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7年，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和毛岸青终于回到国内，不久后，毛主席思念李敏将她接到北京自己的身边抚养，而贺子珍则南下前往哥哥贺敏学家中生活。
此后，李敏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之沟通的桥梁，毛主席假期就会派李敏前往上海探望贺子珍，1953年，毛主席从李敏口中得知贺子珍住房困难，听到贺子珍在上海困难，毛主席长叹一声嘱咐李敏：“去找你汪东兴叔叔。”
毛主席为何让李敏找汪东兴办事?贺子珍在上海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她和毛主席是怎样联系的？
贺子珍南下到上海
1947年，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和毛岸青在王稼祥夫妇，罗荣桓夫妇的陪同下，回到国内，一些在井冈山和长征中的老战友得知贺子珍回国，特意赶到机场欢迎她。
老战友陶铸夫人曾志恰好在哈尔滨汇报工作，特意赶来迎接贺子珍，贺子珍一眼便认出来，高兴地说：
“曾志，我怎么会不认识你，我在苏联常常想起你。”
贺子珍和欢迎她的老战友一一热情地打招呼，她激动地哽咽：
“我终于回了家，回到亲人的身边。”
东北党组织对她回国很重视，在工作上，精神上，生活上都给予了很大关怀和照顾，在贺子珍在再三要求之下，党组织安排到东北财委机关总工会工作。
女儿李敏被送到东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学习，而贺子珍回国后，精神也越来越好，也积极地投身于工作之中。
1948年秋天，随着辽沈战役结束，贺子珍带着李敏毛岸青迁移到沈阳，在这里，她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
姐妹重逢后，贺子珍在妹妹贺怡的陪同下随南下干部于1949年6月中旬从天津乘坐火车来到上海，当时上海解放不久，中央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
得知贺子珍到来，哥哥贺敏学和陈毅都表示热烈欢迎，陈毅还特意为贺子珍的到来在饭店设宴表示欢迎。
宴席上，陈毅表示对贺子珍的热烈欢迎，他说道：
“贺子珍同志是井冈山的一位女杰，他们兄妹对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上海欢迎贺子珍的到来。”
陈毅让贺子珍放心，他们不仅欢迎她，而且还要将她的生活安排好，要体现党对革命老同志的关怀。
贺子珍被陈毅充满诚挚，友好，关心的讲话所感动，她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手帕擦了擦将要流下的眼泪，陈毅又说：
“贺子珍来上海毛主席是很关心的，曾经向我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开销从他的稿费中支出。”
我对毛主席说：
“我们整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贺子珍？她的费用由我们上海包了。”
贺子珍这时表示她要尽快工作，而陈毅则担心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再休养上一段时间，组织上再考虑她的工作问题。
聚会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贺子珍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她对自己一直无所事事，感到十分不安，一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来华东局开会，抽空来看望贺子珍，他们都是贺子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
当贺子珍将自己急于工作的愿望告诉他们时，谭震林询问贺子珍愿不愿意到浙江工作，贺子珍听后，没有丝毫犹豫，贺子珍对工作的执着得到了华东局的认可与支持，随后，她正式被委任为杭州市妇女联合会的主任。
贺子珍上任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领导全市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在工作中也渐渐焕发生机，然而，她的妹妹贺怡却在赣南寻找小毛毛时，不幸发生车祸牺牲。
这一噩耗对于贺子珍来说，深受打击，她终于病倒了，陈毅得知后，非常悲痛和惋惜，得知贺子珍因妹妹之死，悲伤过度而病倒，考虑到上海医疗，生活各方面条件比杭州好，于是派专人前往杭州接贺子珍来上海治病，休养。
贺子珍之后也长期定居在上海，毛主席为了安慰贺子珍，常常将李敏派到上海代他问候贺子珍，李敏一到寒暑假便到贺子珍这里看望。
毛主席得知贺子珍住房困难，嘱咐李敏找汪东兴
而对于毛主席的关心，贺子珍深有体会，内心十分感激，李敏回北京的时候，贺子珍也是大包小包将南方的土特产让女儿往北京带，她有时给毛主席送去南方的新鲜蔬菜，都是以前毛主席最爱吃的，在北方不容易买到。
有一次，她给毛主席捎去一只银质的，做得很精致的挖耳勺，贺子珍一直记得，毛主席是油耳朵，有经常要清除耳垢的习惯。
此外，每次李敏探亲回北京，贺子珍都要给李敏一份礼物，有毛线，毛质的衣料，总要同样一份让李敏带给李讷，她这样做，也是从内心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幸福，让毛主席的生活过得愉快，而她自己则宁愿处在局外人的地位。
每次李敏从上海回到北京，毛主席也爱打听李敏在上海见到贺子珍的情况，而李敏一直以来也是充当爸爸妈妈的通讯员。
十五岁那年，她要去上海看望贺子珍，毛主席听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李敏提出来毛主席找人送她去，可是毛主席不允许，他严厉批评道：
“我十七八岁就自己扛着行李去长沙了，你这么大了还要人送吗？”
“好吧，不要送，我走丢了，看你怎么办？到上海我找不到家怎么办？”
李敏开玩笑问毛主席。
毛主席思索片刻说道：
“你丢了，爸爸就没有娇娇了”，
毛主席开始犹豫，考虑到李敏在国外长大，在国内生活的时间太短，路那么远，又不熟，汉语说的不利索，安全的问题还是要考虑。
于是，毛主席派警卫人员陪着李敏南下，到上海见贺子珍，贺子珍的身体渐渐恢复，她定居在上海，她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眼看着社会主义建设一天天展开，蓬勃向上，她更是心急如焚。
