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4年前，权威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强调：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优化“强省会”模式的一个重要信号。
随后不久，多省都明确提出要打造区域“副中心”。
相应的，这也让一些有着“独大”特点的省会城市，有意识地承担起对全省的辐射带动和“反哺”责任。
这其中，作为“强省会”典型、并承受“虹吸”争议的成都，尤其具有代表性。
最近，种种迹象表明，在告别“独大”之路上，成都正在悄然加速。
01
作为“强省会”的成都，到底有多强？
一般来说，目前衡量“强省会”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首位度。它的测算方式之一，是指省会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
就2023年的情况看，省会首位度居第一档的是三个城市：长春、银川、西宁。
它们的GDP占全省比重接近或超过全省的一半。不过，它们很难说是真正的“强省会”。
西部君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说过，真正的“强省会”，首先还是得建立自身的“强”之上，而不能仅仅看占比。
比如，长春的首位度虽然高达51%，但其GDP总量仍只在7000亿级别。
相对来说，综合首位度、经济总量、资源配置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看，成都、武汉、西安，这三座首位度超过30%，且经济总量过万亿，在省内有着“独大”特征的省会城市，才是最为典型的“强省会”。
其中，成都在这三座城市中，首位度排名第一，且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人口超过2100万，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强省会”。
注意，这里说的是第一，更多是综合首位度等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断言成都就是综合实力上的最强省会。
比如，论经济总量，成都在27个省会（首府）城市中，落后于广州，排名第二。
综合其他更多的指标，到底谁是广州之后，综合实力最强的“第二省会”，尚存争议。
而能够显示成都在“强省会”方面地位的，或者说也是成都的“强省会”地位招致争议的另一个指标是，成都GDP是省内第二城绵阳GDP的5倍左右。
这种落差，放在全国也是相当高了（事实上，这种算法也是最初衡量首位度的标准），甚至远高于武汉、西安。
正是因为种种方面的特殊性，不夸张地说，说到“强省会”，言必称成都。
02
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历史、地理、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的，绝不是一句省会城市“吸血”就能够解释的。
比如，四川缺乏足够经济、人口体量的“第二城”，有一个重要背景不该忽视，即四川的地级市数量达21个，和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并列全国第一。
但客观上，对于经济总量已升至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的四川来说，告别“一市独大”，在成都之外，打造更多的次中心，或是更有力的经济支撑点，的确越来越显必要。
那么，四川和成都，到底有没有条件呢？
答案当然是，有。
成都本身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有能力更有效带动其他区域协调发展，自然就不说了。
对四川而言，常住人口超过8000万，在成都之外，还拥有绵阳、德阳、宜宾、南充等一批具有一定历史底蕴和产业、人口基础的城市，培养几座综合实力相对更突出的“副中心”城市，完全有可能。
事实上，这方面四川的意识，也是比较超前的。
2018年，在当时“副中心”概念还并不那么流行的时候，四川就提出了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着力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和后来很多省份直接指定副中心不同，四川采取的是七城竞争的模式，也即靠实际发展成绩来决高下。
此后的2020年，四川先后批复了宜宾三江新区、南充临江新区和绵阳科技城新区等新区，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做大做强。
2021年，四川又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和这7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目的也是为更多的副中心城市提供发展便利。
在此基础上，2022年底，四川又提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五区共兴”的理念。
最终，经过数年的比拼，四川逐渐确立了三大副中心：
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绵阳、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
从效果看，副中心建设的进展是比较明显的。
2019年，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占四川GDP比重分别为6.1%，10.0%，9.5%，合计25.6%；成都占比为36.5%。
2023年，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占四川GDP比重分别为6.7%，10.9%，9.0%，合计26.6%；成都为36.7%。
也即，三大“副中心”整体占比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成都GDP占全省比重从2019年的36.5%升至2023年的36.7%，只是略微上升。
同时，成都GDP与第二城绵阳的比例，也从之前的接近6倍，降低到5倍左右。
此外，成都之外，四川终于有了第一个GDP突破4000亿的城市。GDP2000亿以上的城市，也达到7个。
03
当然，告别“一城独大”，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说人为降低“独大”城市的发展优势和分量。
这需要政策的支持，“副中心”城市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强省会更好发挥牵引带动作用。
事实上，成都增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担当，这也是政策的明确要求。
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就有一系列的举措：
增强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强化协同辐射带动作用，以大带小、加快培育中小城市，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提升成都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推动都市圈外围地区加快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形成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周边、链式配套、梯度布局的都市圈产业分工体系。
