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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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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博弈”还是“差序竞合”?——大国在中亚地区互动的深层特征
作者 /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辑;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近年来,中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世界主要大国针对中亚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新倡议和新战略,形成了新的合作机制。例如,2020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专门公布了新中亚战略,勾勒出美国中亚战略的新走向;日韩及欧洲国家则以C5+1机制为载体,举行了针对中亚国家的合作峰会,在贸易投资、能源供应、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亚国家展开新一轮合作。总的来看,近期中亚成为世界大国开展外交行动的热点地区,大国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投入似乎已是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亚地区“新大博弈”进入新阶段的论调重新盛行。如何正确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态势,成为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新大博弈”话语的局限性
“大博弈”(the Great Game)原指19世纪英俄在中亚及阿富汗所展开的权力角逐;苏联解体后,学界惯用“新大博弈”描述中、美、俄等国参与中亚事务所形成的互动模式。如果说“大博弈”的根源在于帝国时代的领土扩张,那么“新大博弈”则更加突出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开展地缘政治角逐的激烈程度。在“新大博弈”的话语隐喻之下,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有三重显著特征:其一,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主要围绕高政治领域而展开;其二,互动结果由大国决定;其三,大国之间的互动呈现零和性,它们在中亚地区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然而,当前中亚地区形势却出现新变化,与“新大博弈”话语所描述的情形相悖。第一,经济因素的比重上升,大国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成为互动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新大博弈”正呈现出一种“多面博弈”(multifaceted game)的特点。第二,中亚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明显增强,成为中亚地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第三,大国在中亚虽各行其是,但并未出现极端的零和权力争夺和势力对抗。第四,非国家行为体如北约和欧安组织也成为中亚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新大博弈”话语范畴无法全面概括这些新的特点。
显然,地区形势及行为体规范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发生显著变化,西方学界以“新大博弈”把握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似乎已不合时宜。一方面,“新大博弈”存在话语隐喻的缺失,忽视了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所开展的合作,即便这种合作没有以机制性或大张旗鼓的方式来进行;另一方面,无论是“大博弈”还是“新大博弈”,均是西方为了推广其文明话语及价值体系所创造的学术概念,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世界观的一种学术表达。在西方世界观二元对立的逻辑预设下,互动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利益的分配是零和性的。针对“新大博弈”所引发的争议,新近的一些成果尝试通过“套娃霸权”“潜规则”等机制对大国中亚互动模式予以说明,进而提炼出“套娃秩序”“无声的协调”“转阵营行为”等用来说明欧亚国家行为逻辑的概念。
二、“差序竞合”:大国在中亚地区互动的深层特征
“新大博弈”话语将中亚地区视为危险场域,而域外大国在该场域中的互动具有零和性。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各个大国在介入中亚地区事务时虽有竞争,但亦有合作,彼此并行不悖。究其原因在于,在中亚这个“博弈场域”中,域外大国所处的实际地位不同,其所重点关注和投入的领域也有差异;由此导致它们在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存在战略目标的纵向差异和优势领域的横向不同。这种互动特征,非常类似于中国本土社会学所说的“差序”状态。
首先,“差序”概念在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具备跨学科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差序”概念并未被抛弃,反而被证明差序性交往非常普遍,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这意味着“差序”概念具有普遍性概念的学术潜力。另一方面,“差序”体现了一种“亲亲、尊尊”的关系格局。此格局虽以中国乡土社会为背景,但确实体现了人类行为的一种模式。“亲亲”指代行为体依据利益聚合或关系的亲疏远近所形成的独特活动领域(可称之为“圈子”);“尊尊”则刻画了行为体在一定范围内等级地位分明的排列特点。简言之,“差序”阐述了行为体在特定场域内彼此协调的关系特点,其中原因在于横向层面特定领域(“圈子”)的形成,以及纵向层面地位等级的差异。可以说,“差序”是中国人对势力均衡的扩展性理解。在“差序”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将大国在中亚地区既竞争又合作的互动新模式称为“差序竞合”。
具体而言,“差序竞合”体现了一种竞争与合作的整体状态。作为参与中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土耳其等域外大国并未因在中亚地区的机制竞争而出现针锋相对的激烈对抗,而是彼此处于一种各行其是、相对稳定的竞争状态。中亚五国也乐见中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重要性的上升,因此对域外大国的合作请求几乎来者不拒。由此可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各国牵头主导的C5+1机制及投资合作倡议一般均能得到中亚国家的接受和参与。
其次,“差序竞合”状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处于不同的实力地位,进而拥有不同层次的战略目标。
在中亚地区,俄罗斯拥有“准霸主”地位。中亚原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政策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地区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故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准单极”状态。基于此,俄罗斯参与中亚事务的目标是维护其在中亚地区的相对优势地位,尤其是在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即遏制俄罗斯与中国、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到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之中、试图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取向,但因其与中亚地区相距甚远和对该地区的投入有限,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地位明显不如俄罗斯。尤其是在2003—2005年“颜色革命”浪潮后,中亚国家对美国开展政治渗透的警惕性明显提高,美国的整合和塑造战略基本宣告失败,但遏制战略仍然发挥作用。虽然2020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中亚战略认为中亚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战略区域,但客观而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投入与中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美国在中亚地区不足以挑战俄罗斯的“准霸主”地位。对中国而言,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虽然被认为带来了中国在中亚地位影响力上升的结果,但客观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无力也无意挑战俄罗斯的传统地位。更何况,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意味着两国就如何避免在中亚地区产生对抗达成了谅解。再者,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西部边疆安全稳定,而非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再加上中俄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开展了有效的合作,这些均是中俄并未在中亚地区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作为大国中亚互动的主要参与方,中、美、俄三方在中亚地区所处的地位并不一致,战略目标亦存在差异。俄罗斯居于“准霸主”的支配性地位,中美则屈居之后。欧盟、土耳其、伊朗等国际行为体虽然同样积极参与中亚事务,但大都遵循了一个“潜规则”——有意无意地尊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准霸主”地位。在此情况下,大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相异的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呈现出地位的相对差异,如俄罗斯强调安全、欧盟强调社会援助和绿色发展、土耳其强调“突厥民族”认同,等等。从根本上讲,这些战略目标的设定,似并不以明目张胆地挑战俄罗斯的准单极结构为目的。
