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教授
在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中，厦门大学是极具特色的一方重镇，与中山大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并称双姝，但又各有特点，这是国内外史学界的共识。厦大的这个传统是傅衣凌先生开启的，而杨国桢先生则是其身后重要的承上启下者。
关于东南数省的地理特征，民间有个说法。浙江和广东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而福建更甚，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离不开对山区、沿海，甚至海洋的重视。傅衣凌先生特别重视山区的研究，他曾认为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大致先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的。杨国桢先生早期遵循傅先生的理路，做过一些山区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海洋史研究，所以从傅衣凌到杨国桢的研究，也可以称为“自山而海”的研究;其后陈支平、郑振满的研究，也大体具有这样的特点。换言之，他们是从发扬傅先生的研究，渐至各自走出自己的新路。
这便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一
傅先生及其弟子研究福建山区的部分成果，可见傅衣凌、杨国桢主编之《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一书。虽然许多文章没有明确结合山区特点确定主题，但从内容可以看出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山区的材料，比如傅衣凌关于耕畜租赁和买卖的研究、杨国桢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研究、郑振满关于闽北乡族的研究等;而杨国桢、陈支平关于山契和福建山地私有化的研究，徐晓望关于闽浙赣山区经济的研究，以及陈支平、林仁川、郑振满对华安仙都和浦城洞头的调查，都集中于山区的主题。
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山区经济的研究，必须放到当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框架中去审视。后来有学者认为，明清山区经济出现的许多新特点，是山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计模式所致，而与“资本主义萌芽”无关。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概念的学术政治因素，可以知道这种看法是并不全面的，因为所有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即使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都是人们生计模式改变的结果，否则为何千年之前的山区，没有出现后来山区出现的那些变化。至于晚清民国时期山区经济活力的衰退，则是另外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否定前辈学者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傅先生师徒的研究，是试图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引入到区域史研究的分析框架中，而不是为理论做注的泛泛而论。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因为比老一辈学者那个时代看到的材料多了，分析更具体了，研究更深入了，是很自然的事。不能借着这样的优势，就去指摘前辈学者的某些具体结论，而看不到前辈们开风气之先的发轫之功。我一直认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或者是意图进行方法上的转换，要比考订得出的具体结论意义更大，就像顾颉刚的“疑古”那样。
傅衣凌团队当时对福建山区的重视，显然是发现了明中叶以降山区经济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在《明史新编》一书中，作者就专列了“山区开发与商品生产”一目，其中写道:
明中叶的流民活动，在引起农村社会变动之外，还带来山区开发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经济效果。……流民进入山区，利用山区的自然资源开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生产，再加上山区往往是封建政治控制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比较偏僻的边远山区，商品经济的成分反而有可能得到相当的发展。到了明代后期，闽、浙、赣边区，皖南山区，川、陕、湖边区的商品经济，都在明代的社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能不与这一时期山区的开发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本目之后，直接连着关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一目，暗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