她一次一次地跑到上海市委，请求分配工作，然而，她一次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她想见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而接待她的只有普通的工作人员。
贺子珍生气地质问道：
“我身体好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
接待他的人支支吾吾的，贺子珍再度陷入巨大得了落寞中，而李敏的到来让她十分高兴。
在李敏眼中，妈妈瘦了，而李敏也注意到，妈妈的情绪大不如从前，她常常陷入深思，但是她关心毛主席，就不停地问这问那，只要是涉及到毛主席的，她都要问，而且还要刨根问底。
“你爸爸胖了吗？工作忙嘛？累吗？还是那么厉害地抽烟吗”？
经常穿什么衣服”等等，而李敏要回北京时，贺子珍搂着她哭了，贺子珍是刚强的，但是每次李敏回北京哭的都特别伤心。
而回到北京后，毛主席也十分关心贺子珍的近况，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听女儿的谈话，想念贺子珍，看着李敏的脸庞很像贺子珍，毛主席抚摸着女儿的头和脸，流着泪，感触地说：
“孩子，你看你的脸和嘴多么像你的妈妈呀！”
毛主席还询问李敏贺子珍最近咋样，李敏故意骗毛主席说：
“我妈妈现在很胖，腰都粗了。”
但是，李敏却没有骗过爸爸，毛主席摇摇头，长长的叹息一声说道：
“你妈妈不可能发胖。”
毛主席指出她过去的身体的比较瘦弱，现在又有病，心情不好，是没有办法胖起来的。
李敏感到诧异，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没有见面，怎么知道的那么准，这时候，李敏只好如实地跟毛主席汇报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又打听贺子珍的生活起居情况，李敏告诉他，妈妈同表妹们住在一起，只有一间不大的屋子，住的很拥挤。
毛主席感到贺子珍应该住的宽敞一点，但不好直接说什么，只是对李敏说：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汪东兴叔叔，我办不了的事情，他却能办到。”
对于汪东兴，毛主席十分信任，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而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兢兢业业工作，汪东兴是在1947年被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而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经进逼延安，毛主席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主席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汪东兴的出身，经历，政治素质以及对工作的细心，深受毛主席的称赞，在转战陕北时，毛主席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一项是让汪东兴代他开敌人，第二项就是在撤离延安时，毛李主席交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
而这两项任务，汪东兴都出色地完成，毛主席也通过这两项任务，看到汪东兴的很多长处，一直对汪东兴很赏识。
此后，毛主席一直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以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还经常派他代自己接送重要的客人，转达自己的意见，足以见得毛主席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进北平的路上到后来居住香山，搬进中南海，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承担起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主席的安保工作。
这项工作，虽然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是工作范围更大， 指责更加重要，也表明毛主席对汪东兴更加信任，毛主席对此说过：
“他是要一直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
因此毛主席很放心将贺子珍的困难问题交给汪东兴解决，对于贺子珍，汪东兴在延安干部团时就认识了，对她很尊敬，称她为贺大姐。
而当汪东兴得知贺子珍住房困难时，没多久，他就委托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帮忙解决了此事，他安排贺子珍住进了湖南路的一栋房子里。
这座房子是一所沪上民宅，是一座法式建筑，解放后这里成为陈毅的住所，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后来奉调中央，房子便空出来了，汪东兴通过视为让贺子珍搬进去了。
而这所房子一是隐蔽，二是对于幽居上海的贺子珍来说，这里确实保密，因此很适合贺子珍居住。
得知贺子珍住所有着落，毛主席感到很欣慰，他一直很关心贺子珍，在院子里，种着许多玫瑰花，毛主席告诉李敏，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那桂字和玫瑰的“瑰”字同音，以后，父女俩只要看到玫瑰花，就会心照不宣地对视而笑，同时想起了他们思念的贺子珍。
又是一个假期，李敏自己乘坐火车到上海看望贺子珍，临回北京时，贺子珍一再告诫她：
“出访不要坐飞机，飞机很危险，还是坐火车安全。”
原来，是贺子珍听广播说，有个外国人坐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她着急了，贺子珍思念毛主席，可是她从来不说她和毛主席过去的生活，一句也不提，也没有一丝抱怨，对毛主席的神情埋藏在她的心底。
一天，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听广播，突然，收音机里传来毛主席讲话的录音，贺子珍一下子就呆住了，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好久都没有听到了。
“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
贺子珍说道。
收音机把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就坐在收音机旁边，一遍遍听着，她不想吃饭，也不睡觉，就这样，她在收音机旁边，坐了一整夜，此后，贺子珍病倒了，滴水不进，精神恍惚。