最后,“差序竞合”状态形成的直接原因则在于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具有领域范围的横向差异。
俄罗斯着重关注政治安全领域,这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特殊的历史联系密不可分。因此,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及安全领域。尤其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政治精英具有一种“庇护”性质的政治关系,这成为俄罗斯维系其在中亚国家内部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截至目前,中亚国家政治精英和俄罗斯合作也具有亲切感。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爆发“一月事件”,集安组织迅速出兵协助平息哈国内暴乱,这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充分体现。
而西方国家重点关注政治发展与社会领域。2005年以来,以“民主基金会”(NED)等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在中亚社会领域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媒体自由、开放社会构建、公民教育的资助,等等。在此基础上,美西方还通过国际开发署对中亚国家改善人权、推进民主化等政治发展项目提供大量的资助。此外,土耳其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为抓手,推进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突厥认同”;欧盟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能源、高等教育、绿色发展等领域。由此可见,西方国家虽然并未放弃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但它们的关注重点几乎均远离令俄罗斯高度敏感的安全领域。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影响力体现在经济层面。1991年苏联解体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仅为4.6亿元,2022年增长到了702亿元,增幅相当巨大。2022年,中国从中亚国家进口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矿产品同比增长均超过50%,对中亚国家出口的机电产品同比增长42%,贸易结构更加优化。在对中亚地区投资方面,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近150亿美元。
综上所述,相比于“新大博弈”话语所预测的大国在中亚地区互动的悲观前景,截至目前,大国在中亚地区虽然不乏竞争,但同时也在开展“无声的协调”。从形式上讲,这是一种在地位上“尊俄”、在战略投入领域上“亲中亚”的“差序竞合”状态;从实质上讲,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出现了实力地位、战略目标和战略投入领域的“错位”。因此,目前中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该地区作为“大国跑马场”的喧嚣和拥挤状态,但并未滑入“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激烈对抗所产生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反而呈现出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协调的“差序竞合”态势。
三、中亚地区秩序的前景
当前,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呈现出国家间“差序竞合”的典型态势:各大国彼此各行其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虽然趋于明显,但战略目标并未针锋相对;政策层面留有余地;合作机制层出不穷,但彼此学习的态势明显。但就其变化趋势来看,由于中亚地区兼具开放性与封闭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客观性与建构性等多重特性,这为“差序竞合”态势的维系和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挑战。
第一,“尊俄”能否继续令人生疑。纵观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介入可以发现,美国从一开始就希望挤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故不遗余力助推“颜色革命”,由此带来的政权更迭曾导致特定中亚国家局势陷入混乱。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退,再加上一系列其他更为迫切的外交议程居于美外交的优先位置,美才被迫不情愿地短期“默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历史影响,其结果是中亚地区秩序维持了十余年的平静。这或许启示人们,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准单极结构,是差序竞合形成的重要前提;而俄乌冲突后俄影响力的衰落,或刺激域外大国采取激烈行动挑战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权威,从而导致它们之间“无声的协调”模式破裂。
第二,大国在中亚的战略投入领域日渐趋同,竞争压力增大。目前,围绕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美国提出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力促“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土耳其宣扬“中间走廊”计划,欧盟升级“亚欧互联互通”计划,等等。与此同时,与中亚五国开展“C5+1”合作,似乎是诸多关心中亚事务大国的标配。在提出如此多的经济合作倡议和各国热衷推进“C5+1”合作机制建设的背景之下,如何处理中亚地区机制拥堵的问题,是中亚域内外国家均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竞争领域和合作机制的趋同,本身或许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然而,一旦各国的合作均秉持零和博弈的逻辑,那么它们之间的碰撞乃至冲突就在所难免。如此一来,“无声的协调”很有可能会变成“喧嚣的争吵”,这对中亚地区秩序而言并非福音。
第三,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准单极结构出现了松动。这是近两年域外大国蠢蠢欲动的重要原因。尽管基于其传统影响和路径依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不会立即消失,故短期内大国在中亚地区形成的“差序竞合”状态会得以维持,但需要密切关注两个变量的变动:其一,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其二,大国是否继续遵守中亚地区“潜规则”。一旦中亚国家冒进地追求战略自主性和其他域外大国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采取无视乃至蔑视的态度,难保俄罗斯不采取极端行动以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归根结底,“差序”互动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大国在中亚地区地位的“序”和利益的“差”。一旦“序”和“差”被诸大国视为有悖于平等的原则,进而蜂拥且“奋勇”追求彼此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均衡,那么“差序”互动不可避免会变成“无政府状态下的零和博弈”。到那时,“新大博弈”也将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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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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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7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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