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边发起了第三次围攻，相较于第二次围攻，这一次的兵力不但有所增加，而且在军事上和地方保安队相结合，誓要在三个月内歼灭红军。
陈先瑞率领的74师分析了敌人此次进攻的特点之后，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既能够避开敌人主力，又能发挥出部队善于游击的长处，变被动为主动。在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74师三个团分别深入敌后，四处破坏敌人交通，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在红二方面军发起成徽两康战役后，陕南敌人大部西调，74师趁机在宁陕县集中休整。至此，敌人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11月，74师行进至商南县，准备袭击河南省边界的保安队。当战斗打响之后，陈先瑞才意识到遇到了正规军，不但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官兵训练有素。没有退路得陈先瑞只能投入全部兵力，利用地形和敌人激战。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后，敌人彻底被击溃，死伤数百人，74师的斗志彻底被激发。战后，74师北上途中再次遭遇保安团加强连，面对敌人“俄国造”的装备，手枪团灵活机动，迂回敌后一举将敌人拿下。
这一仗，让74师的一个连全部换上了“俄国造”。
紧接着，74师转入洛南，相继歼灭了两个民团之后，来到了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圈之后，陈先瑞派少数部队登上华山，到处张贴标语，为红军大造声势，弄的敌人四处告急。
当时中央红军正在西征，毛主席听说74师正在南面大闹华山，高兴地直夸陈先瑞配合得好。那个时候陈先瑞并不会知道，33年后，他会因为这一次“大闹华山”，被推上风口浪尖。
1961年，已经养病三年的陈先瑞，被中央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接到任命之后，陈先瑞立刻到职。多年不工作，刚回到工作岗位就被安排在北京军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多么大的信任。
对此，陈先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努力工作来回报组织对他的教育和培养。就在陈先瑞准备大展身手，忙着到处下基层搞调研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开始了。
1967年初，陈先瑞忽然接到杨勇电话，让他立刻赶到卫戍区参加党委紧急会议。当时陈先瑞不理解为什么军区的党委会议要到卫戍区开，在联系了其他几位军区领导未能接通后，陈先瑞乘车向卫戍区疾驰而去。
陈先瑞到场之后，杨勇随即宣布会议开始，可话还没讲完，会议室的大门就被撞开了，一伙人冲了进来，嚷嚷着要将政委廖汉生带走。面对如此状况，杨勇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让廖汉生退出会场。
就在廖汉生被突然抓走不到半个月，杨勇又在半夜被突然抓走。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相继被带走，在机关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周总理随即宣布，由郑维山担任代理司令员一职，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
1967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遭到冲击，被不停地批来斗去，陈先瑞还被拉到大会现场参加。当陈先瑞见周总理也被迫到会，便坐在周总理身边，望着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的周总理，还要应付无端的纠缠，陈先瑞关切地说：
“总理，您要保重身体啊！”
“先瑞同志，你摸摸我的脉搏……”说着，周总理将陈先瑞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右手腕上。当陈先瑞感受到周总理那细弱跳动的脉搏时，心中顿时一热，自此失去了对大革命的“热情”，暗下决心不再参加任何群众大会。
1969年，为了给北京军区物色一个合适的政委人员，大家讨论僵持不下。毛主席忽然问道：“当年那个大闹华山的红军师长陈先瑞，现在在哪里？国民党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
“他现在就在北京军区，是副政委。”周总理立刻会意。毛主席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依我看，他就很合适。”
就这样，陈先瑞正式走上了北京军区政委的职位。
1971年9月的一个凌晨，正在睡觉的陈先瑞忽然接到李德生的急电，让他赶快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要召开紧急会议。陈先瑞简单收拾了一下，立刻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北京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
李德生在一旁叮嘱陈先瑞，回到军区机关后把几个重要的部门先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部队。陈先瑞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起身向周总理和李德生保证：
“坚决服从总理的命令。”
赶到军区机关后，陈先瑞让值班人员召集全体军区领导。在会上，陈先瑞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都表示坚决听从党的指挥。那几天，军区领导都住在办公室，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战备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在中央公布了事件的真相后，一些有关的人和事被逐步揭露出来。陈先瑞长期身处军区领导岗位，首当其冲成为被揭发的重点对象。陈先瑞以积极的态度回顾了自己知道的情况，向组织作了多次检查，却总有人不“满意”。最后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指示：
“陈先瑞我了解他，他做的检查是诚恳的。”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陈先瑞才得以“过关”。但即便如此，陈先瑞还是触怒了一些人，被无端指责在历史上有“问题”，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替他作了辩解：
“陈先瑞的历史是红的，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很有影响，是我派人与他联系上的，以后一直在延安。”
1934年，陈先瑞随红25军长征，第一次进入陕南，并按照政委指示，率领70多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陈先瑞离开了主力部队，独立开展地方工作。红74师成立后，陈先瑞担任师长，在鄂豫陕边独立坚持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总理写信给74师，并派人向陈先瑞传达了西安的情况和中央的精神。按照中央指示，红74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陈先瑞担任军长，配合阻止国民党军对西安的进攻。
1937年，陈先瑞奉命率军接受改编，成为115师后方留守处。在之后的15年中，陈先瑞又先后三次进入陕南，被毛主席称为“陕南王”。
然而，尽管有周总理出面证明，但陈先瑞还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临行前，叶剑英特意找他谈话，叮嘱他到了成都之后，“少说话，慢表态”。就这样，陈先瑞告别了工作十多年的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先瑞被任命为兰州军区顾问，但十年政治风暴中留下的“尾巴”却一直没有结论，甚至陈先瑞还被当成是“有问题的人”。
1979年，陈先瑞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给予自己正确的结论。不久，杨尚昆、余秋里相继找他谈话，明确表示军委和总政经过调查，认为他没有严重错误和问题。
1985年，北京军区专门发出文件，对陈先瑞的问题做了澄清，为他恢复了名誉。纠缠多年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正确的说法。
参考文献：
[1]明金,石惠.动乱中的“磨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陈先瑞将军[J].党史天地,1995,(06):10-14.
[2]胡遵远,张应松.“将军班长”陈先瑞:毛泽东眼中的“陕南王”[J].领导之友,2017,(22)
:63-65.DOI:10.16321/j.cnki.ldzy.2017.22.025.
[3]陶朱问.历史漩涡中的陈先瑞[J].党史博览,2001,(08):14-17+26.
[4]陈先瑞著. 陈先瑞回忆录.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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