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4年回看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叹于这一政策的远见卓识。然而在改革伊始的1978年，改革意味着大逆不道，是当时的社会禁忌。

即便如此，小岗村的18位村民还是毅然决然地欺上瞒下，签订生死状按下红手印开始包产到户运动。那么，这18位村民后来的结局如何？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段往事。

村民偷签生死状

20世纪70年代的小岗村，乃至整个凤阳县都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人们吃不上粮食，只能靠红薯干和红薯馍充饥，身上穿的衣服穿烂了也舍不得扔，而是打一层又一层的补丁。

明明乡亲们有田有地、有牛有犁，却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规矩，没人愿意出力干活。

偶尔有人喂鸡超过三只，或者喂猪超过一头，还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遭到批斗。

久而久之，小岗村一百多口人过得越来越差，年轻劳力辛苦干一个月的活，赚到手才不到三块钱，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还不到六两半。

庄稼人空有田地也要挨饿，只能扯着孩子们一起上街要饭。一支队生产队长严金昌就是如此，小时候拽着父母的衣服出门乞讨，长大成家后又拉着自己的孩子去当乞丐。

办法不是没有，当地政府早就给支过招，在1961年凤阳县就发布过包产到户、推广责任田的文件，只不过刚推行一年就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终止。

1978年事情迎来转机，当时安徽省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小岗村的村民们意识到：再继续拖下去就只能家破人亡。

严金昌出门讨饭收获寥寥，又害怕家人饿死，偷偷在后院种了点粮食，每天细心呵护勉强熬过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好景不长，有村民眼红他家不用要饭也能吃饱肚子，于是偷偷将其举报。严金昌因此被抓起来关了一个礼拜，多亏认错态度良好才被释放。

然而，他始终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不光要让家人吃饱肚子，还要让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吃饱肚子，于是将心一横决定号召大家违反规定偷偷干起来。

深秋的某个夜晚，严金昌喊来18个村民，大家一起到村西头严立华家里商量办法。严金昌认为只有用之前的老办法，把田地挨家挨户分到所有农民手中，大家伙才有种田的积极性。

基于此便提出要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可在当时这种话说出去100%要被人批斗，有乡亲担忧道：“这办法确实可行，这么干肯定要犯法啊！”

另一个乡亲再也不愿过这种苦日子了，就算犯法也豁出去，按这个办法来收半季庄稼就够吃饱肚子，就算要拉我出去砍头坐牢，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周围的乡亲也觉得这样总比饿死要强，而且还不用出去要饭丢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就这样18个农村汉子借着微弱的油灯灯光，在契约书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还摁上红手印。

出门要饭还没回来的乡亲，有其他人帮忙代摁，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为表示决心，连续摁下两个红手印。

数十年后领头人严金昌回忆往事曾感慨道：“我们为什么摁这个手印呢？其实是为了约束自己。

过去的政策不允许我们搞包产到户。所以我们这样如果说犯法了，有责任我们大家共同承担，谁都不能推脱责任。”

他还说哪怕最后干不成有人杀头，小孩也有人帮忙养活到18岁，所以大家才会签字画押。

成果显著得到肯定

分到田地后，小岗村的村民们集体大变样，往常天光大亮了都不见有人去田里干活。

如今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大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每天一起床就扛起锄头、比着赛往自家地里面跑。

哪怕是年关将近也不肯休息，就拿严金昌来说，他家分到30多亩地，白天晚上一直干，每天有两顿饭都是在田里吃的，积极性被彻底被激发出来。

不过，因为害怕被人举报，小岗村对外宣称是在搞包产到组，勉强算是集体经济，但村民们这种一反常态的积极性，还是引起了外人怀疑。

再加上总有那么几个村民嘴巴不严，所以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公社和凤阳县里接二连三派人下来调查，严厉要求村民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

村民尝到“包产到户”的甜头，基本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哪里还肯重新过那种吃不饱饭的苦日子？就算县里威胁他们不给贷款和种子也不肯低头认错。

最后事情越闹越大，消息传到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耳朵里，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开始后，王郁昭亲自来小岗村了解情况。

他来到田间地头，看到每家每户的庄稼都长得特别漂亮，心里也觉得乡亲们能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并没有立刻表态。

回去后王郁昭专门开常委会讨论此事，说既然春耕已经开始了，那么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产到组都不能再随意乱动，一切等秋后再说。

