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有个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历来被传为帝王佳话。

唐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的某天，一批囚犯的名单放到了李世民的案上。唐太宗为政勤快，一般此类囚犯中有死囚的名单，他都要亲录。

也不知为什么，他看到那些罪当死者，突然怜悯心泛滥，便下旨让他们都回家，并约定期限，至斩立决之期——来年秋决——回来就死。

大概是想给这些人一个回家告别亲人，重新思考、体验人生的时光吧。

到了贞观七年的九月秋决之时，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皇帝所敕赦回家的死囚共390人，无一人逃亡，全部如期回京师就死。皇帝敕赦时，并没有派人监督率领，各凭本心，自由行事，但390人竟然都回来了。

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们。

这事被传为美谈，唐太宗的仁慈天下皆知。

至少在唐代，这都是美谈，白居易有一首诗，其中一句说的便是这件事——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放三千宫女出宫，以及赦免四百（实为390）死囚，被白居易誉为至德，所以这首诗就叫《七德舞》，专门颂扬唐太宗至仁德广被的，因为死囚都被感动了，德行还能小了？

但这事到了欧阳修那里，却又有一番道理。他对唐太宗的做法大不为然，觉得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欧阳修这篇文章在《古文观止》中，即《纵囚论》，专门讨论唐太宗纵囚的不对与虚伪。

欧阳修认为，能成死囚的，必定是罪大恶极的小人。小人是没德行的，比如“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的这种大德，君子尚且难以做到，但唐太宗却希望罪大恶极之小人能做到。

这怎么可能呢？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唐太宗是作秀，为了名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再说难听一点，就是唐太宗与囚犯们相互算计，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唐太宗揣测被暂时释放的死囚必定会回来，因为本是死罪难逃，如今皇帝网开一面，死里得半生，那么如果回来，则有极大的可能获生；如果逃了，那是必死无疑了。

巧了，囚犯们也揣测了皇帝的心思，知道太宗好仁名，回去之后，必被赦免，所以全部回来了。

所以，这明显是唐太宗和死囚们一起演的一出戏啊。

唐太宗获得仁慈的美名，囚犯们再世为人了。

欧阳修说，都别犟，一定是这样的，不信你看事实——唐太宗为政都六年了，六年来天天施德于天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罪大恶极的死囚呢？

既然有，那就说明仁德是不能完全感化所有人的，尤其是没有信义、罪大恶极的小人，否则，就不会有死囚了。

既然罪大恶极的小人不能被仁德感化，怎么会突然之间，得一日之恩，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呢？

可见是假的，不通，不通，道理不通啊。

所以，唐太宗很虚伪。

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因为不近人情。唐太宗做了就做了，但这不能“为天下之常法”，因为是个皇帝都这样做，彻底乱套了。做皇帝的为法、用法，必须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总之，唐太宗纵囚事件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近人情，都是反常规的操作，不该赞美宣扬。

欧阳修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很多版本的《古文观止》的编者也跟风赞同，认为是“千古正论”。

有人还搬出金圣叹的批文——有刀斧气，横斫竖斫，略无少恕——来加以佐证。

其实这是不会读书，乱找证据。

金圣叹评点的是欧阳修的文章，说欧阳修文章写得好，有气力，讲起道理来像是刀砍斧劈，横竖不漏，逻辑严密。

金圣叹并不一定赞同欧阳修的观点。

文章写得好，跟见识完全是两回事。

《史记》写得很好，但因为有缺，所以有个褚先生便补写了一些，他补写的地方都以“褚先生曰”起笔，或叙事，或说观点。

钱锺书说褚先生补写的地方，尤其讲故事的部分，很多可以跟司马迁的叙事本事媲美，但论到历史见识，纯粹是迂腐、荒谬的直狗曲儒口角。

因为褚先生但凡评断，就说“岂可谓非圣贤哉”之类的话。

这等于没说，等于随便找了几个心中的偶像，把什么人都拉过去站队。

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多我都喜欢，而且能背诵，但说到见识，其实未必能与文章之美比美。

讲个欧阳修的故事。

《水浒传》写说宋仁宗生下来哭得不停，太白金星下凡趴在他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他就不哭了。说了八个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

文曲是包拯，武曲是狄青。

包拯大名鼎鼎，狄青也不含糊。征战西夏、辽等，军功甚著，后来都做到了宰相级别——枢密使！

本来朝臣们都很赞赏狄青的，包括欧阳修，甚至说——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

但狄青一进宰相体系，大家态度全变了。

欧阳修理直气壮的诬陷狄青，说狄青是个祸害，理由无非是天降流星啦，水淹宫门啦，那个宫殿着火啦，都是天将要做出惩罚，这都是狄青惹的祸。

欧阳修给帝国最高领导人宋仁宗发了一份万字的邮件，号称万言书，他信誓旦旦的说发大水死因为狄青担任了枢密使。

以欧阳修的文采，论据肯定很充分，他说，这个啊，根据五行来说，水跟武将都属阴，以此推理，招来水灾的就是狄青，没有别人。

皇帝说狄青犯错误了吗？没有。是坏人吗？不是。

但是文豪欧阳修说，就是这样才可怕啊，因为大家都不会想到去防范他。小人作大恶，未必都是出于本心。狄青将来有可能作乱啊，他是军人，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造反胚子，我们文人把这个称作小人，军人有了大权力，不想谋反都不行，手下人可以怂恿甚至逼迫他啊。应当防患于未然啊。

