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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栋戏曲文集

王如昆编

髯口的妙用

戏曲的表演讲究程式，在化装上也有程式的运用，髯口就是其中之一。

髯口，属于面部化妆，戏班里习惯称作“口面”。戏剧中，中年以上的男性人物，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分别戴上不同类型的髯口。生行多用黑三（三绺胡须)、掺（苍白）三、白三。间或也有用黑满（满腮胡须）、掺满、白满的；净行常戴黑满、白满、黑扎（胡须中开孔）、紫扎。武净还有戴黑一字、红一字、虬髯等；丑行常戴八字、吊搭、丑一、丑三等。其他还有特殊的髯口和改良贴须，不一一列举了。正戏里最常用的是“三”与“满”。但“三”与“满”却完全遮住口，而且两边的鬓须远离角色的腮帮，似乎与生活的真实不相 符。然而古老的戏曲历来如此相因，演者适宜，观者默契，何也？深究起来，其中不无道理。戏曲中的人物，大凡生、净宜大，旦丑尚小。净行姑且不论，生行也往往足登厚底靴、头戴 高冠、内穿胖袄。以这些穿着，加大了身躯。可是若要加大颜面，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戴上 了假面，就成了“死脸”，局限了面部的表演。于是这种髯口的格式便应运而生了。按人的生理规律，胡须生于鼻下，盖住人中。而髯口则戴在上唇，露出了人中，这就将颜面往下延伸了寸许。两边的鬓须又向两侧扩展，多出了两颊部分。加上网巾的吊眉，又向上伸展了些。整个面部裸露的部分加大了，因而与整体的化装取得协调，比例匀称。至于净行，又称大面。其面部比生行又扩展得更大，同胖袄的厚度，高靴的高度相应地增加取得协调。武净用的扎，髯口中的空隙很大，垂至下颏以下，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口的部位，无形中又加大了颜面的面积。这样，使面部同躯体结合成了有机的整体。一个扮好了的大面，向我们迎面走来时，仿佛见到了庙里的神像，各个部位都大于真人一套。因此，髯口在扮戏上的作用，如同旦行头上贴片子一般。所不同的是，旦行贴片子根据演员的胖痩（脸盘子的大小）可调整面部的形，它可使大，又可使小。而髯口的作用却是放大面部。这是我国舞台上的“整容术”，也就是化妆上的程式。

后来在戏曲舞台上又出现了改良贴须。这种胡须在视觉上比较真实。但贴须的缺点偏偏是使面容缩小，因为所贴部分都要占去颜面的一小块面积。传统髯口与改良贴须的长处与短处正好互补。使用贴须，如果在行头（服装）上也穿的改良装，紧身，不用胖袄，没有厚底，只戴小帽的话，也能相适应。如果一个净行角色，贴上改良髯须，却穿上传统的厚底、大蟒（比如包公）就显得不协调，脑袋小了，而且胡须贴得越多，面部则越小。

髯口的程式性，不仅在其构造上，在配戴与使用上也是很强的。使用方面很明白，就不去谈了。在配戴方面也有很多讲究。中国戏曲自有其独到的情理观。它着重于角色典型性的刻画。

扎，是性情骠悍的烈性男子配戴的，舞台上常用黑色或紫色的，可几乎从未看到使用掺的或白的。

再以人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人物为例吧。刘备与吕布在一起，虽然吕布当时年龄比刘备大，身份又高。可是吕布是光下巴，而刘邦却戴上了黑三。《群英会》中的诸葛亮初出茅庐不久，而周瑜已是东吴的长任都督了，年龄与身份也都高于孔明。可是诸葛亮却三绺长须，而周瑜直到死都是光着下巴。这种扮相，一方面突出了吕布与周瑜的骄气（吕布实际上是个粗鲁的莽汉）。同时他们也可能都是成熟得比较早，少年得志。所以舞台形象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英俊的气概。“周郎”的雅号从少年沿用到死后，好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同志已老大不小了，但仍以“小王”、“小李”相称一样。假如我们反过来，让吕布与周瑜都戴上了胡子，而刘备和诸葛亮却光着下巴，反而会使人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了。

此外，关羽一辈子长长的胡子，张飞戴黑扎，（晚年换上掺的)黄忠生来是白胡子，马超也是一辈子光下巴。惟独赵云长寿，多数出场为小白脸，以表现他的英武气概；在《阳平关》等戏中，他戴上了黑三。在《凤鸣关》等中他戴上了白三；可是他却没有一个由黑胡到白胡子的掺须的过渡阶段。为什么？因为掺胡子有损于这位常胜将军的气质。这是我国戏曲舞台上配戴胡子的逻辑。

外国戏剧中也常有长须的人物，但没有我国戏曲中髯口那么多的名堂及其使用技巧。假如一个外国人想要表示我国传统的戏曲，而又苦于无法用适当的词汇来表达时，他便会做出一个理须的手势动作，人们立刻便能领会这位外国友人的意思了。戏曲表演的技艺有千变万化，何以唯理须的动作成为戏曲中最形象化的标志呢？由此可见，髯口在戏曲之中的作用和对于一个不甚了解中国文化的旁观者所具有的魅力。

（原载《江苏戏剧》1984年第一期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