这样一种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形成，90年代初进入这本教科书式的著作，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都未能充分体会这一认识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阐发。直至近十余年来，由于学者们对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龙泉档案、永泰文书，乃至太行山文书等等地方文献的挖掘、搜集、整理和加大研究力度，配合着对南岭走廊、浙南闽北山区等地的田野调查，包括我在近两年对浙南龙泉、遂昌的走访，不仅印证了，而且加深和扩大了上述认识。这些调查、研究和走访当然已不仅局限于对土地关系的了解，还扩展到对国家力量渗透的方式及其变化、山林资源的确权与纠纷解决、原住民的宗族建构、移民生计及其在地化过程、族群结构的变化、为此服务的祭祀组织及其网络之型构等诸多方面，使我认识到明朝隆万前后对东南和西南山区采取若干次重大军事行动，并非简单、偶然之举，而是因应时势，且与国家财政体制变革相关的行动;使我对J·Scott关于Zomia的判断重新加以思考，同时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时期山区经济活力衰退，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建立直至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红色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是在明中叶以降山区发展的活力与晚清民国山区经济的凋敝交互碰撞刺激下迸发出来的。
杨国桢、陈支平在《明史新编》中的这个表述当然体现了傅衣凌先生的长期思考，但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将这种区域性的认识置于断代史之中，虽然几乎不露痕迹，但已经开启了重写通史的努力。对这样一点，不仅研究明史的同行没有足够的认识，即便是后来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同行也少有充分的重视，致使区域研究在值得赞许地深入钻研细节的同时，较少宏观的观照和思考，甚至导致某些理解上的偏差。我希望这只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时的顿挫，而不是对历史学者的理想的放弃。
二
1979年，杨国桢先生将厦门大学历史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搜集的闽北土地契约文书加以整理，分三批公布于1982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各期上，并在此基础上，配合各地发现的土地契约，撰写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于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目标在于产权关系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虽未集中于讨论山区的地权关系，但闽北山区的材料始终是作者分析的对象。
与此同时，杨国桢先生对老家龙岩(即今龙岩市新罗区)进行了社会调查，后来又为调查报告取名《福佬与客家之间》。龙岩地处闽西，虽亦在闽粤赣界邻地区，但与同一区域的汀州、上杭、永定相比，又相对处于腹地，即便如此，整个龙岩地区的山地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接近80%，而本书调查的新罗区，按1990年的统计高达91%，因此这项调查也是对山地社会加以关注的成果。当然，在晚些时候，郑振满对连城的培田、刘永华对同在连城的四堡都有专书讨论，体现这个团队对闽西山地持续的关注。
在进行调查的同时，杨国桢先生当然也做足了功课，阅读了许多地方文献，知道这里的原住民在隋唐时被称为“蛮獠”，到宋以后则称傜和畲客了。清代中叶之时，这里还有畲客雷、蓝二姓，但到90年代调查时已不存在任何畲族村落。不过在21世纪以后的统计中，畲族人口数量仍然排在整个龙岩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首位，在龙岩市管辖的上杭县还有两个畲族乡。与此类似的是，按作者当时调查获得的资料，龙岩(新罗)的客家人只占总人口的8%，而龙岩地区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五县讲客家话的人占到总数的70%以上。
这一是说明，旧龙岩县(新罗)从某个历史时期开始，被操客家方言的人群包围，几乎成为一个讲闽南话的孤岛;同时，原来蛮、獠、畲、傜与后来讲客家话的人分布的地区几乎是重叠的。二是说明，对于历史上的族群，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主观认知的方面，包括我者和他者的认知，而不是某些客观标准。历史上的傜和畲迫于某种压力，并不一定非要“融合”于汉人或者流徙他方，有时只是改变一下自称和创作一个新的祖先移民的故事就好了。比如说，在民国《龙岩县志》根据本地族谱所统计的91个姓氏中，有多少个是“就地卧倒”的，有多少真是外来的，尚未可知。譬如有个自称是唐代从固始来的谢氏，估计讲的是陈元光的故事，时代不可能真那么早;另有朱氏或说明初自南京来，或说明初自宁化来，其实也是晚近对自认是卫所军户汉人还是客家的认同选择问题。其实依我的假设，这两种都或许与卫所制度有关，因为除了直接自称军户后代的人以外，有些被迫编造某种祖先故事或原乡故事的，可能是那些附着于卫所的土军、峒丁、隘丁的后代。这也比较符合这91个姓氏中有35个自称明代始迁此处的情形。
