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形成与变迁|丽江古城|丽江市|剑川|四方街|大理|茶马古道|香格里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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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丽江古城的地名与社区形态的历史演变，结合现代旅游业与传媒关于丽江古城城市形象的塑造与生产之考察，分析了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演变过程。本文指出，历史上的丽江古城并不是一座城，而仅仅是一个集市、一个贸易中转站；如今的丽江古城则在各种现代话语和商业资本的塑造之下与古城及其原住民越来越没有关系。从多中心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丽江古城与其从属地区的关系，而是它与更远处的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丽江古城很早就与它们处于一个网络之中。

关键词：丽江古城；城市形象；变迁；茶马古道

一条道路造就一座城市。历史上的云南（元代以前），一直处于中国（或华夏）与印度两种文化的双重影响和竞争之中；历史上的丽江（民国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则一直处于藏族文化（吐蕃文化）与白族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的交互影响和竞争之中，丽江古城因为位于茶马古道之滇藏道上的一个重要位置而得以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市。但所谓丽江古城从来都不是一座古城，即使是在它的鼎盛时期也只是一个集市而已。本文从丽江古城本身的历史出发，来梳理“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生产的历史过程，讨论“丽江古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可能具有的意义。

一、茶马古道与“三赕”

（一）从“野共川”到“三赕”

丽江地区在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名称是“野共川”，见于《蛮书》卷3：

赕，一诏也。主丰咩，初袭赕，御史李知古领诏出问罪，即日伏辜。其子咩罗皮，后为赕州刺史，与蒙归义同伐河蛮，遂分据大厘城。咩罗皮乃归义之甥也，弱而无谋。归义袭其城，夺之。咩罗皮复入赕，即与浪穹、施浪两诏援兵伐归义。归义于时既克大厘，筑龙口城，闻三浪兵至，率众拒战。三浪大败，追奔过赕，败卒多陷死于泥沙之中。咩罗皮从此退居野共川。咩罗皮卒，子皮罗逢立。皮罗卒，子罗颠立。罗颠卒，子颠之托立。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俘颠之托，徙永昌。

此外，《蛮书》卷4、卷6也提及野共川，《新唐书·地理志》作“野共州”、《新唐书·南蛮传》作“野共川”，当即一地。“野共川”一名在后代的文献中有多种异写，《正德云南志》卷11“通安城”作“样渠头”，而《徐霞客游记》之“漾共江”，现代地图作“漾弓江”。按《蛮书》卷4两次说到“剑、共诸川”，剑即剑川、共即野共川，向达先生认为“剑川与野共川当属毗连之地，言剑川则包野共，言野共即有剑川。故屡言剑共诸川。”

纳西语称丽江坝子为，即“过江之地、渡江之地”，其中为“水”为“步、渡”、为“地方”。纳西语又有“弯曲、柜子”等义，方国瑜先生解释为“江湾之地”，本文从夫巴之说，解为“过江之地”。

汉语“野共”的中古音为（余母马韵开口三等上声假摄）、（群母用韵合口三等去声通摄），“样共”的中古音为（见母绛韵开口二等去声江摄），“样渠头”的中古音为（群母鱼韵开口三等平声遇摄）、（定母侯韵开口一等平声流摄），比较一下这三个名称之间的发音，可以肯定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或者记录的是同一个音，但是前两个名称将纳西语的“地方”意译为“川”或“州”了。

方国瑜先生说：“······三赕者，《元一统志》丽江路通安州载：‘州治三赕，亦日样渠头赕’，《元史·地理志》载：‘通安州，昔名三赕’，按：样渠头，即今称，（古音渠头为全浊，对音实相符），为丽江城区。”然而藏语sadam“三赕”在唐宋时期一直指大理，最北不过剑川，直到元初才开始指丽江地区，但并无材料表明是指丽江古城，不知方先生何据？

藏语sadam“三赕”一词的指称对象的变迁反映了藏文化东南边缘变迁的过程，可能不晚于元代，藏族在东南方向的竞争对手即已由南诏、大理政权变成了纳西族势力。中央王朝为了防备和抵御藏族势力向东南方向的扩张而扶植云南的地方势力，造成了唐代南诏和明代木氏土司的崛起。从滇藏关系的历史看，“盖吐蕃视明代之木氏，犹唐代之南诏也”。