毛主席得知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祝咐她要注意身体，不要不吃药，不看病，要听医生的话，信中还要求贺敏学代为照顾他。
很快，毛主席又派李敏到上海来，代她去看望贺子珍，临行前，毛主席告诉李敏：
“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
贺子珍看完信之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肯吃药了，烟也戒了。
李敏就这样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她是个通讯员，沟通着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情感，一直到1958年，贺子珍想回到江西住一个星期。
江西省省委当即表示：
“江西欢迎她回来，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住多久，她都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
而在此期间，毛主席在江西开八届二中全会，在方志纯朱旦华和水静的帮助下，毛主席和贺子珍秘密相见，贺子珍看到毛主席泣不成声，他们二人还谈论了李敏的婚事。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相约第二天见面再谈，却殊不知是竟然是最后一面，此后毛主席便回到北京主持了李敏的婚礼，而贺子珍则回到上海继续休养身体……..
贺子珍病中“未敢忘忧国”
贺子珍自从搬到湖南路262号后，她继续保持着革命时期的艰苦作风，在这里种菜，甚至还养过猪，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
贺子珍从永新接过来的孩子有十几个，还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贺子珍的侄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的医院，都是贺子珍出钱给他治病的，那只猪养肥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尽管贺子珍在湖南路住了15年之久，但是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毛主席来上海时住的兴国宾馆派来的。
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贺子珍的标准是每天三元，李敏以及侄女贺海峰，贺小平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贺子珍的工资高一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开销。
在这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贺子珍生活了多年，自从和毛主席相见后，贺子珍的病势越来越严重，瘦的很厉害。
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贺子珍提供的生活条件都是很优厚的，并且专门配备了医生和护士，
自从贺子珍解放初来到上海之后，上海市委都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从住房，治病到生活都给予了最优厚的待遇，而她的工资以及吃穿用度，的确由上海市委承包下来，一直到1977年她犯病住进华东医院，而毛主席的逝世，再次打击了贺子珍……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之际，贺子珍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喃喃自语道：
“润之，你怎么就走了”。
于是，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主席的像上，向毛主席的遗像深深地鞠躬，又将自己侄女儿，外甥叫来，安排他们去北京奔丧。
李敏在北京安葬完父亲后，随即赶往了上海，贺子珍只对她只说了一句话：
“对你爸爸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你爸爸遗志，为人民好好工作。”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天，上海市委书记以及领导到医院看望贺子珍，贺子珍高兴地对市领导说：
“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贺子珍高兴地对医护人员说：
“我要积极治疗，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一定将我的身体努力搞好”，
之后她一直坚持着恢复自己的左腿功能，每天锻炼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贺子珍在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后，她同女儿女婿一同前往北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并且敬献了花圈，不久之后，在上海的哥哥贺敏学来信，说上海有个气功师治偏袒有效果，这终于促成了贺子珍的南下。
贺子珍在1981年5月，从北京回到上海，一直到1984年4月初，贺子珍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住进了华东医院，虽然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19日下午，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逝世了，享年75岁。
亲人们簇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李敏哭的气都回不过来了，而贺子珍留给女儿的精神遗产却是丰富的，李敏继承了贺子珍的待人处事，深受贺子珍的影响。
贺子珍去世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将她的骨灰放一室，众多老战友前来吊唁，贺子珍带着对毛主席的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即使离去，她仍旧是当年井冈山上的“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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