在这样一个群山环绕的“汉人”为主的区域中心，作者对陈陂和大洋两个汉人村落及联合这个客家村落做了重点调查，其中说到陈陂“和陈氏前后来到这里开垦的袁、罗、蔡、石、黄、赖、马诸姓，到明中叶先后退出，陈氏成为本村唯一历史悠久的大族”，还说陈氏编造了一个占据“蛇形”地势的风水故事，让我们想象退出的各姓原来的族群属性。又说到地处龙岩与永定交界山区的联合村邓氏，在晚明时期势力壮大，到清中叶竟联合了周边七县同宗，在县城内建立邓氏总祠，至清末联宗的规模扩大到59个族支，形成了一个以宗族为框架的区域社会联合体，成为近代山区“反客为主”地域特征的一个缩影。
在本书中，杨国桢先生用了较大篇幅记录了调查得到的土地租佃关系。其中关于族产(蒸产、尝产)的调查说，陈陂的陈陂头陈氏有族田40多亩，但有祖山2000亩;白头张氏有族田3亩，但祖山却有200—300亩，可见这里的山林土地在土地资源中占有很大比例。由于这里没有相关资料，本书对这些山林土地的经营和租佃关系没有太多描述，但却非常重要地指出了这些“祖山”是宗族的公产。
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而寻乌虽在赣南，却与闽西处在一个大同小异的区域内，地理上十分接近。毛泽东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需要，同样重视当地的土地租佃关系。他也发现，“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他也发现一些“私山”(种茶和香菇)其实也是原来的“公山”被有钱人买去的。但是，除了一个乡外，山林都没有分，名义上归苏维埃所有，耕种人向苏维埃交地税。毛泽东讲到人民有分山的呼声，但对为什么没有分成的原因，就没有讲了。实际上就是没有分成功，采取了模糊的政策。但在其它地方，比如江西的兴国，虽然分山比分田难很多，但还是分了。
近年来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使我们发现，在山区的族谱中保存了大量山林纠纷的材料，相应地，在山区的司法档案中也有大量关于山林资源的官司记录，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山区保留了大量有关山林买卖的契约文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三类材料同时大量保存至今，不是偶然的;这些不同而又重叠的文类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杨国桢先30年前的调查印证了毛泽东在8年前了解到的情况，即很多地方的山林是由宗族控产的，换句话说，山区宗族的建构与控制山林资源的需求有关。由此，一些年轻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山林资源的产权获取和归属问题，即在明代中叶以后人们大量涌入山区后，需要创造和利用何种方式获取和维持山林产权，以应对原有的土著居民、一同或先后进入山区的外来人群，以及后知后觉的王朝国家对山地资源权利的伸张，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山区社会结构。
我认为，无论是对近代山林产权纠纷及政府确权行为的研究，还是对中共山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都应该放到这样的结构过程中加以解释。
有意思的是，根据杨国桢先生等人的调查，在20世纪20年代末农村暴动、分田分地之后，这里再没有产生新的地主，除无地者占比最大以外，每户拥有土地不超过10亩，以4亩以下为最多。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反攻倒算”，农民革命在这里成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调查者中，作为客家村的无地户最少。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土地革命的影响，但显然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比如土地本来就无法养活这里的人口，人们多出外谋生，对扩大土地规模的兴趣不大，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查统计中不包括宗族公有土地，这部分土地在这三村所占比重巨大，而且并未在革命时期被分，其重要原因是其公产性质，既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也遇到实际操作的困难。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明了“公共地主”的概念，包括“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分别指宗族、寺庙、神会和宾兴会等公益组织。虽然他将其定义为地主，但对占寻乌全部土地36%的这三部分“地主”土地是否分了，如果分了又是如何分的，在调查报告中并未提及。
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有地无地的宗族成员或会社成员对其公产所有权的认知进行分析，根据杨国桢老师的调查，龙岩三村民众对于集资性的合会以及神会还是非常在意的，这也就是杨老师一直强调的“共同体所有权”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杜正贞对浙南山林土地纠纷的研究所指出的，由于宗族内部对山林土地进行过多次析产及对外交易等原因，到清末民国时期这些土地的产权状态异常复杂，凭借契约对山界的描述已无法简单完成确权，因此对这部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将会极为困难，对革命动员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很难估计。
