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失败,给我国脆弱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创,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
为扭转这一局面,毛主席先从思想层面剖析原因,批判大跃进中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现象。随后,在 1961 年将其定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全党干部赴农村调研。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不久,毛主席指示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各带小组分别前往湖南、广东和浙江开展农村调查。仅五天后,毛主席乘专列亲自调研七个省市的农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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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途中,毛主席不断收到各小组汇报。经分析,他发现人民公社制度存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1961 年 2 月,毛主席在广州召集三支调查小组,起草完善人民公社制度的协议。广州会议后,毛主席主持起草“六十条”草案,并宣布延长调查研究工作,以观察新政策试验情况。
在此期间,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纷纷从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深入农村社队调查。他们将调查结果汇报给毛主席,均指出“社员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度不满,要求取消”。之后,毛主席增派大批调查组前往多地调查,结果与中央领导报告一致。通过调查研究和试验,党中央修正“六十条”草案,取消公共食堂制度,进一步修改生产队模式,缓解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未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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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修正后的“六十条”草案全国推行时,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包产到户制度。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率先发现其好处,1961 年 3 月,他两次向毛主席汇报推行责任田问题。毛主席回复:“你们搞嘛,搞坏了你们检讨就是了。”曾希圣又给中央领导写信并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认为可以就普遍推广。”然而,1961 年底,曾希圣因“刮五风”问题受批判,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制度面临危机。
1962 年 4 月,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呼声达顶点,田家英赴京汇报,几位中央领导均支持责任田制度。刘少奇对田家英说:“我的意见是先在‘秀才’们中酝酿一下,看看反映再下结论。”并在与陈云讨论时表示:“工业的政策已经退了,农业也该退,可以推行包产到户。”6 月,邓小平听取田家英汇报后明确赞成:“困难时期,可以用各种办法解决农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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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6 月,陈云在上海看到安徽农民搞责任田的材料,认定这是特殊时期必要方式。在外地视察中,他根据家乡调查结果研究出“分田到户”制度。返回北京后,陈云与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交换意见,大家都赞同。
7 月 6 日,陈云鼓足勇气向毛主席详细陈述“分田到户”,他说:“分田到户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的产量,不会影响征购,也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分田四年就可恢复,否则至少需要八年。”对此,毛主席暂时未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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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次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十分生气,严厉批评陈云所提的“分田到户”,将其视为包产到户的一种。毛主席说:“搞包产,搞单干,用不了多久,穷人就活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买地卖地,放高利贷,讨小老婆……”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制度和政策的倒退,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虽未直接批评陈云,但否定了包产到户制度,这场农业改革运动最终演变成阶级斗争运动,包产到户制度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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