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时道先生是我读初中时的美术教师。那时,我在宁海中学读书,才十四、五岁。
柴先生有一张慈善的脸,架着一副老式的眼睛,整日笑呵呵的,他的上课,也是笑呵呵的,从来没有见他板过面孔,蹙过眉头。同学们并不因此而纪律松弛,听课散漫,那是因为他的课上得好,吸引着我们,让人生出兴趣。
有一次,他教我们画鸟雀家禽,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蛋,什么蛋?他说什么蛋都可以。鸟雀家禽都是蛋变的。有一只蛋,就可以画出家禽鸟雀来。然后,他随意地加了几笔,就成了一只鸡:再画一只蛋,又加了几笔,就成了鸽子。他手中的那支粉笔,简直就是一根魔术棒,说画什么,就画出了什么。把我们看得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张圆了嘴巴。神极了。
由此,我们这些顽皮而淘气的男小孩,对柴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画画兴趣因此而勃发。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真的走上了画画的道路。我被分配到县越剧团去画布景,搞美术设计。我既没有读过美术学院,又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怀疑自己能否挑起这样的重担。团里有一位素享盛名的老画师,叫俞锦林,全是民间工艺的画法,观众很欢喜,当然可以跟他学;但是,我更记住了柴先生与我说过的一番话,他说:“只要你有兴趣,肯花苦功,没有学不会的本领。画画也一样,我也没有经过美院的培训,我也是靠自学的。”
这番鼓励的话,无疑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力量。
在我从事画画的那些日子里,我有很多机会与柴先生在一起,如今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搞展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县里经常要举办一些专题展览。县委宣传部便抽调一些美术人员,集中在文化馆搞版面。版面上有照片,有文字,还有各种画面。画画的任务便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而柴先生则是美术组的核心。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冬天,室外飘着大雪,画室里生了红红的炭火,暖洋洋的,我们伏桌而创作。当然,画得最好的自然是柴先生,小县城里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创作技巧娴熟,任何画题都难不倒他。人物、山水、造型、色彩都相当好。我们呢?常常围着他,请教他,把作品交给他修改。一经他的修改,我的一些画幅竟然也像模像样了。
如同红红的炭火一样,坐在柴先生的身边,我是多么温暖呀。
还有一件事是柴先生帮我们画布景。七十年代中期,剧团开始排演样板戏。那时候,我已开始独立担任舞美工作。每次排戏,都是抢时间,抓进度的。可以想象,我一个人要完成一部大戏的所有布景绘制,怎么都来不及。于是,剧团便向县里各单位借人,借画家来帮忙。而每一次,柴先生总是一定要请的。
柴先生也很高兴来。
但是,画布景的活儿很累,不光需要画画的本领,还要有体力。《智取威虎山》里那些气势恢宏的林海雪原,高大的松林,幽深的山洞,都是画在五米多高的白布上。白布钉在木架子上,画笔用的是粗大的油漆刷子,绑在棍棒上,我们在满地的颜料罐上蘸了颜料,爬上扶梯,纵横挥洒,这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柴先生来说,如何吃得消?
柴先生说不要紧,你们画上面,我画下面,接得起来的。有的时候,他也站在凳子上,挥着画刷,跳上跳下,弄得满头大汗……这样的场面,让我很感动。但柴先生从来不说苦,不说累,他总是尽心尽力帮助我们完成任务。那时候,是不讲报酬的,尽的都是义务。连吃饭都是各自回家吃的。最多也就请他们看一场演出罢了。
然而,柴先生依然是笑呵呵的,他愿意,他高兴。从来不说什么。
后来,我改行了,写剧本,搞文学,不再画画了。我最终没有成为柴先生期望的那样,在美术上有一番作为。每次在那条窄窄的柴家墙弄与柴先生碰到时,我都觉得有愧,对不起先生,先生曾经给我说过多少勉励的话呀。然而,先生呢,依然笑呵呵的,说:不是一样的吗,画画,写作,都是艺术创作,都会有出息……
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了,倘若健在到今天,该一百多岁了。每让我想起,无限怀念,顿生敬意。柴先生,让学生我向你深深地鞠个躬吧。你的品德,你的教诲,永远会记在我的心里,还有那亲切的慈爱的面容,笑呵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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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杨东标
□ 图片:柴晓宝
□ 编排:天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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