当然，上述对山区权属的概括过于笼统，其实在一个更为久远的时期(比如中古时代或更早)，这里山区的原住民并没有什么产权的概念，也较少国家对这些地区加以控产的记录，人们只是通过类似“坟山”的标记(如“土记”)来确定大致的势力范围，并通过某种传统的“酋长”或豪强统治的社会组织方式加以维持。逐渐地随着外来人口的进入、国家力量的渗透，以及商业化的因素等等，导致这些地方的权属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山区的可耕地块有了“产权”(政府统计中“田地山荡”的“山”)，但仍有大量山林处在权属模糊的状态，传统的豪族组织被型塑为“宗族”，以维护自己先占山域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土地产权占有的优先权。在“分田分地真忙”的时代，前者是可分的，后者是不可分或很难分的。因此，对山区林地资源纠纷的“社会史研究”，重点应该是两个部分，一是在宋代或者明代以降，人们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网络或改造旧的关系网络以实现控“产”，比如客家或者畲族为什么也非常重视宗族的建构;二是由于山林资源确权日益清晰，也日益复杂，特别是由于产权状态原有的模糊和新出的复杂，由于新的社会形势所导致的析产和交易后产权更为复杂的特点，到清代之后这种关系网络如何因应、调适和改变，即再结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这也就会告诉我们，与平原地区土地确权相对容易的区域社会相比，山地社会的结构过程会有怎样的不同。
三
1995年，杨国桢先生在为一组东南区域研究的文章撰写的序论中，针对东南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讨论，提出了两种思考模式：
一、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下，山区与平原地区走着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道路;
二、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下，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推拉。
由此，他提出了“山海经济”的概念和山海经济连动的认识。与此同时，他“把学术关怀转向海洋”。这说明，他此前对山区社会经济的关注和此后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关注是其东南区域整体研究的两翼。
杨国桢先生的海洋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整体框架，他关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构想包括了沿海地区及其岛屿的开发、贸易、移民、社会组织、社区发展、国家海洋政策、科技和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努力建立一个全新的架构。此后，他又不断梳理自己的思路，对“海洋人文类型”的性质和特征做出了概括。以这些想法为基础，也基于对传统研究主要从陆地的视角看海洋，及对海洋的研究被分割到不同学科领域导致认识的片面和偏差的不满，他更提出了“海洋人文科学”的宏大构想，即希望在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一个基于区域研究的海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合性学科体系。
为了实践这一构想，在20年中，杨国桢先生先后组织和编写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等研究系列，既包含了已有的符合其思路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新开拓的主题。在这些丛书中，杨国桢先生自己所著《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汇集了他自1980年至1998年的相关论文，说明他对海洋研究的兴趣并不晚于他对山区的关注。虽然他出生于闽西山区，但因就学和工作的缘故，长期生活于沿海，因此清晰地知道，即使是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山区之人，其生活世界的重心也并非趋于山区以北的腹地，而是趋于茫茫大海。不久前中山大学的谢湜教授提醒我说，沿海的岛屿也就是山，因为在陆海升降的变动中，沿海陆地上的山与海中的岛，不过是隆起程度上的差别。这让我恍然大悟，才明白为什么在神话、仙话中，蓬莱岛被称为蓬莱仙山。无论如何，这说明了东南沿海地区山与海之间的天然联系。
《闽在海中》这个书名，表明作者意欲揭示福建历史发展的特点，或者说，作者对于海洋的研究还是以福建为出发点，并且以福建为旨归的。那么，这是否便不是海洋的视角，而依然是陆地的视角呢?事实上，所有的陆地都自海而成，假如按进化论的成说，人类的远祖也是海中的鱼类，人类的全部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自海趋陆的历史。无论上古时期是否有海上文明，但至少由胜利者书写的史书和目前所见考古成果中，早期文明主要还是出现在陆地之上。这样，我们借以重构历史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来自陆上，甚至我们的水下考古所发现的器物，大多是陆地上制造的，如果我们不是主要借助海岛民族志和海洋考古去做另一种历史研究的话，实际上是很难摆脱陆地的视角的。
