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性社会学研究所）
几年之前，我在一篇学生写的性爱主题的论文中，看到了对我的委婉批评：对中国40年“性之变”的梳理忽略了“爱情”之维。这个批评我接受。也因此，除了继续鼓励学生以经验研究的方式关注不同人群的“性与爱”，我自己也在努力补课：阅读相关文献论述，关注20世纪初以及80年代以来有关“爱情”的社会讨论，重新去翻看以往的田野与访谈材料中与性爱相关的内容。只是，因自身研究旨趣、所长与局限，无论是撰写导读还是组稿，依然偏重于性、爱及两者之关系。
“我们时代的爱与性”，这是一个带着时代印迹但是远未过时的标题，也是诸多与日常生活、社会大众最为紧密相关的学术议题之一。在变迁、联系与多重性的视野之下，打开已有文献、结合社会文本、扎根经验现实，我们可以如何想象当下的性、爱，以及更为扩展地，性别、身体、婚、育这一系列构成我们“初级生活圈”（潘绥铭语）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我们能够以怎样的方式讲述中国社会的性爱故事？如何审视此类故事讲述中的思维框架、研究方法、道德情感与生活现实？以及更进一步，如何以“性爱”为切口提问我们所处的时代，包括学术界？这是本期专题的基本立意和问题意识。
爱与欲：一个古今中外的经典话题
爱情是什么？这是一句带着哲学味与文艺腔的吟唱，也是一个历史与社会建构论的提问。
爱与欲的主题充斥着英语世界。性欲与爱欲、神圣与世俗、爱欲与文明、亲密关系与现代性等范畴的讨论经久不衰地活跃于哲学、宗教、伦理学、文学、艺术以及略晚出现的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领域。“柏拉图式恋爱”、“骑士之爱”（亦称宫廷爱情、典雅爱情）以及延续至今的“浪漫爱情”，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情爱的文献。
在这些文献之中，柏拉图的《会饮篇》、布鲁姆的《爱的阶梯》、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及《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神经症》、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等在中文世界广为人知的西方社会的性爱讨论，仅仅构成书单的一部分。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CE（《制造“浪漫爱情”：公元900—1200年间欧洲、南亚和日本的欲望与性》）（Reddy，2011）、Modern Loves: the Anthropology of Romantic Courtship and Companionate Marriage（《现代爱情：关于浪漫求爱和伴侣婚姻的人类学研究》）（Hirsch and Wardlow，2006）、On Love（《论爱情》）（Gell，2011）、《爱情与西方世界》（鲁热蒙，2019）、《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2001）等著述，亦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出发，以一种知识建构和文化比较的视野去回应“一个社会有关爱情的知识与叙述是怎样的，如何形成与变化”“浪漫爱为什么以及如何与追求个体选择、民主、平等的‘现代性’概念相勾连”等问题。
亲密关系的变革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可追溯至中世纪“骑士之爱”的“浪漫爱情”，在20世纪初与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与碰撞。在东西方文化的跨境互动和比较语境之中，“中国式爱情”也在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之相关，《爱欲日本》（佐伯顺子，2016）、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当“真爱”来到中国》）（Pan，2016）、《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史华罗，1999）、《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李海燕，2018）等著述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进一步解构了“浪漫爱”“真爱”的普遍与本质性。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Lynn P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此外，有关风流浪子、同性爱欲的讨论也是中西学者窥探中国明清至民国时期情爱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些文献在对不同时代和社会的“爱”进行剖离的同时，也拉近了西方社会的爱情讨论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的距离，或凸显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或强调近现代以来的观念影响和相互联系。但不管哪种，都从谱系学的角度程度不一地挑战着我们对于“爱情”这一日常生活主题习以为常的想象，赋予其历史与多样性。
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之下，一个凸显的有关“爱情”的常见认识往往包含以下三层论述，或许简化，但不乏启示：
其一，与西方社会的“爱情”有其历史一样，中国社会亦有处于变动生成之中的“情爱”，只是存在方式、表达、理解和地位有所不同；在古今中外视野之下，此“爱”常常非彼“爱”，分析时须小心张冠李戴。
