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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章太炎称之为“康有为门下之小史,盛宣怀校内之洋奴”;
冯玉祥斥之为“变节为一人之老狗”;
既有人吹他、捧他.也有人骂他、恨他……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是生活在特殊时代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他,22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早年参加康梁“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图强;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人之一。作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对他毕生待之以师礼,蒋经国则称他是“生平最钦佩的人”。他死后,于右任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并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唯一的一个陪祀铜像就是他。胡适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他就是——吴稚晖。
从陋儒蜕变成革命家
有时候,比较两个同龄人是很有意思的。吴稚晖与谭嗣同是同庚,吴稚晖出生于1865年3月25日,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3月10日,彼此的生日仅相差半个月。吴稚晖出身于小商贩家庭,谭嗣同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彼此的门第相距天悬地远。吴稚晖家境贫寒,从小苦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多次会试,名落孙山,在科举这条黑路上闷头耷脑兜了许多年,青春岁月被八股制艺消磨殆尽,却难酬夙愿。谭嗣同则家境富裕,虽饱读诗书,但用功的方向完全不在于科场功名,他学佛击剑,任侠遨游,饱览天下山川形胜,志在维新变法,虽粉身不惧。完全可以这么说,谭嗣同被绑缚菜市口,朗吟绝笔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变法事业飞溅第一滴血的时候,吴稚晖仍是一位沉溺于八股迷梦而欲醒未醒的陋儒。两位同龄人,由于经历各异,觉悟或速或迟,彼此的思想、境界竟有霄壤云泥之别。倘若吴稚晖不是在戊戌年(1898)大梦初醒,与八股制艺割断情分,三年后赴日本游学,七年后夤缘结识孙中山,发足飞奔,类似乌鸡变凤凰,陋儒闹革命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
三十岁左右,吴稚晖仍然浑浑噩噩,为科场功名奋力打拼。康有为利用乙未年(1895)会试之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吴稚晖名居其列,纯粹是被组织者笼统捎入的,并非主动参与。当时,虽然他心存传统士子“忠君报国”的念头,但究竟如何个忠法,如何个报法,都相当模糊。有位朋友看不过眼,就用纸条的形式打趣过他:“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史暮经,三十之年,胡胡混混。”吴稚晖受到刺激,恨不得立刻“扔了那劳什子的文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除开科举这条独木桥,一时间,他真还想不到也找不着新的出路。天津北洋学堂新开的铁路班需要国文教习,薪水为每月纹银30两,吴稚晖得到了这个教职,总算展眉舒心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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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
甲午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尽露行藏,这等于是给了那些“代圣人立言”的士子一记当头棒喝。吴稚晖的老乡徐仲虎在满清权贵荣禄的府中当差,所见所闻,全是政以贿成,卖官鬻爵,聊天时,他每讲一个故事,吴稚晖对朝廷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就增加一分认识,对自己的前途就丧失一分信心。与此同时,他读《强学报》《时务报》,对维新党宣传家梁启超的言论就不再那么抵触了,甚至还“受了些许暗示”。
1897年12月17日,吴稚晖与好友廉泉结伴,去北京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谈及时政,吴稚晖的问题是:“要改新中国,哪件最要?”康有为的回答并不高明:“有应去之三害:鸦片,八股,小脚。”吴稚晖对康有为的回答相当满意,他笑道:“那就省便,鸦片只要大家不吸,八股只要大家不做,小脚只要大家不缠。”康有为怪诞,吴稚晖迂腐,两人竟一唱一和,康有为双手竖起大拇指,狂呼道:“好极了呀!好极了呀!”那一刻,吴稚晖将他视为天神下凡。他的直接回应就是:康有为靠上书举世闻名,他也要来一次高调模仿。于是他草成三千字的折子,选在戊戌年(1898)元旦这天,去左都御史瞿鸿玑的住宅前拦轿献书。瞿鸿玑装模作样地浏览一遍,讲了几句宽心话,此书就泥牛入海,没了下文。从此,吴稚晖自命为维新派,无人质疑,可是心里头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挥之不散:他遵照事前的约定,放弃了戊戌年的会试,梁启超却食言自肥,照旧入场。
吴稚晖口没遮拦,出恶语,骂上司,自砸了饭碗。所幸以中国之大,当时除开北洋学堂外,还有南洋公学,吴稚晖跳槽成功,担任学长,兼授国文,薪水涨得不多,眼界却开阔不少。难得的是,他脑筋急转弯,对于废除八股文的公议,表示了赞成。为了刷新精神面貌,他还特意改名,吴朓变成了吴敬恒。畏友蔡元培曾嘲笑吴稚晖为“吴不恒”,这使他大受触动,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以往“空谈得多,实干不够,许多事情不能善始善终”,此后务须以敬业之恒心,担负个人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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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书法