我想，杨国桢先生的“海洋本位”或“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的思想，应该这样去理解:第一，与海洋的(oceanic)视角相对立的，不只是陆地的(land)视角，而毋宁是大陆的(continental)视角。这二者的分别在于，海洋与陆地的对立与共生是天然存在的，但大陆的视角是人为的，甚至是专指欧亚大陆的。其背后甚至是一种“帝国”的视角，这不仅因为古代历史上的“正式帝国”(formal empires)多在欧亚大陆上，而且因为这类帝国的疆域拓展和控驭往往是通过行政力量逐渐达致直接的治理，以一元渐次替代多元，因此对海洋的态度是以这一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来决定的。杨国桢先生所不满意的教科书中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二元结构成说，就是帝国史视野下的历史认知。因此，要对关乎海洋的传统观点进行辨析，需要对基于大陆的帝国史立场进行清理。
第二，杨国桢先生讨论的“海洋本位”和“陆地本位”，其实并非针对海洋与陆地本身，因为那是地理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只有一个本位，那就是“以人为本”，这个“海洋本位”就是以海上人群为本位，“即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就是承认海上人群与山地人群、平原人群或湖区、草原等等人群之间是不同的。所以，以海洋的角度看待福建，就是关注以海为生的福建人及其社会网络，关注福建人的海上活动，即使是研究水上人的陆居，也是要看他们的陆居与原有的岸上人陆居的不同，要看他们与海上的联系。换句话，如果是海洋的视角，即使是作为陆地的福建，水上人的登岸陆居也赋予了它海洋特色。也正因此，《闽在海中》五编共20余章，都是以福建人的海上活动为中心的。
如果说《闽在海中》汇集了海洋史研究的区域性个案，杨国桢先生与其他两位学者合作的《海天寥廓———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一书，则不限于福建一地，而是综合性地描述华人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地区移民的历史。另一本《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更不囿于历史学的讨论，而是对区域环境、海洋生计、海岛开发、沿海城市与现代产业发展等重要方面的变迁和现状，进行了历时性的爬梳。还有一本《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则是围绕“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进行的全面思考。最新流入的问题，今天为何又成为研究的热点?我的研究是他为《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撰写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这其间的变化归结为的导论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将中国海洋史研究置于“海洋文明”的概念下去反思。尽管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意义上，关于“海洋文明”的鸿篇巨制不胜枚举，国内学者若做认真梳理需要下极大的功夫，但将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海洋史置于一个真正世界性的“海洋文明”中去认识，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起点。总之，这五部书构成了一个有逻辑联系的整体，从理论探讨到个案研究，从历史沿革到现状分析，书中随时可见对历史背景的铺垫和清晰的历史线索，体现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学科贡献和对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关怀。
四
无论山地的历史还是海洋史研究，都既是区域史研究，也是全球史研究。在这些来自西方的研究范式背后，还有帝国史、殖民史及后殖民话语需要认真面对。用比较熟悉的语汇说，就是从现代话语(包括傅衣凌先生当年参与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后现代话语的影响。自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文学术汇入国际学术潮流以来，无论学者们自觉不自觉，都无法逃避这些批判、反思和重构的过程，至多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把傅衣凌先生那一代人思考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迟滞，到下一代学者通过具体而微的区域社会结构分析，认识中国社会发展机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再到对跨区域的或全球性的连动过程所做的整体观察，视为一个学术史上的简单轮回。历史学者对人类历史的前世今生始终具有一些连续不断的基本关怀，当人们相隔十数年或数十年重提某些话题(如“何为中国”)的时候，不仅是因为当世的风云变幻要求历史学者给予新的回应，也在于经过了学者们别辟蹊径的研究积累后，可以提供与此前不同的思考和答案。
如今的海洋史研究与以前的海外贸易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海外华人华侨史等等的许多主题有什么区别呢?是否只是旧话重提?就像全汉昇先生多年前就研究过美洲白银流入的问题，今天为何又成为研究的热点？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这其间的变化归结为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变化，而所谓全球史，即有中国(及任何研究主体所在地区)在内的世界史。换句话说，是这个世界史并非先验的，而是由中国史等等构成的，而中国史等等区域性世界和地区史又是由区域史或地方史构成的。从人出发，从地方出发，就是旧话重提的不同之处。
