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下旬,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追赶红军,党和红军又到了一个生死危急关头。耿飚后来回忆说:
“乌江是在遵义开会之前,到遵义就一定要过乌江。当时蒋介石追赶我们的军队都在我们的后面,红军只要一过乌江就自然把他们挡住了,可是,如果过不了乌江,我们就全完了,红军就全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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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还没有到达乌江,进军到贵州黄平的时候,就已是12月下旬,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
这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柑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然后,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王稼祥问张闻天:
“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
接着,他又说道:“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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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这两句话, 令王稼祥心中一震。这也是他最近思考和也想说的话。
当天晚上,王稼祥首先打电话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然后,他用电话又告诉毛泽东,告诉他们自己和张闻天的想法。
耿飚回忆说:“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主席出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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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想法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于是,在红军将领中越传越广,这又获得下面的红军将领的支持。耿飚时任红1军团2师4团团长,他说:
“就在红军赶奔乌江边的路上,张闻天、王稼祥躺在桔园里休息的时候说了上面这番话。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担任红1军团参谋长的左权,接着刘伯承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之后,我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2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当时2师的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他们派我们4团到靠近四川凉峰崖下边离重庆不远的渡口那里,去堵来自四川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在遵义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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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出山后,很快就扭转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被动状况,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政治军事图书热卖榜第9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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