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雁 北京大学出版社

做斯大林的仆人，出卖自己

1924年，列宁去世。了，高尔基“心情沉重”，认为列宁之死是“百年来最大的不幸”，并立即写了回忆列宁的文章，还反复对它进行修改与补充。这就是1930年最后定稿的纪念长文《列宁》。

因为高尔基与列宁的私交甚笃，以及他出国这10年比较超脱的政治立场，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获得高尔基的支持。加米涅夫甚至把高尔基称做“上帝”，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亲爱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难道您想把我们永远地孤立起来吗？看在上帝的面上（最崇高的上帝就是您和您的理解），祈求您，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

《倒转红轮》显示，列宁死后，高尔基渐渐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转化为对布尔什维克专横做法的理解与认同。他渴望回国。斯大林利用舆论，给了高尔基极高的礼遇和吹捧。

从1928年5月高尔基第一次从意大利回国，直到1933年他再也无法离开俄国，1928－1933年间，大约到每年5月份高尔基都要在国内住到10月。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造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距离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的别墅附近。

斯大林常常到高尔基这位邻居家去，高尔基也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在高尔基的日记里和信件里私下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会有“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的字样。

“主人”投之以桃，高尔基“报之以李”。1929年12月，《真理报》发表纪念斯大林50周岁专刊，苏共中央的贺辞称斯大林为“最卓越的列宁主义者”。

而从30年代初开始，对高尔基政论文章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谄媚的用词造句越来越明显：最初在1931年提到斯大林时，只不过是一种事实叙述，比如“斯大林同志说……”，以后就开始出现赞扬的定语，1932年：“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到1933年：“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达到“应当坚定不移的理解和记住，列宁的党的革命工作是多么伟大，今天这个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将更加伟大和充满智慧”，高尔基成为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吹鼓手。

据《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一书（瓦季诺·巴拉诺夫）显示，此前，被逐出俄国历史学家C.梅里古诺夫1923年在英国出版过一本叫做《俄国的红色恐怖1918-1923》的书籍，书中披露了很多苏联劳改营里惨无人道的细节，认为苏联以“劳改营”的形式正在建立一个毁灭人性的系统。

一年后，该书又补充再版。该书的出版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让斯大林十分恼火和被动。因此，他非常需要一个有份量的、权威性的独立作家来驳这种“造谣诬蔑”，以便重新树立苏联的国际形象。

《倒转红轮》显示，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被安排到“索洛维茨劳改营”参观视察。据说，“有关当局”颇花费了一番功夫才说服高尔基去完成这一“微妙的使命”。因为高尔基此前收到的“一麻袋一麻袋的”诉冤求救信件好多就来自索洛维茨。而经历过1918年那些事的高尔基当然明白这些诉冤都是真的。换句话说，索洛维茨的真相他绝非不知道，除非他自己“乐意被欺骗”。

《古拉格：一部历史》显示据利哈乔夫说，高尔基识破了所有愚弄他的企图。在被引导参观医院的病房时，那⾥的医护⼈员全都穿着崭新的⽩⼤褂，⾼尔基轻蔑地说，“我不喜欢检阅”，然后⾛了出去。据利哈乔夫说，他只在⼯作区呆了⼗分钟，接着，为了听到“真实情况”，他把⾃⼰与⼀名14岁的少年囚犯关在屋⼦⾥谈话。40分钟之后，他流着眼泪出来了。

尽管如此，高尔基这一次没有让他的“主人”失望，《倒转红轮》显示，在视察游览了劳改营以后的德米特罗沃集会上，高尔基热泪盈眶地说，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

我从1928年起就注意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怎样对人进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们成就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这项‘改造人’试验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使用惩罚镇压手段的国家保卫局这个机构。

我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祝贺！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实验”。他称肃反委员会的各种机构为“改造工具”，而劳改营里穿制服的管理人员是“文化工作者”。

据说⾼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茨基随笔中没有⼀句话“不是经书报检查官的笔改动”之后保留下来的。但“索洛维茨群岛之行”严重损害了高尔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的这句话后来成为苏联的“经典语录”，后来还在中国广泛传播。

1933年5月，高尔基回国定居。《古拉格：一部历史》显示，1933年8月，斯大林沿着运河航行了一趟。8月17日，已经坐上了苏联官方作家头把交椅的高尔基动员了120名作家做了同样的航行，以现场报道特写集的形式为斯大林“献礼”。

高尔基作为《以斯⼤林名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一书的主编，为该书撰写题为《社会主义的真理》的前言，高尔基在这篇前言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这种“强制劳动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新人”。

他闭口不谈上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而是成为了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此后，高尔基和斯大林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34年底。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正在克里木疗养的高尔基听说斯大林准备把罪魁祸首定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2月16日，两人被捕。高尔基和加米涅夫是好友，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询问，但遭到斯大林冷落回应。

随后，《真理报》连发几篇文章攻击高尔基，高尔基1月28日著文回应，但《真理报》拒绝发表。高尔基提出出国，但被拒绝。而斯大林也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主人已经厌倦了仆人，并且不再指望高尔基写自己的传记。后来，法国作家巴比塞完成了这一任务。

1936年6月18日，医生宣布高尔基久病不治死亡，但莫斯科传出高尔基被暗杀死亡的传闻。1937年，斯大林开始对作家进行大规模杀戮，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牺牲的作家达1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