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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名家黄永年先生的代表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于2004年问世,绝版已久,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精装再版,可贺也!

面对传统中国政治,国人甚至前辈史学家也有传统视角,比如明暗与忠奸、进步与反动。是吧?

黄永年老先生离这匠气就有点距离。

他开张就质疑了前辈史学大家们的一些传统观点,对一些史学权威发出挑战。

历史学界嘛,确实需要这种精神。

众所周知,历史搞成政治,那就没啥意思了。

但恰恰有很多人,搞成政治,你不搞成政治,有政治搞你。

只是,六至九世纪的中国政治,能搞出什么史呢?

一般人,只会想起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先生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程。

那么讲什么呢?

人事和制度。

也亏了这书1952年首发,也亏了钱穆搞的还是纯粹的历史。总之这本书到现在还是经典。

当然,黄永年也不是直接就跳出了那种传统的匠气的。

黄永年最早是吕思勉、顾颉刚的学生,1946年进入复旦才对唐史感了兴趣,这个时候他受到的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的启发。

而在陈寅恪之前,他受到的是《通鉴》的影响,凡事不外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等读了陈寅恪,才知道历史是要寻找发展规律的。

195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做的是上交的政治课助教。后来随迁西安,又被打成右派,劳动四年后进了校图书馆。

黄老先生也风趣,说,虽然帽子摘了,但还是不允许阿Q革命,那我就重新捡史吧。

当时的史,主旋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也去决定去了。决定的过程才发现,诸多人不配谈史。或者这样说,经济基础固然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但按你的那法子,它就不决定好吧。

一句话,同样都是称呼美女,但你口中的美女,与我口中的美女,不是一个美。

1978年,黄先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右派也正式平反,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研究政治史了——唐的政治史。

但整个学界,还是明暗忠奸那一套,用黄老先生的说法,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不免俗。陈寅恪先生的那一套,几乎不被考虑。

至于唐代的政治斗争,50年起出现的是庶族地主进步、士族反动这一套史观,黄先生认为,更欠真实,决不能信从。

好样的。

起点就高出几个格。

应该是读陈寅恪的书读出的毛病。

陈寅恪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当幸慰。

当然,他只是追随了陈寅恪的某种方法与视角,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与史识。

而且,研究唐史的中间,他发现,中唐,特别是晚唐以后,宜归入宋史范畴,而他研究的中唐以前,需要一直往前追溯,溯及力可达齐、周、杨隋!

是咧。

历史的断代,可不是表面的那种,朝代的断代。

特别是政治,何况宏观政治层面,两千年来皆秦政呢?

但就微观及机制来讲,齐、周、隋、唐,还贯穿一些与地理有关的议题呢,比如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

这才是精确的政治史。

这就导致了书名的难命。

总不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那样来拟,也不能直接叫北朝齐周及隋至中唐政治史。

所以就取了个巧,用公元吧。

于是就有了这《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按黄老先生的观点。

中国的西周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文武分途的封建地主制,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实为转型期间领主制的一次回光返照,门阀以至关陇集团的文武合一,自然更是落后现象。与此同时,江左的梁、陈已进入文武分途,东魏、北齐之文武分途亦已明显——所以,不是黄老先生没有进步与落后观,也有,但内核,与传统大有不同。一句话,你们是肉弹美女,我这边可能早是知性美女了。定位是社会及文化发展。

黄老先生的观点,自魏晋起,中国历史进入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这个转型到杨隋唐初实已完成,此后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造极于赵宋之世。其文化的光辉灿烂,一方面,中国领主制的西周春秋不可比拟,另一方面,西欧领主制的中世纪也不可比拟。只可惜,西欧由中世纪领主制进化为资本主义了,我们依然是地主制,我们可不就落后了。

这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解释吧。

就看你服不服。

还要送个彩蛋。

马嵬驿兵变为例。

以往的研究认为,是皇太子李亨(后来的肃宗)指使禁军大将陈玄礼诛杀了杨国忠,逼迫杨贵妃自缢,《长恨歌》言“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永年先生并不认同。黄先生认为,如果陈玄礼在马嵬驿诛杀杨国忠是受李亨指使,自然就是李亨的嫡系,事后就应该随李亨北上建功立业,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马嵬驿兵变后,陈玄礼非但没有北上,而是和高力士一起护送玄宗入川,并于次年十月随同已成为太上皇的玄宗返回。未到长安,“肃宗派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也就是立即剥夺了陈玄礼的护卫权。如果说陈玄礼随玄宗入川还可能是“潜伏”的话,剥夺了陈玄礼的护卫权则明显解释不通。尤其是,到了上元元年(760年),玄宗被迫迁居荒凉的西内宫后,高力士配流巫州,陈玄礼也遭勒令致仕。可见陈玄礼和肃宗之间并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陈玄礼诛杀杨国忠绝非李亨指使。

不是李亨,那会是谁呢?

黄永年先生从大量史料中抽丝剥茧,如侦探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者是高力士。

开元十九年(731年),高力士在与王毛仲为代表的禁军争权中获胜,王毛仲等禁军将领被贬逐,追随高力士的陈玄礼等禁军将领获得重用。高力士从此掌控了内朝但仍不满足,渐起争外朝之心。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杨国忠拜相后,与高力士之间权争不断。天宝十三年,高力士就建议玄宗弃杨,玄宗久而不答。天宝十四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后,陈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可见,高、陈除杨之心早已有之,只是没有找到合适机会。

天宝十五年,眼见叛军直逼长安,玄宗匆匆出京谋幸蜀,到了马嵬驿,除自己手中禁军外,再无掣肘,此时再不对杨国忠下手更待何时?再则,杨国忠曾从军于蜀,蜀地是其大本营。一旦入蜀,与杨矛盾深重的高、陈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故此,马嵬驿就成了杨国忠的坟场!国忠父子既诛,太真不合供奉,也就只能把小美女缢于佛堂了,谁让你是杨国忠堂妹呢!何况,杨国忠能入玄宗法眼,本就因其是杨贵妃之堂兄,唐玄宗大舅哥。

这样解释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呢?

当然,上述剧透只是《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个问题。

黄永年先生在书中议及十五个问题。一是北齐政治的真相;二是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的真相;三是西魏府兵制问题;四是李唐创业与玄武门之变;五是高宗与武后问题;六是李武政权问题;七是玄宗一朝中枢格局;八是马嵬驿之变;九是范阳节度使与奚、契丹的关系;十是关于安史之乱的问题;十一是肃宗两朝中枢格局问题;十二是两税法相关问题;十三是泾师之变问题;十四讲述永贞革新;最后谈宪宗之死。

这才是治史,庖丁解牛。黄永年先生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着手,考辨史料,抉发历史真相,解释政治现象。

20多年过去了,书里的观点,肯定不是最新的,部分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我相信,无论专业人员还是文史爱好者,都会被黄先生对史料的娴熟运用、细致入微的分析探究所震撼。这就是功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