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1日，中南海怀仁堂。

周恩来主持了一次由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碰头会。

在这次碰头会上，围绕稳定局势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期间，大家的表现都异常激烈，似乎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在提到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国内秩序的稳定时，叶剑英元帅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元帅的话刚说完，早已憋不住的徐向前元帅敲着桌子，愤怒地捉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这个支柱，我就不干了！”

纵观徐向前元帅的各种讲话，大部分是在表扬他人的时候才会直接点人的名，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

那么，被徐向前元帅点名的这位蒯大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1966年8月，蒯大富被康生派人接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了这次会议。

不久后，蒯大富便参与创建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成为了一把手，被人称为“蒯司令”。

后来，在蒯大富的组织策划下，制造了一系列惊人的事件，成为了连毛主席都知道的人物。

1967年2月3日，在会见阿尔巴利亚卡博和巴卢库时， 毛主席提到了蒯大富，说：“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

然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成员那里，蒯大富俨然已经是一个指挥者了。

此外，在2月11日的这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人也对蒯大富进行了宣传，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这才引起了老帅们的反感，由叶帅开头，徐帅接话，聂帅质问的场面。

那天，在叶帅和徐帅的话说完后，聂荣臻元帅质问道：“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迫害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在大家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老帅们是有气的。而老帅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也让康生等人怀恨在心。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了聂元梓和蒯大富等人。

期间，毛主席没有怪罪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反而带着欣赏的语气，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此外，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谈了很多，不仅夸了蒯大富，还指出了他的缺点。

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也就是冶金部三〇四厂，担任了技术员。

蒯大富的人生，是大起大落的。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在家人的影响下，蒯大富从小便相信共产党，算是根红苗正了。

1951年，蒯大富上了小学。在小学时候，蒯大富便表现了学习方面的天赋，是学校的前三名。

后来，蒯大富上了初中、高中，学习一直是名列前茅，还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是学校的少数人。那时候，每当放假回到家里，蒯大富便帮着家里割草喂牛，或者放牛挣工分。

在上高中后，蒯大富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遥遥领先的。在那些功课里，蒯大富除了物理不是第一，其他的都是第一。

1963年，蒯大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关于能考上清华大学，蒯大富觉得首先应该感谢毛主席。他说：“我能考上清华，首先归功于毛主席、共产党让工人农民翻了身。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当时上大学有助学金，吃饭读书全由国家出钱。”

此外，蒯大富觉得还应该感谢那些被定为右派的老师，要不那些人是不可能到他们老家这个穷乡僻壤里来教书的。

对此，蒯大富说：“这些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啊，加上我天资比较好，学习起来不专门吃紧。那个化学老师水平太高了，他不搞题海战术，就是画个范围。1963年高考化学卷子上的题，在考前我们都做过，化学我考一百分没要不然，我怎么会考取清华大学化学系呢。我数理化和外语全都是硬拿的。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从蒯大富的话里，也可以看出，如果孩子的天资不差，那么老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

在蒯大富走进清华大学不久后，便赶上了国庆十四周年。那时候，清华大学组织了四个方队，经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检阅。蒯大富就在清华大学的民兵方队中。这次活动后，蒯大富的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1月，清华大学化工系来了《人民画报》的记者，要进行采访，说是要反映从农村来的大学生的情况。

由于蒯大富在各方面都符合条件，老师便对他说：“蒯大富，那你去吧。”

不久后，《人民画报》便刊登了蒯大富的照片，并在一旁写上了他的基本情况。这使得蒯大富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线里。

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还会学习中央的文件，并要求学生要紧跟共产党、毛主席走。对此，蒯大富非常认可。因此，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时，蒯大富十分努力，对毛主席产生了深深的信任。

后来，由于表现出色，蒯大富先后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民兵连连长，以及学校广播台编辑组组长。

1966年后，形势的发展推动了蒯大富，让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学者的他，改变了人生轨迹。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后来，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蒯大富毕竟不是成熟的军队指挥者，没有一个军队指挥者的素质，干得也不是保卫祖国的工作。事实证明，还是徐向前元帅看得清楚，这才点了他的名。

7月29日，在他人的指使下，蒯大富带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

后来，蒯大富更是指挥了武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便有了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蒯大富等人和蒯大富到宁夏青铜峡铝厂担任技术员的事情。

1970年11月，蒯大富被带回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蒯大富，被安排到工厂，进行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7年10月31日，被释放后，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参加了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娶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学生罗晓波。这一年，蒯大富已经43岁。

后来，蒯大富还在深圳开了公司，挣了不少钱，并在深圳上了社保。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清华大学，参加了母校的百年校庆活动。

晚年，蒯大富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最终选择了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人民。他说：“40多年来，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