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暖心提醒，音乐相伴更有感觉~

尹秀云

《生门》这部上映于2016年的纪录片，是由拍摄团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跟踪拍摄2年获得的真实影像剪辑而成，全片讲述了因妊娠合并急难重症在此就医的4位孕妇，陈小风、夏锦菊、曾宪春和李双双的故事，呈现了以产科主任李家福为主的医护人员团队的工作状态，围绕新生命孕育诞生的过程展现人间冷暖、人性百态。导演陈为军曾说，该片是“一个高度浓缩了的滚滚红尘”，片中有不少值得思考和讨论的医学人文命题。

医患意见不一致：听谁的？

孕妇夏锦菊因发生凶险性前置胎盘在中南医院入院待产，她曾6次怀孕、两次生产，即将面对人生中的第三次剖宫产手术。镜头下，她肚子上的疤痕触目惊心。李家福医生在查房时向夏锦菊解释，由于胎盘长在了上次剖宫产手术的切口处，如今已超过子宫基层进入膀胱，这将给手术带来极大风险。

手术当天，李医生仅用15秒就将孩子顺利取出，但之后，夏锦菊果然出现产后大出血的情况，李医生告知此时尚清醒的她必须切掉子宫。但夏锦菊请求：“能不能不切子宫？我才33周岁，你们再努力一下，我再坚持一下。”

面对产妇的请求，李医生迟疑了：一方面，自己的专业判断告诉他，不切除子宫，产妇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另一方面，她也有自主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如何取舍？

这种困扰可能已成为很多医生在临床上常遇到的棘手问题，其本质是，在医疗实践中，到底是尊重患者自由意志还是将保护患者生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

在我国古代和古希腊时期，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不需要患者参与决策，也没有采取知情同意的必要。因为患者参与治疗意见就意味着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那时，医生与患者具有毋庸置疑的共同利益和交往主题：治疗和康复，这是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传统。医生与患者的谈话仅限于让患者感到安慰和希望，使他们配合治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医生甚至可以用命令的、控制的甚至是欺骗的方法来帮助患者，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种所谓“医疗家长主义”成形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

20世纪以来，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医疗新技术的应用，医生不征求患者意见的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医患信任、社会平等和患者权利等运动的风起云涌，促使医学界着手进行规范和整治，医疗行为中，患者知情同意制度逐步成为医生职业规范之一。但知情同意或尊重患者自主权利的宗旨是借由患者的参与来更好地保障患者利益的，这并不意味要将医疗专业的问题最终交给患者或其家属来判断和决定，更不是医生可以由此推卸自身责任的保护符。

当下，有一些医生担心，如果不按照患者意见行事会遭到投诉或面临医疗纠纷。其实，大部分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医生没有听取患者或家属的意见，而可能是在治疗中，医生没有真正尽到维护患者利益的责任。

纪录片中，当夏锦菊因剖宫产手术出血不止陷入昏迷时，李医生将病情告知其父亲，并获得同意，果断摘除子宫；随后，他和团队又在夏锦菊出现两次心脏停搏时积极抢救，使她脱离生命危险。纪录片最后，夏锦菊康复出院，她的父亲由衷地对李医生说：“李教授是夏锦菊的再生父母。”这句话是患者和家属在差一点经历生离死别后，对全力救治的医生最真诚的感激和认可。

生命与金钱的重量：能衡量吗？

自古以来，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应以患者是否付得起医疗费为救治的条件。在中西方的医学职业发展历程中，医学总是与仁慈并行。然而，在医疗成本越来越昂贵的现代医学背景下，人们关于“生命无价”的信念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医生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纪录片中，另一位孕妇李双双怀孕30周，其胎儿在其他医院被诊断为功能发育迟缓，医生建议终止妊娠。随后，李双双因为重度子痫转到中南医院产科并要求引产。李医生告知李双双及其家属，按照医学指征和现有规定，此种情形不符合引产要求，只能做剖宫产手术，将胎儿取出。但家属担心孩子出生后有身体残疾，现有家庭条件无法承受相继负担，因此希望放弃胎儿。

这次，李医生没有依从患者家属的意见，为李双双实施了剖宫产手术。术后，新生儿因早产出现窒息被送到新生儿科进行抢救，医护团队与家属再次就是否抢救产生意见分歧：家属害怕“人财两空”，犹豫不决；护士则鼓励他们坚持：“总要试一下，因为毕竟是生命。”片尾，字幕告诉观众：“虽然医院和家属尽力救治，李双双之子还是不幸夭折。”

这个故事让观众看到，医生和护士做出的是医学专业的“正确选择”，而患者或家属做出的选择可能基于更多因素。

纪录片中，孕妇陈小凤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陈小凤孕育双胎29周，被发现有中央型前置胎盘，情势极为凶险。李医生为他们算了一笔账，剖宫产和新生儿治疗的费用加起来至少需要5万元。但他们一家至今一天最高的收入，是丈夫靠轧钢筋赚来的170元。对他们来说，5万元无异于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

事实上，几乎没有医生会因为费用问题而无视患者的生命，且绝大多数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予尽心尽责的医疗照护和服务。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有社会发展阶段，总有一些脆弱群体需要来自社会的帮助。为了避免更多孕妇遭遇像陈小凤一样的境遇，医生有责任和整个社会一起，帮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或资助，使其不至陷入困顿或绝望。如此，医学和医生职业的价值才能得到本质体现。

文：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尹秀云

编辑：魏婉笛 杨真宇

校对：李诗尧

审核：管仲瑶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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