王郁昭给小岗村的大包干开绿灯，村民们也总算松了口气，可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从一月到四月，上头在短短三个月内两次下发文件，只有一个意思“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当地干部觉得这或许是条好出路，主动帮忙抗下压力，当年秋天小岗村迎来大丰收，总计产粮13.3万斤，等于之前十年平均年产量的4倍。

400元的人均收入比1978年翻18倍，据严金昌回忆，当时干了一年收成足够五年吃的，有人粮食多到家里放不下，干脆堆在家门口。

更重要的是，向来以“逃荒”和“要饭”闻名全国小岗村，那一年竟然破天荒地归还800元国家贷款，这一变化引起上层的关注。

那一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政府口风松动，将“不准包产到户”改成“不要包产到户”，一年后包产、包干彻底放开，并在三年后推行到全国95%农民身上。

就这样，冒死实行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村民，摇身一变成领先时代的“改革先锋军”。

全国各地的乡村纷纷向他们学习取经，国家也希望小岗村能够再接再厉，帮助其他乡村一起脱贫致富。

三十年没过富贵门

然而，粮食连年增产并没能让小岗村更进一步，反而陷入“一朝越过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过富裕门”的怪圈。

90年代小岗村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村长严宏昌看报纸时候发现，江浙沪一带有农村靠着办工厂致富，就想有样学样在小岗村也推行办厂模式。

当时还没有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办厂的先例，一时间村民们连启动资金都拿不出来。

无奈之下，严宏昌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一万块钱存款全部拿出，然后挨家挨户劝说乡亲们掏钱办厂。

按照他的说法，每家每户只要掏1000块钱，第二年就能收回500，第三年就能回本。

然而任凭说破嘴皮子，也没有人愿意掏钱，乡亲们都觉得这法子不靠谱，手里的钱还是留着盖房结婚更靠谱。

眼看工厂办不起来，严宏昌又换一个办法，提出要办个养鸡场。这回启动资金要求比较少，总算是有几个村民愿意掏钱，顺利把厂子办了起来。

刚开始赚了一些钱大家都特别开心，但随着厂子越办越大，有些当甩手掌柜的村民不愿意了，眼红村干部们能拿到更多利益，要求拿到一样多的分红。

严宏昌也不生气，耐心跟乡亲们解释：村干部们拿的分红多，是因为出资多，平时付出的精力也更多，属于能者多劳。

大家并不认可这套说辞，纷纷提出自己的要求，把村干部们搞得焦头烂额，甚至都没空打理养鸡场。

后来鸡瘟爆发，因为没有及时发现，养鸡场损失惨重，小岗村第一次创业彻底失败。

之后几年严宏昌又想了好几个致富办法，结果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告吹，村里的经济状况反而更加困难。

时间来到2000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000元，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年轻人也不愿在这里待着，都跑到江浙一带去打工。

2004年国家指派一位负责任的好书记沈浩到小岗村，在沈书记的带领下小岗村启动第二次“土改”，推行全新的土地流转机制，走上规模经营的道路。

一开始村民们还不理解，像“以土地持股”和“适度规模经营”这种制度，明明就跟之前的大锅饭类似，究竟好在哪里？

在沈书记的耐心解释下，他们慢慢接受了这种全新模式，收入也是节节攀升。40年前率先改革的小岗村，再次走到改革前列，到了2017年村民人均年收入攀升到1.7万元。

回首小岗村的两次改革，亲历者严金昌感叹道：“你看40年党的好政策，我们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的小洋楼，我觉得现在作为中国人民，我认为是最幸福的。”

对于此事，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参考资料：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xEDmK2-VgJia5iG8Q68NFQaDXL7XmDuWHZesSsE9knhT6_zZTmNk88cQTB2JPQxg5yY24IXF25fz-7SrVHda9ODPgFTmHT5y4eiuVh1QkLoy64jq_oGZhYCydrNq5-ZUaHdg26iNe8PZWaFZDVutskE5UEGYUKCrHfosRg15_ZK-kCOg395J21_GzLEOae62&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xEDmK2-VgJh9-9WmawyAB0-zrlv-VeVnS6JNi769zir0lmPM70K6MIGJSyyCA74zWQGSF96-cbztkhdfGD_6XviXiKT7w2XqfZu5yXTQCjIWwtVSH7v2cMI-XxtlNtMDAvL6gpl7GZ1GZMKyU9V26xGEJTaUURLC-ZbrHQu-nLUdk3vivzsZv1_IpGXUfw61&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