从人出发，从地方出发，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会尽可能减少各种外显的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影响。虽然傅衣凌先生及其弟子们早就开始了对闽北、闽西山区的研究，众多学者对徽州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近年来随着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太行山文书、龙泉档案、冕宁档案等等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对南岭山区的历史人类学调查和地方文献整理，给山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资料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具体和相对深切地认识人与地方这个出发点，进而去思考山地人群如何形成、他们的活动如何造就了不同的山地社会，以及造就了怎样的山地社会等等问题。即便如此，我们对鄂豫皖山区、闽浙赣山区、太行山区，甚至是西南山区，包括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的社会历史过程，还不能说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即以前者为例，对这样一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大别山革命老区，似乎只有美国学者罗威廉就麻城一地写过一部较有分量的著作，而国内学者关于鄂东北山地社会的某一社会侧面的研究并没有与其形成深度的对话。同样地，刚刚起步的南岭研究可以与已经开展有年的黔东南山区研究连接起来，如果放宽视野，可以进一步延伸到黔西北再北上，从大凉山、甘孜、阿坝直上甘南，即大渡河、岷江和雅砻江流域的山地，构成一横一纵两条几乎连通的山系，我确信对这些山地人群和山区社会结构过程的研究，将会极大地改写中国历史。
海洋史研究更是如此。尽管前辈学者已经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尽管杨国桢先生自己的海洋研究已经走过了40年，尽管十余辑《海洋史研究》已经发表了中外学者体现了新的研究进路的文章，但以沿海岛屿社会的研究为例，东南沿海岛屿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北方沿海岛屿的研究还寥若晨星。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性的涉及海岛或海洋的研究，而是前述从人从地方出发的区域性整体研究。对于某些冲积平原地区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具体的人群活动如何建构和重构他们的生活情境和社会关系，但对于海岛与山地，甚至草原、绿洲等等区域来说，我们还远远未能做到这一点。
有幸的是，杨国桢先生自山而海的学术理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楷模。福建与广东、浙江类似的是其山海相依的区域特征，不同的是很少珠江三角洲那样的较大规模的冲积平原，其山海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自山而海的动力更为强大，因此这样一种学术理路是区域社会历史特征的自然体现，也是揭示这一区域特征的必然结果。可以提供比较的是，作为傅衣凌先生和杨国桢先生弟子的陈春声教授，通过对潮州地区“从倭乱到迁海”的社会动荡与秩序重建，以及以正德《兴宁县志》为中心的山区研究，揭示了16世纪的山海社会剧烈变动的相同动力。这个自16世纪至18世纪的变动过程，接续的是19—20世纪的客家民系建构的历史和华人华侨史，也是一个自山而海的过程。同样作为两位先生弟子的郑振满教授，早期对闽北乡族进行过探索，后从沿海的莆仙平原的开发和聚落体系的形成、发展入手，逐渐跟随着这里的人的流动，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对台湾和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在此同时又论及连城的培田和永泰山地，不时在山海之间穿梭。可以说，在傅先生身后，形成了一个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但在视野和方法上又颇具认同的研究传统。
这样一个研究传统指向的是一种区域之间的联动过程，因此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即如山西，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晋南、晋东南、晋中和雁北地区，相互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联动关系?东部的太行山区和西部、南部的黄河沿线是如何既体现出分界的意义，又体现出通道的意义?这样的一种空间关系可以被还原于一个怎样的时间过程中去理解?这种思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从区域研究走向跨区域研究，尤其是有助于把握区域联系的时间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杨国桢先生自山而海的学术理路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〇一九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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