（二）丽江古城与茶马古道上的贸易

考古文化表明，丽江周边的西藏昌都、四川西昌和云南大理这三个地区之间在很早前就有文化交流，自距今10-5万年前开始直到汉代的长时段里，丽江和其西北方的藏区、其东北方的四川、其南方的大理、楚雄甚至滇池区域有着文化交流，丽江是滇藏和滇川间“文化联系的通道”。

除了石棺葬遗址显示的关系之外，表明丽江的这一通道地位的材料不少，略举数例：（1）海贝产于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暖水区域，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有海贝，表明卡若居民与南方沿海地区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空间关系看，卡若遗址的海贝只能是从南方而来，经过大理、丽江、迪庆一带传过去的；（2）金正耀、李晓岑等人应用铅同位素比值检测法，测出商代晚期妇好墓等中原地区许多墓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的所用铜矿来自云南的永善、昭通、巧家及新平、元谋一带，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也大量采用云南铜矿，说明滇东北地区在商周时期已经和四川沟通，中原一带源于云南的铜也是很可能是经过四川运去的，虽然丽江未必在此运输线路上，但至少相近，那么当时的铜矿贸易应波及丽江；（3）“蜀郡”铁锸系在汉代出产于四川，20世纪40年代在昭通、60年代在四川省木里县博瓦镇都发现过，1982年在丽江县奉科乡达增课村岩浦村也发现四件“蜀郡”铁锸，说明丽江地区很早就已经与外界（可能远至巴蜀）有着商业往来；（4）粟原产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考古发现表明，粟的时空分布有如下关系：河南新郑、河北武安（7000年前）一云南剑川、西藏卡若（5000年前）一四川汶川（2200年前）一中南半岛（新石器时期），这一关系大概表明粟向南传播的路线，而丽江应即在此路线上。

由于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必须通过人群的迁徙和／或具体器物的流动为媒介，而西藏昌都、四川西昌与云南大理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就经过丽江地区或其附近，因此可以肯定，这三个地区在较早的时期就是区域性文明中心，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曾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丽江早期的文化。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具体指出这种影响的方式与途径，但从结果可以推知，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古代交通在此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谓的古代交通，就是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

西南地区早就有茶叶贸易活动，西汉成帝时王褒《僮约》说“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荷担”，说明当时的川西武阳（今四川彭山县）集市上已有茶叶买卖，茶叶已经成为商品。大约在唐代，茶成为藏族的生活必需品，由于藏区不产茶而川、滇产茶，在过去储存手段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常年的茶叶贩运便成为川藏、滇藏之间重要贸易活动。随着滇、藏、川三地之间往来的增加，由于三地之间结合地带的交通路线经过丽江，带动了早期丽江的发展。

但是藏区对滇茶的大量需求在明代才开始，因此并未对早期丽江的发展具有较明显的贡献，直到明清时期，丽江的社会经济还比较落后，据徐霞客所记，丽江解脱林的“崖脚院”一带，“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虽“居庐连络”但“多板屋茅房”，说明一般民众是比较穷困的。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滇藏之间的茶叶贸易加强，“乾隆年间，由丽江行销中甸、维西一带的筒茶，每年不下九万六千筒，而行贾藏地的丽江商人‘皆获厚利’，并‘借以起家”，丽江的社会经济水平随之有了明显的提高，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交易中心，《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市肆”记载：

府城市：在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丽女不习纺织，布帛皆资外境。合市所陈，稻粱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淫巧也。日用常物，问世亦稀，惟荞糕麦酒，入市者必醉饱乃归。

关于丽江古城早期的商业发展历史，许鸿宝先生调查整理的《丽江县大研镇解放前的商业情况》第一部分“清初商业情况追溯”说：

据老人谈，现今的大研镇，在雍正年间还只是几个乡村，移[称]为大研里。最初丽江有27里，后有3里半划归外县，只剩下23里半，大研里属其中之一里。大研里共有6个村（村相当于现今的乡）。······据说那时每条街有四五十户人家、二三百人，且有少数商业店铺，平常交易很少，生意清淡。但已经有个别鹤庆人、喜州[洲]人远来丽江做买卖了。

