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对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上，最全面最深刻的国人，应该是李大钊了。当时俄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实施了对中国的一系列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一举动让中国人非常感动，也国父孙中山都喊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
在中国的文化界，李大钊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那个时候的他，已经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仅依靠自上而下“改良、维新”，一定摆脱不了贫穷落后、挨打的现状，只有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李大钊在给朋友的信中细介绍了十月革命，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对十月革命的仰慕之情：
“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李大钊也是留洋学生 ，竟然是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虽然出身于河北农民家庭，但从小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他于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按照当时的情况，国人如果取得这所校毕业文凭回国，谋个政府机关公务员之类的职务一点问题都，更何况且李大钊学的还是“政治”专业。让人非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入学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1916年2月，李大钊就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其原因并不是挂科，要知道他的考试成绩在八十名同学中排名第四十位，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李大钊被除名的真正原因是“长期缺课”。也就是上课点名没到，而缺课的主要原因，则是李大钊把精力都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第一站却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把马克思的著作先翻译成日文，很多中国革命者最先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数是日文版。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任职于北京的《晨钟报》，用“守常”为别号和笔名发表文章。没过多久，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结识了，这个时候，两人还都没有进入北京大学就职。
南陈北李是如何走到了一起？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相互认识。
李大钊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吃饭，陈独秀作陪。为什么会这么一个饭局，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离职南下，这个位置出现了空缺，章士钊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于是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知遇之恩，于是有了这么一个饭局。
而陈独秀来北京，本来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需要大量网罗人才，蔡元培本就认识陈独秀，人才送上门来，哪能再放走，便邀请陈独秀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请客，蔡元培想让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因为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便把陈独秀也拉过来，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
通过这个饭局，陈李二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
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被特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这间藏书室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也被称为“亢慕义斋”，以便于公开活动。
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校方也不太过问他们买什么类的书籍。
很快就发生了“五四运动”，运动这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使提北大图书馆在国际上很有声望。
很多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纷纷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北大图书馆也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
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的接收者，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影响下，身边也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他们与李大钊形成了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家里也成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请教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说出来读都可能不太相信，是这些学生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那个时候，一般人家都是紧闭院门，来客要进去，必须先敲门。李大钊家的门则从来不关闭，始终虚掩，来客非常多，形成一道独特风景线。
北京大学俄文教授同时也是俄国驻华大使馆鲍立维成了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维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推荐了李大钊。
吴廷康经过鲍立维的牵线，与李大钊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二人一见如故聊得相当投机，都觉得应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时，吴廷康还经常与李大钊周围的青年学生在一起交流，这些青年才俊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都充满了革命激情。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便介绍吴廷康去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听取一下陈独秀的意见，一起协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相关事宜。
实际上早在1919年1月，陈独秀就已经意识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陈独秀号召所有社会中坚分子，“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而这种政党要“依赖国民为后援”，已经有点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至于所建立的政党究竟是何种性质，陈独秀当时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维金斯基是4月下旬到达上海的。他通过陈独秀，邀请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革命后新俄罗斯发生的变化。维金斯基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出版的外文书刊，这些刊物也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使得陈独秀的建党步伐加快。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就已经搞了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合在一起，先后同各地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6月，维金斯基从上海写信向上级汇报：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表示要把中国国内的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心组织。
此信中称特别赞扬陈独秀，说他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和非常出名的教授”。
当时的维金斯基并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曾想把任何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社团，不论仰和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都可称其为“革命小组”，并试图借助陈独秀、李大钊的威望将这些社团统一起来，组建成共产党。
而陈独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组建政党基础是有“独立信仰”的“中坚分子”，即这个政党一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处。显然，陈独秀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要建立政党的组成人员，就应该信仰马克思主义。
可见，陈独秀与维金斯基之间在建党立足点上存在分歧，争议则不可避免。
最后，维金斯基不能说服陈独秀改变建党思路，实现同无政府主义的合作。同时，由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维金斯基也无法抛开陈独秀另立炉灶组建中国共产党。
最后，维金斯基只得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肯定了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工作并予以帮助。
陈独秀加快了党的组建工作。1920年6月间多次与李汉俊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当初定的名字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共产国际协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过程
吴廷康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又派了马林为代表，带着经费来到中国，负责组建中国共产党。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马林用什么方式、带来了多少钱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足够大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支付代表们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的。
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进一步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其结果也是相当满意，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时机成熟，于是回到上海，与其他进小组成员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李大钊也派出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与马林同行，因此，张国焘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李达和李汉俊在上海与马林见面，他们俩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在马林的安排下，李达和李汉俊负责联系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邀请请这些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共同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当时中国的北京、上海、长沙等地都已经建有共产主义小组；旅日和旅法的留学生中，也建有共产主义小组。