其二，中西“爱情”最为凸显的差异在于：在西方的知识脉络里，爱情有其世俗、理想的一面，其与“神”之神秘主义圣爱的对话是显在的；性与爱、神圣与世俗、肉体与精神、压抑与解放的二元性是认识爱欲的重要框架。而在中国的文化中，爱情虽然也会以神话和文学为载体，但既不与宗教意义上的圣爱直接、持续地对话，也不首要地体现个体的自由选择，也没有情感与理智、身与心的二元对立；历史文化中的“爱”首先与家国相连，情与色、爱与恩、个体与家族密不可分。冯梦龙所作《情史》、所创“情教”，连同一系列明清艳情小说、笔记、戏曲等，在赋予情与欲以尊严，凸显其地位且不局限于性别叙事的同时，亦不忘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中国社会之更具现代意义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更常见地存在于文人与女鬼、狐女、妓女、姘头及江湖儿女等的非主流的性别关系之中。
其三，从横向联系和拉扯来看，中世纪以来西方经由文艺复兴逐步形成的“浪漫爱情”在20世纪初与中国文化发生碰撞，也直接参与激发了那个时代的言情小说流派，围绕着性、爱、婚、家而展开的社会大讨论以及堪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掺杂了个体独立、自由选择、民主平等的“浪漫爱情”，连同“性爱婚”三位一体的观念，影响至今，无论是作为知识话语，还是作为社会实践。不过，爱情的这一近现代形式和“性爱婚”（在概念上的）独立与（实践上的）统一相并置的理想模式，在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情色文化、婚家制度以及概念永远框不住的生活现实产生碰撞之际，又有了一些新的变种。也是在这些过程之中，“爱”发生了很大变化，“性”得以出现，我们也才开始有了对“性爱”的讨论。
性爱婚：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窗
20世纪初因一起卷入公共空间的桃色新闻而带动一众文人名士参与其中的“爱情定则”大讨论和80年代在人性的召唤之下由读者与编辑共同推动的“爱情是什么”类社会讨论，以当时的报刊为主要载体，成为洞悉中国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本。
1923年，北京大学教授谭鸿熙在原配陈纬君去世后，续娶其妹陈淑君（亦为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之妹），这事因为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原培的公开哭诉而成为一则“丑闻”，引起舆论讨伐。针对谴责的主基调，以编著《性史》而闻名的中国第一位性学博士张竞生发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四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在支持陈淑君的同时，既把矛头指向守旧的以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为核心的儒家婚姻，又批驳了以神圣、无条件为主调的架空的浪漫主义爱情观，一时舆论大哗。紧接着，在名编辑孙伏园的组织之下，以《晨报副刊》为平台，引发了周作人、鲁迅亦卷入其中的中国社会第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张竞生 / 张培忠 / 鲁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如后来不少研究“爱情”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场“爱情定则”大讨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透过民国文人的笔端，我们得以窥探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新旧爱情婚姻观的交锋，进而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之中透视由性爱婚家国共构的时代特点。也是在这一时期，伴随英文sex、homosexuality的翻译及经由日本引介至中国，围绕着淫、恋、情、色、爱、性等词汇（包括各种组合）的辨析亦成为文化界的一道风景。
不过，站在此时阅读彼时的文本，嘴角难免时不时会扬上一扬，并从心底浮上几个字：呵，文人。或许苛刻，与那个时候的诸多社会讨论类似，在言说“爱情”之时，文人名士的基调是显著的（心怀家国共构、社会进步与一丝矫情和自恋）。就大多数可见的文本而言，无论异性还是同性的绯闻事件，都八卦味儿十足且常常精彩，但是拿现代社会科学的枯燥话来说，其标识的“精英”的阶层、地域和性别特点是凸显的，所体现的社会现实亦是局部（上层）的，与“普通大众”和“生活百态”的距离较之八九十年代也更远。
半个世纪之后，伴随改革开放，以“婚姻家庭”类大众期刊为平台，有关爱情、婚姻、性的讨论也开始在读者来信、编辑约稿以及专家学者的专栏里频频出现，并在八九十年代成为热点议题。
对这个年代的认识源于我以往并不聚焦于情爱的研究和闲散阅读，也与自己作为“70后”的成长经历相关。因疫情驻足校园期间，我开始更加集中地翻阅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家庭》《婚姻与家庭》《人之初》等期刊，试图借由此类大众读本看一看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在那些并不久远却又似乎很遥远的纸媒盛行的年代里，“性爱”是如何被讨论的。
以创刊于80年代初、从《广东妇女》改版而来的《家庭》为例，类似“姑娘啊，你当自重”“谁是不道德的”“理想的爱人在哪里”为标题的读者来信不少，讨论涉外婚姻、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触及婚姻与情感、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人格之关系。“我们80年代的恋爱方式”“80年代的择偶标准”“女研究生谈自身的爱”“关于婚姻稳定性”“论离婚自由”“现代/未来家庭的特征”等都引发过持续的专题讨论。恩格斯所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在持续的讨论之中也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短句形式被当时的青年广为引用。围绕电影《谁是第三者》的讨论更是经典。而青少年早恋、老年人再婚、中年人如何保持婚姻热度等也经由专家、医生的笔见诸报端。农村婚姻介绍所、爱之桥、谈心亭、征婚广告等亦是重要的内容。偶尔的，有关变性、自慰、单身、同性等议题也会出现。