这几条街道有固定的街期，每月逢阴历初二、十六为集[街]期，街期热闹异常，除开业店铺外，临时在露天搭棚子的很多。几乎附近各乡村的各族人民都前来赶集，估计每街期约千人左右。上市物资有农产品、家禽家畜、土布、日用百货、各种土杂货及吃食等等。

这阶段商业的总情况是：商业已经开始从农业经济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部门，街道已初具规模，但商人还未完全脱离农业，商品生产还建立在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个人劳动的基础上，商业交换还不发达，商业活动仅仅集中在定期的街天进行。

丽江古城的商业繁荣起来，要晚至民国时期。1930年，国民政府派遣刘曼卿为特使进藏，她看到的丽江古城是这样的：“丽江市镇，纵横四五里，房屋栉比，人烟稠密，市之中心有四方街者，为最繁盛之所。沿街多堆积碗糖、盐块以及洋货、布匹等物求售。彼等顾客除本地人外，则以康、藏人为最多，盖年来康、藏、滇商业中心因战争影响已由阿墩而移至此地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内物资缺乏，而当时中国的对外交通线路几乎都被战争切断，国外援助中国的物资运不进来，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因此被开辟，从滇西北经过西藏进入印度的道路也被民间的马帮积极利用起来，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中印贸易空前活跃，丽江逐渐成为印度、西藏与内地贸易的枢纽之一，成了纳西族地区最大的商业城镇”，丽江的商业贸易达到其鼎盛阶段。当时往来于丽江、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每年有20000驮，丽江古城内的商铺竟然达到1200多家。然而，即使在此期间，丽江也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地方。1941年，俄国人顾彼得（Goullart，P.）被任命为丽江航空站站长，选择他的原因，据他说是“没有一个汉族人愿意到丽江去承担此职。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为他们不愿到那里工作辩解。那个地方太遥远了。可以说那个地方在中国之外，是‘边远蒙昧之地’，是沉没在甚至不通汉语的野蛮民族之中的无人之地。根据各种传闻，那里的食物，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汉人来说，是无法吃的。当地人吃的东西——牛羊肉、腌菜、牦牛奶油和干酪对汉人来说是几乎不能吃的。更糟糕的是，一切食品都用牦牛奶油来烹调。那里有许多人被刺杀或被除掉。穿过街道是危险的，因为街上尽是凶猛如野兽的蛮子，腰间佩带大刀和短剑，随时准备使用。”

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内地的道路迅速得到恢复，来自印度和国外的物资又可以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输入中国，不再需要用滇藏之间与中印之间的马帮运输。丽江不再位于交通要道上，当地经济随着马帮运输贸易迅速衰落而衰落。

二、“大研镇”与“丽江古城”

（一）丽江古城成为治所

丽江古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与它先成为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有很大的关系。

宋理宗淳二年（1242年），蒙古兵由西川人大理国（《宋史·孟拱传》），淳四、五年间到达丽江九禾，战于九禾，淳六年（1246年）撤去，大理国将领高禾（高城和）在此役中阵亡。事后，宋朝曾遣使吊祭，“追为高城和、高福善及战士等”建塔。当时的情势当不止吊祭建塔一事，为联结防御蒙古兵之活动，亦在意中。由此可知，丽江直至宋末仍为大理国所保护，当地的势力尚未崛起。

