“需要”的

叙事逻辑及其本质内涵

《手稿》是马克思自《德法年鉴》实现两个“转变”后，首次有机整合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充分吸收、消化大量古典政治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对私有财产的哲学批判。廓清马克思撰写此文本的总体逻辑、方法论进路，明确马克思在何种思想语境、致思逻辑中展开对“需要”的叙事，是掌握马克思“需要”概念内涵与思想实质的方法论依据。显然，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切入，对私有财产展开总体批判，并基于这种叙事逻辑在笔记本Ⅲ的增补部分对需要概念进行专题论述。马克思在此片段开篇中展开对比性论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在私有制范围内，则具有相反的意义”——隐匿、潜在地阐明了人的需要是一种“社会”需要，是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的“需要”。严格来说，不能将人的需要机械地区分为自然需要和精神需要，更不存在单纯的人的自然需要（即动物性需要）。人的自然需要只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需要是自然、静止、非历史性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纯粹自然需要（或动物性需要）不需要人的劳动活动介入，即作为动物性需要所欲求的对象是纯自然存在物，非人化之物。但凡是人的需要，则一定会关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人的需要作为一种社会需要，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对自然或物的关系，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即人对物的自然需要蕴含着社会需要。因此，作为人的需要不限于满足自然需要，更要求获得他人的承认、尊重，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才有人的需要，“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总之，相比动物需要来说，人的需要是一种社会需要、类需要。因而，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具有丰富性、全面性与历史性。正是因为人的需要是一种社会需要，才能、才有异化的可能，动物的需要不可能异化，因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手稿》对“需要”异化的深刻揭示

基于以上叙事逻辑，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以私有财产批判叙事阐明现代社会的异化根源，更是在私有制范围内，对人的需要异化作出了具体刻画与深刻揭示。马克思在《手稿》中直接指出，在私有制即现代私有财产神圣光环下，人的需要就是货币的或资本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产生表征着人的需要从纯粹自然需要、个人需要走向抽象、社会需要，“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正是在这种需要的货币化、抽象化中，历史实现了“人”的需要即社会需要、自由需要。货币承载着抽象需要，可以在一定社会中自由兑换不同的需要对象。不仅如此，货币需要是可计算、可观察、可测量的存在物，具有无限性，进而使人的需要从有限存在转向无限追求，“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因此，在私有制范围内，人的需要异化呈现为两种趋向。其一，作为货币或资本的所有者即资产者，是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格化，把人的需要通过货币需要变得抽象化、精致化、病态化。资产者在这种抽象化的货币需要中丧失人的本质需要，衍生出诸多病态的欲望。其二，货币或资本需要的生成一定是以资本或者货币生产者即工人的需要为基础，以工人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为代价。在私有财产这一社会现实总体异化中，工人作为人的需要被资本或货币需要生产所规制，以至于在原始社会中人存在或能满足的需要即人的自然需要都被褫夺，进而“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现代私有制社会中，“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被褫夺了自然需要的人，其存在形态连动物都不如。不仅如此，工人作为抽象运动的人格载体，承担抽象劳动，其自身的需要被货币、资本逻辑所统摄、规制。

因而，现代人的需要被精准计算、量化、抽象化，以便能全面服膺于资本或货币的需要。这类需要被精准计算，尽量高效化、成本最低化，“你越少吃、少喝……即你的资本，也就越大”，以压制、节省人的需要，进而满足积累货币或资本的需要。人的需要被货币或资本需要所宰制、窄化，而国民经济学恰恰以论证这种异化的社会需要的合理性、正当性为旨趣。因而，在国民经济学论证中，真正人的需要是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总之，工人的需要被嵌入现代资本增殖逻辑体系之中，作为生产成本必然被严格计算，进而以最小的成本发挥最大效益。工人的需要必须“克制、穷困与节约”，任何奢侈在国民政治经济学家看来都不可饶恕。在现代私有财产的总体规制之下，人的各种自由需要都被压制，以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社会需要。结合《手稿》的文本思路，在私有制范围内，人的需要异化的克服、超越与扬弃，必然要在对私有财产总体扬弃之下才能根本解决，“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因此，早在《手稿》中，马克思便开始从逻辑上把握对人的需要异化的克服必须指向“私有制”。