这就叫“伏藏之祸”。（见《长编》卷一百八十三嘉佑元年《欧阳修全集》）

欧阳修本次说理依然逻辑严密，有“刀斧气”，横斫竖斫，硬生生把狄青“斫”出了枢密院，把狄青逼得以避水的名义将家搬到大相国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朝廷便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离京出知陈州。

第二年，狄青就死了，宋仁宗为他举哀，追赠中书令，赐谥“武襄”。

这就是欧阳修说理的本事。

文章逻辑严密，但是什么逻辑呢？混蛋逻辑。恐怕狄青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自己的名字怎么就威力那么大呢？说岳飞冤，比起狄青差远了。

由此可见，文笔是文笔，人品是人品，见识是见识。

文采斐然，但一涉及到利益（欧阳修代表的是大宋文官集团的利益），大文豪的见识可以低下到以风水攻击人。

这毛病千万年都难以改掉，网上那些处处“为名”说话的大神，哪个不是“人设”、哪个不是“图利”？

说回欧阳修批评唐太宗纵囚这个事儿。

就是典型的文章虽好，见识浅陋。

欧阳修处处说君子，满篇划分君子、小人的界限，但实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唐太宗的仁慈——主要是对臣民的仁慈，政治斗争中例外——其实不需要这样花费心思立人设。

其实就是一时怜悯心起，做了一个决定。

再讲个故事。

唐太宗能当皇帝，麾下亲信出了很多力，比如尉迟敬德——就是挂在门上当门神的那位。

这人是个暴脾气的武官，他功劳大，当然也骄傲，经常搞事。有一次他生起气来，把同殿为臣的王道宗一通暴揍，几乎把王道宗的眼睛打瞎了。

唐太宗挺生气的，但他还是平心静气地找尉迟敬德谈心，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心中常常难受，怜悯那些功臣。朕想着跟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但你为官多次犯法，你该读点历史，就知道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的事情，怪不得汉高祖了。国家纲纪，赏罚二字，非分之恩，不能多次加身，你还是好好改正吧，不要给自己留后悔。

尉迟敬德从此之后收敛了许多。

这事情也发生在贞观六年。

唐太宗的话，恩威并施，说得很是诚恳。

皇帝能跟臣子这样敞开心胸谈话，非常少见，而且他话里明显对以前很多人，包括功臣的惨死有怜悯之意。对敬德当然也够仁慈了。

对待老百姓，尤其仁慈，无论是否汉族。

但人性就是如此，并不是你对他宽厚仁慈，人家就好好遵纪守法、好好做人、好好对你。施行仁德之政，并不一定就能完全消灭违法犯罪的行为。按照欧阳修的逻辑，岂难道因为无法完全杜绝，就不施行仁政了？这逻辑明显也不对。

假如纵囚不是仁慈，那么白居易诗说的“怨女三千放出宫”怎么解释？这事也是真的，但同样也不近人情呀，至少不近皇帝之情。历史上的皇帝，大多数唯恐宫里女人不多，哪个嫌少？曹操死后遗旨让妻妾都自己回家，唐太宗可是活着就让很多女人获得了自由，主要是怜悯她们。

一个当皇帝的，能做到如此，可算是很难得了。中国历朝历代那么多皇帝，不残忍好杀的没几个，因为他们的权力实在太大，根本无法有效限制，皇帝一怒，流血千里，家破人亡的事还少吗？

皇帝的怜悯心，即便是作秀，其实也是需要鼓励的，因为他们在权力最高处，往往难以控制自己，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脾气、怒气，权力顶峰无所顾忌的皇帝更加难以控制，皇帝一怒就要杀人。做多了之后，哪里还想得到什么怜悯？对他来说，跟杀鸡杀猪没啥区别。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历代帝王里面少见的能听劝、能克制自己内心欲望与情绪的皇帝。

所以，唐太宗这份仁慈，其实难得，至少在皇权时代，是急需提倡的。即便现在，世界上的国家首脑其实也都保存着特赦之权，总统、主席，都是有特赦权的。在如今法制愈来愈健全的时代，欧阳修的说法倒是很有道理，不可作“常法”看待。

但在欧阳修的时代，那纯粹是强硬说理，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是“不通之论”。

欧阳修生活在宋代，他伺候的皇帝，是宋仁宗，这也是一位好脾气，有仁慈之心的皇帝。可是这种皇帝也没几个，历朝历代皇帝数百，仁慈者提起来，也不过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清圣祖等寥寥几位而已，其他的多数没这心肠。

欧阳修命好呀，大宋又规定不杀文人，所以他随意嘚吧，但大宋武将惨死、冤死的还少吗？

如欧阳修为武将，或者生在汉武帝时期，或者元代、明代，看他还觉得皇帝仁慈是虚伪吗？

我觉得不会！

呀，那《古文观止》岂不是少了一篇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