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调查关于贺龙写给蒋介石 “求降信”一事，以正视听，因该事件存在诸多疑点。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取证后发现，所谓的“求降信” 完全是伪造出来的，而背后的黑手竟是国务院参事李仲公。
得知真相后，负责此案的杨贵感到愤怒与不甘，他认为对此等恶行绝不能轻饶，应当依法严惩李仲公。
当华国锋将此情况上报给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置时，周总理却只说了一句：“就这样吧。”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李仲公做出陷害贺龙的行为？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陷害行为，为何周总理没有对他施以严惩呢？
逮捕蒋介石派来的说客
在大革命时期，贺龙以过人的胆识和骁勇善战的能力，屡立战功。就连蒋介石都对他很是青睐，许诺给予他高官厚禄，意图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
不过蒋介石派出去的那些说客，不是被贺龙扣押起来，就是直接被枪毙了，蒋介石花费了大把的精力都没有拉拢过来，其中，李仲公就是蒋派去的说客之一。
李仲公是蒋介石的亲信，在蒋介石身边为其出谋划策。1927年，李仲公来到汉口，准备策动驻扎在这里的一些将领拥蒋。
贺龙就是他的目标之一，但李仲公并不认识贺龙，贸然求见怕是会被拒之门外。于是便想到了贺龙手底下还有个自己的老相识——严仁珊。
贺龙从不摆架子，与部下之间的关系十分要好，常常会到部下家中走动。李仲公就利用这一点在严仁珊家中住下耐心等待。
当然了，李仲公并没有告诉严仁珊自己此行的目的，只说希望帮忙引荐一下。果不其然，没多久，贺龙就来到了严仁珊家中。
严仁珊趁机对贺龙说道：“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见你。”贺龙听后，脸上闪过一丝警觉。
李仲公并没有说明此番的目的，所以严仁珊也不太清楚。虽然贺龙并不想与蒋介石有什么交集，但权衡利弊后，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与李仲公的会面。
李仲公
初次见面，贺龙就很不喜欢眼前的李仲公，总觉得他虚伪得很。贺龙表面上保持着礼貌和客气，两人寒暄了几句后，贺龙便离开了。
李仲公也知道此事急不得，第二天便宴请了一众川、滇将领吃饭，极力邀请贺龙出席。
第二天，贺龙如约赴宴，宴会上，贺龙发现这次的宴请，来的都是各路将领，且这次宴会的排面也不小。
贺龙愈发觉得此事不简单，他的目的绝不单纯。之后，李仲公又相约贺龙前往严仁珊家打牌谈心。
贺龙心想：狐狸尾巴终于漏出来了，恐怕并不是打牌这么简单。正如贺龙所料那般，李仲公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的目的。
希望贺龙可以到蒋介石身边工作，当然好处是不会少的，有什么要求也尽管提，都会满足。
贺龙为人刚正不阿，他参加革命，本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现如今对方竟然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
贺龙听后无比气愤，言辞拒绝了李仲公，考虑到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反共”，于是只命手下将其逮捕，交给了唐生智。
本想直接就地枪毙了李仲公，但这时邓演达出面将他保了下来。鉴于邓演达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遂将李仲公放了。
拉拢不成，竟将自己给扣押甚至枪毙，李仲公哪受得了这种气。从此，李仲公也算是跟贺龙结下了梁子。
伪造信件，陷害贺龙
国民党失势后，李仲公找到了共产党，他正好抓住了共产党对于有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采取的团结合作、既往不咎的政策。
于是，他顺利成为了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他不满足于当前的职位，向组织提出了调往西南军区任职的申请。
进入这个部门并非易事。经过初步的审查，组织发现他在“三三一惨案”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总理想起了曾与李仲公有接触的贺龙，他认为贺龙可能对李仲公的情况有所了解，便写了一封信给贺龙询问意见。
贺龙的回复客观公正，不带有任何个人主义色彩，原原本本地将这件事情如实禀报，周恩来也有了个大致了解。
而后经过多方面的探讨和征求意见，李仲公并没有进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到贺龙曾给周恩来写信。
得知贺龙曾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李仲公心里就认定，自己进不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是贺龙从中作梗，李仲公心中更加怨恨。
1957年，李仲公找到周恩来，以自己的家乡是贵州，对贵州熟悉为由，提出调到贵州担任省长的请求。
周恩来表示有想法当然可任意提，但需要组织上慎重考虑。没想到李仲公竟赖着不肯离开。
此时，周恩来电话通知贺龙过来，贺龙到场后，笑着说道：“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把你送到唐生智那里后，怎么后来不见你人，你怎么走了啊？”
李仲公十分尴尬，生怕他继续说下去，把自己的老底抖了出来，敷衍了一句后，落荒而逃了。