1901年,吴稚晖留学日本,这是他彻底破开“陋儒之茧”的良机。往昔,他说过“我们所以维新,就为要保住辫子”,赴东瀛后不久,同样的蠢话居然说两遍,别人劝他剪辫子,他的回答是:“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了:钮永建、程家柽等人邀他去拜访孙中山,他却不去;众人都夸赞孙中山人格伟大、学识渊博、气量宽宏、见解超卓,他卻不服。他的疑惑是:孙中山哪有三头六臂,其才华能超过梁启超吗?其才干能超过张之洞吗?距离革命领袖越近,吴稚晖的“雪盲症”就越严重,彼时的根源只有一个:陋儒之茧未破,他的心理上限是维新,而不是革命。
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为了安置退学的学生,蔡元培筹款办起了爱国学社,他出任总理,吴稚晖出任学监。吴稚晖与进步青年的接触逐渐增多,与蔡元培的交往日益密切,参加张园的爱国演说和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训练,为《苏报》撰写“论说”,尤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吴稚晖一改冬烘先生的面貌,一脱陋儒的窠臼,开始投身于时代潮流,与之合拍。多年后,他总结道:“我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一步浪漫起来……当爱国学社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教育会,我自己便不是一个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天下的事情就这么有趣,吴稚晖在日本东京不想见孙中山,孙中山却在英国伦敦想见吴稚晖。1905年的某个春日,孙中山敲开吴稚晖的寓所大门,经过自我介绍,宾主握手如仪。从闻名到见面,十年了,昔日的成见已经雾散烟消。
《苏报》案后,吴稚晖流亡欧洲,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观察英、法等国的政教,对腐败无救的清王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漂泊异域,处处艰辛,革命的意念更容易生根发芽,与革命党共气连枝也没了心理障碍。那时,孙中山的言行常见诸西方报刊,吴稚晖疑惑尽释,唯有折服和钦佩,视之为“一个天生的伟人”。如今,孙中山登门拜访,感动之余,一见如故。
1905年冬,同盟会会员曹亚伯肩负使命,从东京乘船来到伦敦,召集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开会,邀请大家加入同盟会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誓书摆在面前,吴稚晖看到“当天发誓”就不爽,看到“平均地权”更是发笑,他说:“啊呀!我们要革命就革命好了,何必去学康有为那帮人的行径,发什么‘富有票’呢?”他这么调侃,弄得曹亚伯甚是尴尬。所幸孙鸿哲很会打圆场,没有使场面冷却。吴稚晖转弯也快,终于挣脱了身上最后那一片陋儒之茧,加入了革命阵营。
不做官僚,只问国事
吴稚晖曾写信给好友李石曾,郑重表态:“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以此说法考量他的作为,并不完全吻合,但出入不大。
1901年冬天,两广总督陶模邀请吴稚晖与钮永建,赴粤筹备广东大学堂与广东武备学堂,吴稚晖遂有了与官府打交道的初次体验。当时,南洋侨商已为广东武备学堂捐款8万两白银,陶模的意向十分明确,将濂溪祠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建的广雅书院合并,作为广东大学堂的校址。然而陶模已是风烛残年,遭到广东官场的排斥,心力交瘁,辞职获准后不久,眼见南洋侨商的捐款被继任者德寿中饱私囊,一气之下,呜呼哀哉。吴稚晖近距离观察了广东官场的种种阴暗面,谋人不谋事尚在其次,吏治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广东大学堂刚招完第一批学生,他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带着26人去日本留学,其中就有日后的国民党要员胡汉民。
从1903年9月到1911年底,吴稚晖旅居欧洲近九年,创办《新世纪》刊物,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他与一些文化精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甚深,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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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吴稚晖(右)在伦敦合影
1911年底,吴稚晖回国。翌年初,他去南京拜访孙中山,适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紧锣密鼓地组阁。旧官僚竭力钻营,革命党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也在明争暗斗,有见于此,吴稚晖避之唯恐不及。他有自知之明,摇笔杆能摇出花来,做官则必定弄个嘴啃泥。吴稚晖对表侄说过这样一番话:“革命党得了志,一些人风光起来,面目都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染上一些儿官僚习气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改良社会固然是大工程,但必须从个人私德的基础做起。1912年2月,吴稚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廉泉、张继等人)合计,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此会的规约分为当然进德三条和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三条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然进德五条是:不为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吴稚晖是“丙部会员”,须遵守全部八条规约,自称为“极品会员”。
