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李德出生于德国。

这是一位德国的共产党人，曾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供职于苏军参谋部。

1932年，李德奉命来到上海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被苏联红军秘密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情报，从1933年开始担任中央的军事顾问。

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本是抱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友好意愿来的，但实际上，李德却并不了解中国军事的实际情况。

再加上李德本人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最终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红军长征初期，李德是军事最高领导的成员之一，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和判断，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战役，且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李德对此却毫无愧疚，甚至到了晚年时期，他仍在不停地找借口来狡辩自己的错误。

“军事顾问”李德

彼时的上海本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地的投机者都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在这里“淘金”，在机缘巧合之下，李德就这样带着某种任务秘密来到了上海。

李德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早期曾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也因此曾两度被捕入狱。

第二次被捕后李德越狱成功，逃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当牛兰夫妇暴露时，李德还是这所军事学院里的一名学员，在毕业之后，李德被分配了苏军总参谋部。

当时李德受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佐尔格送款，以营救牛兰夫妇。

但却从来都没有人想到，李德会就此一去不返，甚至还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还派了鲍罗廷、罗明纳兹、维经斯基等著名军事人物来中国指导革命，对中共中央转变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指示，都要先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

而秦邦宪临时作为中央的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也是来往密切。

话说秦邦宪虽然有着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面对正规的军事行动，秦邦宪显然还有很大的不足。

1933年9月份，德国职业革命家李德终于成功抵达瑞金。

在李德晚年时期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因为时间已经太过久远，以至于李德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与牛兰夫妇被捕一事究竟有什么渊源，只记得自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来到中国。

李德的本名叫做奥托·布劳恩，最初来到瑞金的时候，他背后的委派单位还是苏军参谋部。

为了完成身份的转变，奥托·布劳恩摇身一变，成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改名为“李德”，意思就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顶着这样一个响亮的头衔，李德很快就从秦邦宪手中接过了红军的指挥权。

而这一切，却仿佛“蝴蝶效应”一般，在中国红军内部掀起了一系列的波澜。

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但后来，他却和临时中央一起导演了一场历史的大悲剧。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

在前四次的时候，红军成功地依靠地形和战略以及各地军阀之间矛盾，多次击退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

此时中央红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在利用大批新式武器改善了装备的同时，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还连成了一片。

蒋介石对此大怒却深感无奈，他也切实看到了当地百姓对红军的支持以及红军战士的坚强意志。

为此，在实行第五次围剿之前，蒋介石还特地做了半年多的准备和反思，最终以“三分军事，七分战略”为指导方针。

先是实行经济上的封锁政策，让红军买不到弹药和武器，对根据地实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再从政治上切断红军和当地百姓的紧密联系，而后从九月份下旬开始，国民党部队就开始进攻根据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孤立无援。

当时毛泽东在秦邦宪等人的打击下处境艰难，早已被排斥出中央领导的核心，甚至还被弄到于都去搞调研，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也更是被李德和秦邦宪一口否决。

而李德和秦邦宪作为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却放弃了过去被证实有效的防御方针，提出了“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

李德认为，用毛泽东的这种策略来面对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战而弃，将苏区的领土拱手让人，这样并不能为打击敌人提供有力的保障。

彼时的李德缺乏对红军部队现有力量与当前战局的准确认知，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并通过了要用主力部队去突破国民党部队薄弱环节的防线，即所谓的“短促突击”方案。

李德的这种做法在后来的实战中，也被证明是错误的，红军部队也因此接连失利，惨遭重创。

在一连串的被动情况下后，李德转而对国民党部队采取保守主义，在处处设防的同时，也错失多个扭转战机的机会。

此外，李德改轻率地拒绝了蔡廷锴部队的建议，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主力回攻红军，使中央苏区陷入险境。

1934年春，广昌失守，李德又下令部队要转移到湘鄂西去，红军又实行“兵分六路”的方针，大打阵地战，而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和错误的军事战略导致各路红军节节失利，最终在半年多以后的日子里，红军被国民党部队彻底包围，中央苏区彻底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日益恶化，在秦邦宪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李德又提出了“以主力部队来实现突围”的方针，当时大多数委员都同意了李德突围的原则。

但毛泽东却认为，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央苏区还有消灭敌人的机会，最终会议决定将红军部队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当时中国的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所有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后才能生效。

共产主义变成立了以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红军主力转移的相关事宜。

实际上来说，当时红军内部所有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一切都由这个“三人团”说了算。

后来秦邦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提到：“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事务，而关于长征的军事计划却没有拿出来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