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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平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基本价值,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
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等文化理念,形成了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优良传统。在《尚书》《诗经》等典籍中,“和”与“平”等词语就在调和、平衡等含义上大量使用了。例如,《尚书·尧典》写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诗经·江汉》曰:“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到春秋战国以后,和平就被概括和提升为一种具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意义的理念和原则。《礼记》曰:“礼之以和为贵”“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学》还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作为士大夫终身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的兵书,但其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止战,主张“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倡导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反对阻隔闭塞、强人从己、丛林法则,以互利合作、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使中华文明光耀千秋、泽被天下。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率领的大汉和平使团就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丽史诗。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行,秉持“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平等贸易,扩大文化交流,促成亲善往来,尊重异域风俗,调解邦国纷争,赢得了西洋多国人民的爱戴,成为举世公认的航海家、外交家与和平使者。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四大发明等传到西方,也将胡椒、亚麻、香料等带回中国。一代又一代“丝路人”建立起东西方和平的桥梁、合作的纽带,他们使用的不是战马长矛,而是骆驼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美国汉学家卜德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数百年前,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1/3的时候,也没有对外侵略扩张。即使在近代屡遭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境况下,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未放弃、从不消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爱好和平、追求和谐不仅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历史传统,而且得到了世界进步人士的感知与赞扬。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肯尼亚前总统肯雅塔指出:“总有一些人喜欢对我们指手画脚,而中国则是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议程。”“中国从不居高临下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正是非中合作的独特之处。”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新中国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最迫切的愿望是制止战争、缔造和平。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促进人类解放与和平、进步为己任,派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毛泽东多次声明:“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扭转了鸦片战争以后外敌入侵、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屈辱历史,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而且迅速提高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使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在现代世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开辟了新路,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赞誉。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调整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是靠殖民掠夺和武力扩张,而是靠艰苦创业和开放合作,走出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康庄大道。
新时代中国的和平理念和政策
是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冷战思维、集团政治阴魂不散,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道行径依然存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场多边会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历史反复证明:和平是国泰民安的基石和发展繁荣的前提。爱和平、谋发展是中华民族从历史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贡献给全人类的首要的共同价值。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让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志强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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