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西藏亚东边访
杨立池
中篇
西藏，有几顶桂冠，“雪域高原”、“世界屋脊”，其中被誉为“生命禁区”是何等地壮美。
恶劣地自然环境，异常艰苦地生存条件，造就了藏族人的骁勇，检验了军人如铁地意志。
这里的气象，就象善变的娃娃脸，一阵阴、一会晴，时而倾盆大雨，而时风卷苍天大地。
无人道地摧毁，别说施工修路，就连行人迈步都相当困难。
但工兵战士们，慢慢习惯了，习以为常了。面对狂风掀来的飞沙走石，只是扭身回避一下，用手遮挡一下眼晴，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施工了。
部队住在山坡下的一个平坝子，搭建了一排排雨布拼对的小帐篷。所谓“帐篷”，就是用树枝削的两个木竿竖在中间，两块雨布扣着搭向两边，两个战士一对，对脚睡在一个被窝。
晚上睡觉还要沓上羊皮大衣，夜风袭来，许多战士第二天早晨起来，大衣、头发落了一层灰沙和白霜。
灶房很简陋了，除案板、大米、面粉、蔬菜等放在帐篷里面，高压锅、煮饭锅、炒菜锅，都搭露在蓬布外。
炊事班每次炒菜，才搬动油、盐、酱、醋。蔬菜仅是洋芋、红白萝卜、大白菜、莲花白等。
这些东西都是从好几公里外的地方一步一步挪动背过来的，滚流的热汗落在身后的脚窝里。
我三连战士曹广怀，每次搬家要扛两袋面粉，一百多斤的高压锅，压在后背也不在话下，照背不误。
他是个四川人，一顿能吃两大碗米饭，外加一桶肉罐头，力大如牛。
修路要从营区爬40多分钟的山坡，才能到修路地点。施工只有八九两个月的黄金时段，还要避开雨雪刮风时间，任务很急很重。
营里按连队人数分成段，连里再分到各班，在4800米的高海拔地区施工，还要在短时期内完成，确实需要毅力、干劲和勇气。
在这里，不需要打眼放炮，主要工具是铁镐、撬杠和军用铁锹。
恶劣环境的气候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
炊事班想方设法改善伙食，根据南北方战士的口味保证吃好吃饱。爱吃米饭的，每顿都有大肉罐头炒菜，爱吃馒头的，保证富强粉馒头的供应。
二连七班班长常长水一顿饭吃了18个馒头，恰好被许政委碰到，他在全营大会上讲评施工成绩时说，我们有的同志一顿吃了18个馒头，吃了我的三天，可想我们的战士每天施工要下多大的苦。
更有甚者，八班班长王建永和战士李卫民、常劲合、边巴塔杰四个人一顿吃了多半面袋馒头，外加两桶罐头。
他们为了赶这一段工程，怕来回上下坡耽误时间，派边巴塔杰回去取饭。炊事班长给装了半面袋馒头，给了一桶罐头，边巴又偷偷抓了十多个馒头，多拿了一桶罐头。
边巴背到工地，几个人硬是吃光了，馒头虽然不大，一个也在一两多，每个人最少吃20几个。回来给炊事班班长还面袋子是空的。
班长误认为他们把剩下的馒头藏了起来，边巴辩解说真的吃光了。班长一问很惊奇，“我的天哪，真是争了熊啦！四个人硬是把一袋馒头吃光了”，迅速在全营传开，成为一段佳话。
能吃、能干、能拼，是祖国边防军人的一种姿态、一种气势、一种博大地胸怀。
9月底，因为山上过冷停止了修路，部队从海拔5000米高的工地撤到山下营地。
部队回到营地也没有闲着，又被安排了新任务，一部分为师部在日喀则新建营房采伐木料。一部分挖窑烧木炭，为师部解决冬寒取暖问题。
在原始森林中采伐，要间隔伐木，留有规定距离，绝不允许大片剃光头，保护森林生态。
营地的两面山上，阴面多是桦树、杂木，阳面多是松树，密密麻麻，人都很难进去。
当时部队伐木工具只有大马锯，全靠人力伐木，一车接一车地运走。
这一年冬，我下到三连五班任班长，权育田任副班长，副排长高禾柱也住在五班。
冬季烧木炭很辛苦，用材主要是桦树，树伐倒又要锯成一节一节的，根据粗细装窑，点火要有技术，既要防止烧不透，又要防止烧过火废了。
工作程序是白天伐木装窑下班点火，晚上半夜起床封窑。高副排长以身作则，晚上起床的时次总是比别人多，封窑的火候技术很到位，烧出的木炭黑里透亮，清脆耐燃。
经过部队“大熔炉”的熔炼，我们这批蒲城六八年入伍兵己成熟起来，一部分由士兵提拔为军官，成为工兵营的顶梁柱和骨干，挑起了部队管理指挥的大梁。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1971年3月，是我入伍的第三个年头，在工兵营和高炮营的蒲城籍战友大部分复员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和国家政策，这些复员士兵被当地政府安置了工作，多数人被安排到铁路工程单位，又钻进大山，打隧道修铁路，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力流汗了。
这一年西藏、青海地方，也要了一批复员军人。工兵营三连的米智清、王大元；二连的张志财、杨月印、王运旺等5人被安置到拉萨市运输公司、西郊汽车大修厂、自治区组织部等单位。长期建藏，扎根边疆，是他们终生的使命和追求。
被留在部队的蒲城兵，从1970年就开始，就被逐步被提干。我被任营部书记，赵西平任二连三排长，刘申山任一连一排长，王克礼任一连司务长，全营副班长到排长基本上都是蒲城68年兵。
5月上旬，我走马上任，接任营部书记，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军服由两个兜变成了四个兜，从战士成长为国家干部，每月54元的工资，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的工作就是营部办公室主任角色，文件的上传下达，档案文件的管理，营部的日常事务等等。
我直接受许政委领导，许政委常常叫我“秀才”，当然，我是许政委的得力助手。
距县城12公里的下亚东原始森林,被誉为祖国西南前哨的一座绿色宝库。
林内主要有杉树、落叶松、藏青杨等几十种树。