贺龙认为，李仲公之前由于历史问题没能调往西南军区，现如今让他担任地方省长，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李仲公虽心生怨恨，但贺龙身居高位，自己也不好发作。在特殊时期，贺龙受到冲击，李仲公一看，机会来了。
他开始精心策划如何陷害贺龙，以报复心中的积怨。
他编造了一则谎言，声称在三十年代，贺龙曾给他写过一封亲笔信，信中百般讨好他，希望他能居中牵线，帮助贺龙与蒋介石沟通，甚至乞求投降。
据李仲公称，不幸的是这封信早已被烧毁，所以没有纸质证明，但他保证确有此事，李仲公却将这虚构的故事描绘得有鼻子有眼的。
而李仲公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在短时间内撰写了一份千余字的材料，详细描述了这一虚构的情节，企图以此作为陷害贺龙的证据。
李仲公手里哪有什么所谓的“求降信”，虽然自己为了圆这个谎，声称信已经烧了。
但那边根本不信信会被烧掉，于是找到他，让他把信交出。一个谎说出去了，往往需要一个更大的谎去圆。
他为了陷害贺龙，他决定伪造信件。当专案组的人询问为什么之前要谎称信件被烧了时。
他也只能将这一切推到他妻子身上，声称是妻子的害怕和不理解导致他未能及时交出所谓的“投降信”。
这两封所谓的“投降信”，编排贺龙是一个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的人，成为了贺龙遭受迫害的导火索。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心怀叵测的李仲公，贺龙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就这样，贺龙遭到了迫害。
沉冤昭雪，真相大白
1974年9月，中共中央下令重查关于贺龙写给蒋介石 “求降信”一事，为贺龙平反，因该事件存在诸多疑点。
华国锋将信件交给了杨贵等人，杨贵仔细观察了信件上的字迹，发现如果通过字迹来辨别的话，难度有些大。
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字迹也会发生些许改变。于是他们将调查的着重点放在了纸张和墨汁上进行调查。
没两天结果就出来了，信件果然是伪造的！为什么这么笃定呢？经过调查发现，纸张和墨汁都是在建国后生产的。
华国锋
而李仲公所说贺龙在三十年代给自己写的 “求降信”的背景完全不符，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他为陷害贺龙所编制的谎言。
得知真相后，负责此案的杨贵感到愤怒与不甘，他认为对此等恶行绝不能轻饶，应当依法严惩李仲公。
华国锋将这一事件尽数报告给了周总理，将杨贵的建议作出了转达，并请示该如何处置李仲公。
周总理却开口说道：“就这样吧。”听到这话的华国锋眉头紧锁，显然不理解总理这么做的意思。周总理叹了口气，缓缓开口说道：
“李仲公已经八十多岁了，如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已大不如前，不要说给他判刑了，就是把调查结果告诉他，恐怕他也未必能承受得住。”
最终，在1974年9月29日，李仲公诬陷贺龙一案终于真相大白，贺龙的名誉得到恢复。
次年6月，此时已是重病缠身，可他仍旧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
周总理紧紧握着贺龙夫人的手，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颤抖地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而李仲公，这个曾经陷害贺龙元帅的罪魁祸首，在晚年也为自己曾经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李仲公已经年近九旬，身体孱弱，生活无法自理，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决定不将他关押进监狱。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过去行为的宽恕和纵容。于是，将李仲公的职务撤销了，每个月，他只能领取到80元的生活费。
这份惩罚不仅是对他过去行为的惩戒，更是对他晚年生活的警示和提醒。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过错，反思自己的行为，为曾经的错误付出代价。
这样的结局，既体现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人文关怀，也彰显了对于历史真相的尊重和维护。
结语
历史的公正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
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我们都不能忘记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们，更不能容忍对他们名誉的玷污和诋毁。
在探寻历史的真相时，不能轻信传言和无根据的说法，必须依靠严谨的证据和分析来还原事实本身。
同时，他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应该保持客观和公正的态度。
而李仲公的晚年境遇则是对他过去行为的必然回应。他的错误行为不仅让他失去了曾经的权力和地位，更让他在晚年背负着愧疚和悔恨。
这种惩罚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警醒，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它告诉我们，任何违背正义和良知的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时间多久，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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