《家庭》总第561期（2013年12月第一期）
以笔名或匿名讲述自己的婚恋与家庭故事，帮朋友咨询，针对社会现象的争鸣，专家评述，编辑向广大读者开放征集选题，等等，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形式。在一本当时销量上百万、走进千家万户的杂志里，名家和普通百姓的故事都可见。带着邮戳和墨迹，透着人性与情感，相比民国“爱情定则”笔战所凸显的文气及国家与革命话语，这波讨论更加生活化。叙事有猎奇的味道，也带着朴实与真诚，行文透着纠结与疑惑，及一丝丝伦理与道德焦虑，又或者带着一种畅想未来之婚家的理想和豪情……就这样，以“不同意见与看法”“来信与答复”等或争鸣或热心相助的形式掀起了一场对“我们时代的性爱婚”的社会大讨论。或许八卦味儿不如半个世纪之前，亦不如网络时代的“磕CP”，但是透着那个年代独有的、中国社会在百废待兴之际涌现出来的一种傻愣愣的蓬勃生机与接地气。
当然，前文也提及，与中西历史上以文学承载“爱情”一样，近现代以来各类言情小说、戏曲、影视剧亦是现代爱情的重要载体。丁乃非、刘人鹏等台湾学者的《罔两问景》（第一、二辑）也在持续叩问着逐步成为“正统”的性爱婚家之关系，提醒我们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穿越之中思考性爱婚家等“情感中间物”。而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田野和调查研究，尤其是有关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择偶观、发生在农村的性爱与生育故事、性爱婚关系之变迁的学术讨论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包括第二波翻译潮）开始出现。
罔两问景：酷儿阅读攻略
刘人鹏 / 白瑞梅 / 丁乃非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2007
以上梳理仍显跳跃，姑且作为背景和前情，帮助定位并引出更多关于“我们时代的爱与性”的经验研究。当“爱”并未成往事，谈“性”依然色变，加之网文、网剧和交互游戏已然模糊掉20多年前尚可辨析的“虚拟与真实”之时，我们还可以怎样“谈情说爱”？在互联网技术、道德伦理和多重政治的中介之下，社会文本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引发哪些婚家想象与联结？立足现实，还可以打开哪类性爱研究与情欲身体？
“另一类”生活实践：性与爱的多重想象与故事讲述
整体而言，“爱与性”的经验研究是缺乏的。作此论断并不为过。本文不是文献回顾，而是仅就我所在的性社会学研究所，尤其是学生们所做的部分尝试做一简介。
性爱作为透视社会变迁之窗口
在我们的研究中，《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2004）、《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2013）等论著以调查数据的形式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及普通人群的性爱变迁，包括不同关系、婚姻内外、观念与实践，触及不同性别、阶层、年代等。在捕捉短时间内性爱婚之关系、身体与语言表达、性别等领域发生的迅速变化的实证基础和生活观察之上，潘绥铭、李银河等性社会学者做出了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的论断。
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潘绥铭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也正是在透过性与爱之关系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启发之下，王文卿的博士论文着重论述了中国社会从“性爱到性/爱”的概念分裂，以及基于主体建构论的视角，基于一个个活生生的访谈案例（19岁至41岁的“知识青年”）来探讨“何为爱情”及“性爱”的日常实践。部分内容也体现在本期的《21世纪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
生计、阶层与性爱
在有关性产业的社区考察中，“小姐”们在“发廊”内外的情感经历（包括失恋）及其对于性爱婚的理解（包括性爱婚相分离的实践逻辑、赚了钱再贴补“小白脸”的执拗、老公带着老婆去卖淫的生活现实等）在田野笔记中并不少见。除了散见于已经发表的论著（1999年至2017年间至少出版了六本），更多的性爱故事可见于尚未出版的本硕博论文之中。比如，我的硕士论文以及王洁、张慧霞、王昕、张育智的博士论文中都有提及这些故事。这些另类却并不鲜见的性爱故事也常常以阶层与生计之针戳破玫瑰色泡沫，逼迫当时身为学生的我们将“性”复数化，并重新思考不同生活境遇之中的“性爱”关系，包括其情境与策略性特点（比如在何种关系之中、何种情况之下做分离，在何种情况之下又难以割裂）。而光顾不同档次场所的男客对于嫖、找情人、夫妻关系的故事的讲述，包工头和工人们如何“谈小姐”以过嘴瘾，也进一步复杂化了性、爱、性别、阶层的交互性。刚刚评阅完的一篇本科论文以“女大学生当小姐”为主题，基于个案研究，进一步把这个于现实而言并不新鲜，但是于文献而言依然缺席的问题拉到台前，勇气可嘉。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黄盈盈 等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