李达和李汉俊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给每个代表汇去了100元路费，在信中表示，无论中途远近。会议结束后，参会的每位代表还可以额外领到50元的路费。
这笔钱的数目在当时绝对不小了。那个时候，上海的一名普通警察每月也只能领十元左右，警长最高也只有十八元；买一辆进口小轿车，也只是一千元左右。照这么计算这笔路费着实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用不完。
代表们的住宿被安排在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由于学生已经放假，因此学生宿舍便是最安全和实惠了，而且住在学校，吃饭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女校的食堂负责安排，根据当时的消费水平，费用也不高。六七个人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吃一顿不错的饭，也不过元钱而已，也可以吃到上海小吃生煎馒头、蟹壳黄等。
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以及邓中夏等人都住在这里。
其中广东代表陈公博还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同时参加会议，所以在上海大东旅社入住。北京代表张国焘第一个报到。虽然给他安排了铺位，但他很少住在这里面，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常住在外面。
学校的通铺可以让代表们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湖南代表毛泽东唯一享受单间，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的身材高大，睡地板上的芦席不习惯，如果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又特别占地方；另一方面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别人肯定无法入睡，只好让他一个人睡一间屋。
最开始，会议的地点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公馆，公馆的主人正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刚好外出旅游不在家中。为什么建党纪念日选在7月1日，而会议真正召开的时间却是7月23日。主要是在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没有完全搞清楚“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
在开幕式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同时建议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会议进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正式确定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会议期间，李公馆的场面可想像得出来，平时只有李书城一家出入的李公馆，突然有一群不同打扮、不同口音的人，进进出出，而且还有金发碧眼的老外，很容易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于是在开会期间，就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无缘无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其他地方开会。
马林的警觉是有道理的，租界的巡捕们很快就来了，亏得代表们早有准备，巡捕们一无所获，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好险，如果没来得及撤退，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会议去哪里开呢。曾经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景色美，又有一个西湖，既能一边避暑又能一边开会，理论上是个好地方。关键没有本地人支持，人生地不熟，安全更加无法保障，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提出一个建议：
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召开会议
王会悟当时还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只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的理由：嘉兴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好，上海市民每到暑假期间，都有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习惯，外地人去那里也不容易被人注意，关键距离近，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王会悟提前在嘉兴南湖附近定下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的住处，还别出心裁地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在南湖上租了一艘游船。
不得不说，这个安排很有创意。在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欣赏美景，相对而言安全系数也高，不用担心被旁人偷听。
后来叶挺、贺龙和叶剑英等人商量南昌起义时，为什么会选择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船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这是一艘高级的画舫，类似于现在的豪华游艇。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宽平的船头上还搭有凉棚，方便遮阳挡雨，瞭望周围的动静也容易啊。
王会悟用女性特有细心，在中舱里备下酒菜，准备民间乐器和休闲麻将来掩人耳目，自己还装扮成一个脂粉香气、年轻俊俏、打扮入时的歌女，抱着琵琶款款出现在船头，从表面上看，完全是一群有钱人在在游玩，让中共一大顺利继续召开。
7月31日下午6点钟，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也宣布一个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多年以后，董必武清明游南湖时，题下著名的诗句，在小学课文《南湖》里可以读到。
南陈北李为什么没参加会议
由于陈独秀当时的领袖地位是无可替代，因此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会还一致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虽然在当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呼声很高，但是“南陈”的陈独秀和“北李”的李大钊两位领袖，两人都没有参加会议，这个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这也是很多读者所无法理解的，这么重大的会议，两位领袖怎么就抽不出时来参加会议呢？
他俩的缺席，竟然都直接与“讨薪”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的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正因为有一笔教育款项没有到位，而四处奔波，故无法到上海开会。
李大钊则所在北京大学，也被政府拖欠工资，已达数月之久，为了养家糊口，教授们也顾不上什么斯文形象，组成了一个“索薪会”，代表教授们与政府交涉，原本“索薪会”是马叙伦，结果马教授生病，大家就推举了李大钊为代理主席，主持着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所以一时半刻脱不开身。
当时连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一般的工农群众就更不用说了。国际代表马林也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上的后半段会议。
几位关键人物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确实有些遗憾，这些领导人之间也失去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当时也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及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建党之初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就有了意见分歧
中共一大后，在一段时间内，马林对中共最初的工作进展很不满意，要求
“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开始了两人的合作。只是结果让大家都没有想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与无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在工作中发生一系列冲突，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两人会面谈了好几次，但“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原因之一是，在与马林会谈之前，有同志后映是马林看不起中国党，有点先入为主的意思，从陈独秀的学识而言，应该不会受这方面的影响。只是，陈独秀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这才他与马林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马林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体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为总部和支部的关系，中共所有工作方针、计划都必须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则不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刚起步，不需要戴什么第三国际的帽子。
尤其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能靠别人的钱来革命，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况且共产国际的钱也不是白拿，坚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他的观点，从现在的角度而言也是完全正确的。
陈独秀与马林的分歧发生后，张太雷在不停地做马林和陈独秀的工作。陈独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事，自己解决，不得受共产国际的干预。马林无法说服陈独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请陈独秀再三考虑，改日再谈。
陈独秀收到马林的信后，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在家里被逮捕了。
这次被捕，却让陈独秀与马林关系的转变发生。最高领导人被捕。马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就以外国人身份，花重金聘请律师，打通各个关节，终于使陈独秀获释。
陈独秀出狱后，张太雷又在第一时间转达了马林对陈独秀的问候，陈独秀“很和气”地表示过一两天就约马林会谈。
几天后，陈独秀与马林再次坐下来。经过这次遇难之后，两人都增加了对形势的了解，握手言和。气氛和谐，观点上都作了一定的让步。马林也不再坚持必须有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国革命，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自己决定，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不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
陈独秀也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双方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留下的裂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也始了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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