成都也拿出了积极行动。
如在2018年到2019年的一年时间内，成都就和川内其余20个市州全部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并探索建立“存量不动+增量分成”区域利益分享模式，加快构建“总部研发在成都、生产配套在市(州)”新型合作关系
进入都市圈时代，成都在协同带动其他区域发展上的牵引力，就体现得更充分了。
最近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日前成都、德阳7对合作区（市）县签约共建产业园区。
四川天府新区与德阳经开区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高新区与德阳旌阳区拟围绕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锦江区与德阳中江县拟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青羊区与广汉市拟围绕传感器结对共建产业园区；成都金牛区与什邡市拟围绕低空经济、通用航空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武侯区与绵竹市拟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成都成华区与德阳罗江区拟围绕机器人智能制造结对共建产业园区。
并且，此次合作领域既有平台共享、人才互济、联合招商等互补共赢的务实举措，又有公司共建、统计分成、财税分算等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
尤其是统计分成、财税分算等方面开展探索，这对于提升彼此的合作共赢，告别单向度的“吸”与“被吸”，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当然，都市圈之外，成都的辐射带动也在加力。
以高校、医院这类高端资源为例，近年来成都开启了一轮对全川的“反哺”行动。
如四川师范大学遂宁校区于2023年开始招生，使得遂宁结束了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川音成都美院资阳临空校区建成招生，华西第二医院眉山妇女儿童医院建成投用；
宜宾更是成为大赢家，引入的大学数量，下图可见一斑：
此外，四川大学眉山校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正加快建设……
产业方面，支持省内市（州）创新主体入驻成都科创生态岛，提质建设成阿工业园、成宜装备制造产业园、四川区域协同发展总部基地等产业合作平台。
总体上看，不管是在发展资源上，还是产业协作上，成都向全省释放的“共享性”在增强。
04
但要指出的是，成都增强对全省的牵引带动作用，应该是一个共赢的过程，而绝不是此消彼长。
这可以在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在认识上，应该明确，更多的“副中心”壮大起来，为全省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撑，促进四川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如此成都的“强”，才更显含金量。
要知道，成都的“强省会”地位之所以遭受争议，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就是，成都所背靠的四川尽管经济总量已位居全国第五，但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水平、各项人均指标，离真正的经济“强省”还有明显差距。
如果四川的总体发展水平不实现新的跃升，成都的“强”，总难免底气不足、授人以柄。
因此，成都更好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协同其他城市加快发展，最终撑起一个更强大的四川，其实也有助于提高自身“强省会”的成色。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近期成都、四川在人事方面的“创举”，或有利于成都更好彰显对全省的协同带动作用。
其二，当前成都GDP站上2万亿新高度，要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实现发展要素的更高效、科学分配，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比如，通过破除壁垒，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成都的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和其他区域的资源、土地等发展要素实现更紧密、科学的再融合、再分配，就有望产生“1+1>2”之效。
这一点，置于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其实，在产业方面，成都与其他区域的协作共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比如，成都都市圈的“跨市”产业集群，就颇有亮点。
目前全国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成都都市圈拥有3个：
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
今年，成都还明确提出，力争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规模突破3500亿元。
当然，总体看，成都目前的产业外溢，主要还是以都市圈为主。毕竟，每个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都是有半径限制的。这也反过来说明，四川打造更多“副中心”的重要性。
但即便就都市圈角度看，这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有着突出意义。
要知道，2023年成都都市圈经济总量2.78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3000万，以占全省6%的面积贡献了全省47%的经济总量。
未来，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的完善，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成都都市圈的经济、人口承载力都将继续提升，在全省扮演起更重要的“主干”角色。这其实就是助推全川发展水平的提质。
一定程度上说，作为第一“强省会”的成都，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不仅关乎经济大省四川的发展质量和速度，也事关“强省会”模式的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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