在亲密消费的灰色地带，一种更为日常的身体表达存在于按摩业。祝璞璞的硕士论文关注盲人按摩，博士论文关注发生在美容院的身体与生活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亦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女性情欲的表达。考夫曼（Jean-ClaudeKaufmann）的《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一书透过沙滩裸乳现象所述正常的身体、美的身体、性的身体，也在美容院这一社会与生活空间，在由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有着不同年龄和婚姻经历的美容师与顾客构成的人物群像之中，在“美好生活”和“理想身体”的打造之中，得以交织展演。在场与不在场、台前或幕后的“性爱婚”故事也部分地出现在本期的《美容院中的女性情欲身体及其多重性》一文中。
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
考夫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性爱的年龄之维
如果说关注知识青年的性爱实践（王文卿博论），“70后”白领女性的性感表达（黄盈盈博论），大学生谈恋爱与网络、校园空间分析（张娜博论及潘荣桂硕论），依然在研究对象的年龄上符合主流，那么有关老年或青少年的性爱故事则多少显得“离经叛道”。
周柯含的硕士论文集中于“老年之性”，博士论文虽然把目光投向广场舞，但是其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身体与情爱亦是显性在场。本期的《老化中的性≠老化的性》一文正是她基于自己的硕博论文对于年龄、性爱、身体的分析。除了深度访谈、田野调查，行文中提及的“老年知性恳谈会”（潘绥铭主持，共三次）也是她立论的经验基础。
性爱的年龄政治也体现在“青少年”这一群体与标识上。除了十余年前我们基于14岁至17岁少男少女的性与爱的随机抽样调查，陈锐的硕士论文还关注了校园空间之外小学、初高中年龄段青少年的“谈情说爱”。“早恋”话语近年来在荧幕上的消失并没有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加正视和尊重青少年对于爱情的表达及其与性爱相关的日常实践。或许与成年人有异，也或许稚嫩，但是无视其情感经历和认知感受，显然是由于成人世界的傲慢与无知，只会造成更大的代沟与割裂。可惜，阅读访谈资料时对于小学生班级绯闻的哑然失笑，对于以“后抱式”身体接触为经典动作的男女朋友宣誓和那些言语表述及恋爱经历所带给我的“长见识”的感叹，暂时没法在这里分享。但是无疑地，青少年的情与爱在制造“成长的麻烦”的同时，也为包括网文与电子游戏在内的生活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性爱脚本。而且，与“青春期”的概念建构类似，性爱维度的“青少年”作为认知本身也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作为人群亦是复数式的存在，既不是白纸一张，也不是铁板一块。
互联网与性爱实践
在近年学生们的课程作业和本硕论文之中，与互联网有关的性爱实践是最受关注的主题（可以不缀“之一”），以至于我常常会觉得互联网绑架了我们的性爱认识。但无论是否将互联网作为研究中介与平台，技术所催生的新的性爱现象显然已经构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与情感生活之重要面相。从略微早期的网恋、虚拟恋人、耽美、腐女、同人、文爱等，到各类动漫cos、互动游戏中的恋爱实践，不一而足。
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为劳紫烟刚刚完成的对于乙女游戏的经验研究。“和（数字化的）纸片人谈恋爱”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怎么谈？“游戏人生”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哪些提问和启发？随着访谈和田野的推进，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真实的情感边界也在这一女性向游戏和生活实践之中进一步交融和模糊。相比早年带着更多希望和畅想的“爱情是什么”式的发问，“网络时代，何为真正的爱情”这一隐藏着伤逝情感的问句中的“真正”本身恐怕首先需要被消解和提问。
关于“其他”与“另类”
更多的性爱研究可见于对单身女性、同性与跨性之恋、艾滋病感染者、慕残、残障与性、BDSM（指一些与“虐恋”相关的人类性行为模式）关系中的另类亲密性等议题的探讨。这些以及此处未提及的另一些常见于生活之中的性爱故事（包括我们称为“主流人群”的那些人的爱与性的经历与想象）在回应“我们时代的爱与性”时是重要但缺席的。学术研究在经验现实（尤其是在当下或因道德伦理，或因多重政治而被忽视与无视的部分）面前往往显得苍白而单调，遑论在把握其流变、复杂性与丰富性基础之上的概念提炼与知识创新。但至少希望我辈中人可以更加真诚与谦逊一点，可以赋予好奇心和故事讲述以更多的空间与可能性。任何单一化的性爱想象和规制都是有问题的；“另类”的意义不在于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挑衅，而在于挑战成见、打开想象、直面现实、把握变化，也是为了更多人参与构建的美好生活与健康社会。
本篇导读如浮光掠影，也确如开题所言：“爱”得还远远不够。但依然希望能以生活之情与道去撑起一片天空，以待更多日常实践的填色与丰富。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故事社会学”所提示的，被访者、作者、读者、编审、评述者、旁观者……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中国爱情故事”的讲述和社会变革的进程。风过留痕，以兹自勉。（文中提及的文献不再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书名和作者按图索骥。）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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