清规戒律摆在面前,遵守一时易,恪守一生难。进德会会员个个标榜不做官,却没有几人能“守身如玉”。日后,汪精卫、戴季陶是党国要员,十分显赫。吴稚晖好一些,他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人部长,名义上却是“暂代”,打的是擦边球。他做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主席,还做过国大代表,后者是议员性质,应算负约。此外,他平日吃肉,也应算负约。然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专门成立稽勋局,颁发勋位,孙中山、黄兴力辞不受,吴稚晖也不肯接茬,还特意上书,极尽调侃之能事。进德会影响虽大,作为却小,从会员自律的效果来看,更像是“监守自盗”。即便如此,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仍上纲上线,攻之甚急,认为“党员以做官为污,别倡主义”造成了“误党误国”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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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与蒋介石
吴稚晖不肯做官,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不问国事。1924年秋,孙中山决定挥师北伐,却忌惮与他失和的粤军大将陈炯明不肯配合,断其后路。于是吴稚晖受汪精卫之托,赴广东充当调和大使。这位花甲老人不愿看到革命阵营发生内讧,先是在曲江车站跪求孙中山宽恕陈炯明,然后又去海丰跪求陈炯明给孙中山写一封悔过书。男儿膝下有黄金,倘若不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吴稚晖又何至于情急之下,跪在别人面前哀求?就算他出以至诚,无奈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死结难以解开,最终兵戎相见,两败俱伤,南方时局急转直下,吴稚晖痛心不已。
有人说,吴稚晖下跪,是他的“撒手锏”,可惜命中率低,不能每发必中。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铲共,欲拉拢汪精卫结盟,吴稚晖居间充当说客。当时,汪精卫正享受“左派领袖”的尊荣,不甘心受制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会讨论时,他始终不肯松口。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试想,做说客的是国民党元老,他当众下跪,却徒唤奈何,于事无补,围观者也都是党国要员,却帮不上手,进不上言,一个个面面相觑,呆若木鸡,剧情如此,画风如此,是不是比任何折子戏都更为精彩?
孙中山弥留之际,国民党元老为其政治遗嘱定名,一度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用“遗诰”的名义,有人主张用“遗命”的名义,吴稚晖却提出反对意见:国民党以平民主义、共和精神为依皈,不宜沾染帝王色彩,于是会议决定采用“总理遗嘱”的名义对外发布。吴稚晖与孙中山相识二十年,他对孙中山的人格力量是衷心折服的,但他对孙中山的某些做法和主张(比如聘请苏联顾问、联俄、容共)并不赞同。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对迅速崛起的政界、军界明星蒋介石刮目相看,激赏不已,此后二十多年,他为蒋家父子效忠,可谓披肝沥胆,殚精竭虑。每到危难时期,必以大护法的身份拼命护法,以大智囊的角色出谋划策,蒋介石感铭五内,投桃报李,对吴稚晖礼遇之优渥,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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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书法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蒋介石决定请出吴稚晖继任此职。诱惑足够大,垂涎者足够多,吴稚晖却敬谢不敏,自喻为“闯进大觀园的刘姥姥”,难膺此重任。在孔子强调的君子“三戒”中,第三戒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吴稚晖年近八旬,不贪取国中首屈一指的名位,足证他不肯做官的定力确有八九分成色。
数十年间,吴稚晖无官一身轻,他具有自知之明,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别人干得欢,他却做不来,何况他喜欢仗着胆子撰文说话,依着性子处事待人,得罪了各党各派不少头面角色,日陷非议与讪骂之中。他的侄孙女吴续新说过一句大实话:“我叔公的长处,就是不做官。他对一切都大而化之。如果他做官的话,也一定是个昏官。”应该说,这样的判断是符合逻辑的。
一位典型的灰调人物是不可能黑白分明的。吴稚晖浑身是料,集合了近现代知识精英的诸多思想矛盾,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又有西方近代文明的花叶,其政治主张变化多端,言行文字诡异无比,被人视为奇葩和怪胎,就不难理解了。有人说:一位胖子的体内必定藏着一位瘦子。同理可得:一位“粗人”的体内也可能藏着一位“狠人”。吴稚晖晚年效忠于蒋介石,可谓愚忠和死忠,他为蒋氏父子出手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亦毋庸讳言,但这也只是其人生千姿百态中的数姿数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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