《手稿》中“需要”叙事的理论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需要（人）的叙事始终基于异化劳动理论之上，以动物性需要为参照基础，阐明、澄清与正视人的需要的本质内涵，为彻底清算、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澄清马克思“按需分配”的真实意蕴，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做彻底清算。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性需要，不能还原为纯粹自然需要，人一切的需要都是属人的需要，即便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都被嵌入社会之中，被赋予社会性质——“活动和享受，无论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活动和社会享受”。因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按需分配”绝非仅仅从人纯粹的自然需要或动物性需要着手，把人的自然需要看成人的本质需要。人的本质需要是一种社会需要、是自我本质的确证，“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才是人的真正需要。马克思将人的需要视为自由、社会的需要，这一叙事逻辑是一贯的。早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就论述道，“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而“我所需要的，没有它的存在，我的生活就不可能充实、美满”。同时，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论述道，“不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正当欲望的需要”。因而，在马克思此时的共产主义理论之中，按需分配指向的是人的本质需要，这一需要必须从私有财产或货币需要中复归到人的自我确证需要。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按需分配”意味着在私有财产扬弃后的社会中，人的本质彻底实现以及人“类”的全面解放。因而，《手稿》对需要的叙事为共产主义社会廓清了理论前提，尤其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马克思批判这类共产主义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这个运动是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对人的需要的理解仍然局限在动物性需要层面，因而无法超越私有制范畴，“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甚至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第二，货币或资本的产生，是社会需要展开的现实方式与历史环节。货币需要是人的自由需要展开的实体化，它能自由兑换，不同于物质需要，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由向度。因而，货币或资本越发达，人类在现实层面就越自由。货币需要可以“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不在乎”。如此这般，货币能将人们从某些特殊性自然物的宰制中解放出来，跨越时空限制满足人不同的社会需要。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本身铸就、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对打破封建社会生产方式、推进人类解放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需要从货币需要演化、蜕变为资本需要，资本在主动谋求价值增殖中推动了生产者“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推进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由发展。货币、资本的产生是人类解放演进历程中的必然产物，表征着人类自由的历史状态。因而，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资本或货币整合、凝聚与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发展中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解放，而不是相反。

第三，人的需要是社会需要，自我本质的确证并非病态欲望的满足，更不能沦为牲畜般的野蛮化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免除物质匮乏的自由，避免病态欲望的生成。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两手抓——保障民生与阻击资本无序扩张，避免现代化进程中人的需要异化。人在货币或资本这一现代社会主体创制的对象中，会产生抽象、片面、非人的需要：要么是病态的欲望，要么是牲畜般的野蛮化的需要。这两种需要都不属于人的需要，是异化需要。人类社会进步不仅是对自然需要的满足，而是要在人性的维度上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因此，人的原初、自然或动物性需要必须在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发展，至少人的基本需要首先要得到满足，不至于在现代文明或历史发展中连自然需要都被褫夺，活得不如动物。无论处于何种历史发展之中，人的吃喝住穿等自然需要必须得到保障，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把民生问题置于政治高度予以考量、推崇“人民至上”的价值基础。最为重要的是，资本无序扩张，既是人的需要的异化的产物，也是人的需要的异化表现。资本无序扩张，催生了人的病态欲望，致使人“单向度”发展，人的需要被窄化、片面化、抽象化。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为指导，保障民生，确保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以最为切身的方式保障人类第一历史活动即吃喝住穿等人的基本需要，阻击资本无序扩张，从根源上防止人的需要的病态欲望的产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引领高校思政‘金课’建设研究”（22VSZ1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志强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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