宋理宗宝佑二年（元宪宗四年，1254年）春，忽必烈出兵攻占丽江并在当地设茶罕章管民官，首任官员是巨甸半空河寨的和字（《元史·地理志》、《元一统志》卷7）。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丽江坝的木氏祖先麦良任察罕章管民官（《元史·地理志》），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设察罕章宣慰司（《元一统志》卷7），治所在今丽江古城边，从此，木氏的势力在丽江坝崛起。由于木氏的势力中心在丽江坝，大概就在此时开始，丽江坝逐渐成为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明初，“（丽江府）府治：在大研厢，洪武十六年（1383年）土官知府木得修建”（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5），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徐霞客所见的丽江古城已经是一个聚居区，“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其后即辟为北坞，小山当坞，······郡署踞其南，东向临玉河，······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六》）。木氏土司府在丽江郡的治所之南，“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但徐霞客未说丽江古城怎么样，据其所记，解脱林的“崖脚院”一带，“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以此可推知当时的丽江古城的屋舍大概还不及此。《乾隆丽江府志略·艺文略》所录杨《建丽江府城记》说“（雍正）二年春，（杨）抵郡视事，见其民鸠形，其居巢附，板屋数间，晨星寥落，不尽慨然，谓残虐凋敝，一至于此”，《乾隆丽江府志略·礼俗略》“风俗”说“旧时，惟土官廨舍用瓦，余皆板屋，用圆木四围相交，层而垒之，高七八尺许，即加椽桁，覆以板，压以石。屋内四围皆床榻，中置火炉并炊爨具。改设后，渐盖瓦房，然用瓦中仍覆板数片，尚存古意”，都可以为证。

（二）从聚居区到集市

所谓市场，有三种含义：一是一组供求关系的总和，二是某种需求，三是交易场所（集市）。集市是开放性的，接受各方的人、财、物前来交易；而城墙则是封闭性的，其功能主要是防御外来的侵扰。从这个角度来说，丽江既为一个集市，它就不可能建设城墙以封闭自己，否则，它作为一个集市的功能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推测丽江古城作为区域性交易场所的功能被认可之后，就逐渐出现一些为长年在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行商”（马帮）服务的“坐商”（商铺），为满足这些“行商”和“坐商”的生活和交易需要，古城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完备，最终成为一个固定的集市。顾彼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所看到的丽江古城，分明就是一个乡村集市的形象：

一大早，几股由农民形成的人流从远处的村子出发，十点钟左右，沿着五条大道，开始向丽江城集中。街道上挤满了驮着柴禾的马匹，有的人背上背着木炭篮子，有的人背着蔬菜、鸡蛋和家禽。猪要么被捆起来，由两个男人用杠子扛着，要么由女人牵着，她们一手拿着绳子，另一手拿着树枝轻轻地催赶着。其他许多种货物要么由人背，要么用马驮到城里来。石头铺成的路上马蹄声嘈杂，人声鼎沸。市场上喧嚣声很高，人群都拼命挤过去，抢占四方街广场上最好的位置。头天晚上，人们就从普通房屋中或从周围商店里拖出结实的货摊，成排地摆放在广场中央。妇女和姑娘们背来沉重的棉纱包，把布匹摊开在货架上。男子服饰用品、佐料和蔬菜各自摆成行。中午过后不久集市到了热火朝天的程度，人和牲口乱作一团，开了锅似的。

在滇藏交通路线上，丽江古城处于一个中转站的位置，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区域性的集市，至今还可以从各行业在丽江古城按街巷、区域分布的特点看得出来。

丽江古城四方街，纳西语称为“街中心”。从四方街四角延伸出四大主街即光义街、七一街、五一街、新华街，又从四大主街分支出更多的街巷，形成以四方街为中心逐层外延的开放格局。这些街巷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行业区分，每条街巷上的店铺主要经营的业务基本一致，不同的街巷主营不同的业务，例如七一街崇仁巷，旧名杀猪巷，纳西语叫即“屠夫地”，为“屠宰者”，为“地方”；从古城四方街到东大街之间有邮局的那段路，纳西语称，意为“卖鸡的地方”，因为这里原是城中专门卖鸡的场所；城内有一个地名，意为“束河人卖货之市”；丽江古城多桥（大小共计354座），其中有几座著名的桥如“卖鸭蛋桥”、“卖麻布桥”、“卖鸡豌豆桥”等，都以所卖商品称之，由此也可以见出丽江古城作为一个集市的性质。上述情况，可以用顾彼得的话来总结：“纳西人称这个城叫‘巩奔’，······它实际上是个紧密相连的村子形成的联合体，每条街都以村子的名字命名，例如大街是乌伯村，我住的那条大道叫乌托村。”