主要野生动物有小熊猫、金钱豹、长尾叶猴、獐子、熊、猞猁、野驴等，也是几十个品种。
中草药有黄连、天麻、虫草、续缎、七叶一枝花、雪莲花、党参、当归、贝母、黑白乌头、三七、麦冬等珍贵药材。
在这里,千年古树、瀑布飞流、鸟语花香、青山緑水、气候宜人。
河流两岸悬崖峭壁，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下亚东原始森林的深处,还有一块巨型的龟石静静地卧在水流喘急的亚东河中。
这块巨石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佛祖释迦牟尼得道之后,为弘扬佛法,使人间幸福美满。就派神龟前往拉萨,给那里的人们带去可以五谷丰登的种子。
在神龟路经亚东此处时,当地众神们热情招待了神龟,神龟心中豪气顿生,为之动容,遂大撒神种,酒醒过后就留在亚东。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山清水秀的亚东。
1971年初，东巴基斯坦政治动荡，要求自治独立。
3月，印度内阁、议会通过了支持东巴建立“孟加拉国”的决议。
到了6月，中印边界趋势紧张，为了保证西藏边防地区的公路畅通，“亚指”要求抽调仲巴、昂仁、萨迦3个县，800多名藏族民工，由工兵营二连副指导员周忠任和一排长郭仁学，指挥这批民工修筑下亚东通往边防的公路。
藏族民工，男女各半，用藏族同胞的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一个民工大队，由各县主要领导任队长，各乡村领导任分队长，小队长。
民工队也像部队一样，分班、排、连，由军方战士们带工修路。藏族民工很听话，干活很卖力，按照上级要求提前完成了修路任务。
不幸的是仲巴县民工吉仁次巴，因心脏病突发身亡，县上民工负责人，要求部队出面举行个火葬仪式，给家属一个交代。
西藏藏民丧葬仪式一般分为：塔、天、水、火、土、树葬六种，火葬是高尚的丧葬方式，拉萨地区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举行这种葬仪。
有的高僧在火化后，骨灰制成“擦擦”（小泥佛）供在宗教场所，或者带到高山之巅随风扬撒，或者撒进江河让其随波浪流向远方。
在远离拉萨的藏南、藏东南地区，因有丰富的树木作为燃料，普通老百姓也采用火葬。
6月18日，周副指导员和郭排长组织民工代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火葬仪式，把人用柴禾围起，浇上汽油点火，民工围着柴禾堆，一边转圈，一边念着佛经，经过两个小时，尸体化为灰烬，民工代表才散开离去。
部队给发了补贴，次巴的哥哥才带上骨灰回了老家。
7月，工兵营又要爬上海拔高5300米的山上，完成一段修路任务。这段工程已到岗巴县界境内，施工进展较为顺利。
新华社驻拉萨的记者于仁华，看到这支修路部队的有关报道后，专程从拉萨赶来采访报道。
我安排他在山上住宿，由于氧气不足，难以入睡，半夜刘医助给配了个氧气袋，才勉强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带着于记者赶到工地，云雾在身边缠绕，从这头很难看到那头。一个个战士铁红色的脸上，布满了一层层尘灰，干裂的嘴唇皮跷得好高。
他有意识地拉开了一个战士的手套，手上长满了老茧，手的虎口震裂的血渠还没有完全愈合。
于记者感动得连连吁吁了几声，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战士，简直是铁打的。
不久于记者在藏南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海拔四千八百米高山上的钢铁战士》，军报还做了转载，在军中广泛传诵。
10月，部队全部撤到这条公路25公里处营地，亚东气温急剧下降，每个帐篷都生了火炉，棉衣也上身了。
各连把剩余的雷管、导火索都上交到营部，我一一整理，登记造册，入了营部仓库。
有一天我去了二连，文书交给了我两个雷管，我用纸包好放到口袋里，回到住处，把纸包的雷管顺手放在桌子上。
谁知，过了两天，我打扫卫生，竟忘了把纸包扔到垃圾筐里了， 晚上火炉熄火了，我没在意，顺手用垃圾筐里的纸引燃火炉。突然，“砰、砰”两声雷管爆炸，好危险，一场虚惊。
那时，连排干部全配有54式小手枪，常装有实弹夹。晚上查岗或执行任务，有些人上有顶堂火，一般关上一道保险。
星期天，我拿出手枪，准备擦枪，先取出实弹夹。
没想到前一天，陪副营长巡逻，忘记了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没退岀来，所以就在拆枪时扣了一下扳机，“呯”的一声，子弹冲出枪口，从炉子烟筒上穿过，打在了帐蓬的立柱上。
帐蓬里还坐着几个人，从阎恒山腿边掠过，好险啊！幸亏没有打着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从此后，我深刻记位这次教训。不敢疏忽大意了。
（未完待续）
（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杨立池：陕西蒲城人，1968年3月入伍，在西藏陆军53师服役，历任战士、文书、副排长、后勤干事、指导员、营部书记等职务。1984转业于渭南行政公署担任公务员（县处）级别。杨立池入伍第二年，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既是尼木叛乱中的幸存者，又是西尼木平叛的参与亲历者。在耄耋之年，以自己成长、经历，写下了40万字的《尼木归来》的军旅体裁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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