与其他古城相比较，丽江古城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城墙。汉唐时期，丽江坝子“无城邑”（《正德云南志》卷10）；雍正元年，云贵总督高其倬《丽江府改设流官疏》中还说“丽江府素无城池，既设仓库、监狱，宜建筑围墙，以资防范。应俟新守到日，将该府与经历箝、千、把总衙署、兵丁营房一并估计，公捐盖造”（《乾隆丽江府志略·艺文略》），地方志记载“丽江旧为土府，无城。本朝雍正元年改土设流，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题请建筑土围，下基以石，上覆以瓦，周四里，高一丈，设四门：东曰向日、南曰迎恩、西曰服远、碑曰拱极，上皆有楼。又别为小西门，曰饮玉，以便民无池。（查丽江内蔽鹤、剑，外控维西、中甸，为滇省出入西藏咽喉，应改建石城，庶资捍御）”（《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城池”）因为没有城墙，也就没有城里与城外之分，从而使得这个所谓的“城”可以无限向外延伸，逐渐把它的边缘区域变成“城”的一部分，使这个“城”的边缘不断往外延伸。

到雍正年间，当时的“丽江古城”与现在的丽江古城还不是一体，如今的丽江古城四方街在当时为“府城市”，“在府城西关外大研里”，与其他几个集市（白沙市、束河市、七河市）并列（《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市肆”）。乾隆年间的一份卖田契约上说“和惠国、男和瑞、和目系白马里龙潭村住民”，他们把自家的若干田地“卖与大研里民杨顺名下”其中既将如今已在城内的白马龙潭称为农村，又将其与大研里对举。这种例子在《乾隆丽江府志略》中常见，《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里社”称“大研里：附府城”、“白马里：府城西二里”、“山川”称“白马潭：在城西三里”，而《光绪丽江府志》卷2“里社”仍称“大研里：附府城”、“白马里：在府城西二里”、卷2“水利”仍称“白马潭：在城西里许”，可见过去的“丽江古城”只是很小的一块，很难称为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丽江知府吴大勋就将现在所谓的丽江古城称为一个集市：“郡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滇南闻见录》卷上）以白马龙潭与丽江府城之间的距离为例，乾隆时期为“在城西三里”（《乾隆丽江府志略·建置略》“山川”）、光绪时期为“在城西里许”（《光绪丽江府志》卷2“水利”）、现代则已在所谓的丽江古城范围之内，这个集市的规模及其发展速度，从中可见一斑。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谓的丽江古城仍然只是被称作“大研镇”，还没有“丽江城”或“丽江古城”的说法。“据调查，解放前夕，丽江大研镇六十五户工商业中，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即占六十户”，大部分商家兼营农业与工商业，说明他们还没有发展为专业性的工商业主，当时丽江古城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

事实上，纳西语称“城”为（东部方言为），但并不称丽江古城为。丽江古城总面积很小，在1940年代为1.7平方公里、1985年为3.5平方公里、今为3.8平方公里，如今属于古城范围内的处于古城边缘的地带却有一些地名含有 “村寨”（东部方言）的街道，例如 “八河”。笔者以为这一点说明了所谓丽江古城的说法出现的时间应该很晚。洛克说古城郊区如刺普以及金沙江两岸村庄的纳西人称丽江古城为“衣古”（Yi-gv），而丽江坝的纳西人则称它为“古本”（Ngu– ），当时用来指丽江的Yi-gv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它位于一条小山沟内，在一个大村子“吉瓦”（Gyi- ，清溪村）后面，“可能纳西人最初在这个区域定居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衣古村，因为纳西人也被称为衣古西（意为衣古的人）；衣古这个名字还可能是后来才用来指首府丽江的。 ”

总之，丽江古城原本只是一个集市，所以纳西语称丽江坝为，而称丽江古城为“仓廪村之集市”其中为粮仓、为村寨、为集市、街子。与此相对，纳西语称鹤庆为“白族地”（东部方言为，其中的意为“白族”），却将鹤庆城称为“城”，例如过去丽江古城八河的妇女到鹤庆街做生意，纳西语称为“跑城街”，其中为城为集市、街子、为跑，可见丽江纳西语以鹤庆城为“城”（城市），而丽江古城则被认为是“市”（集市）。

三、“古王国”与“艳遇之都”

（一）“纳西古王国”与“香格里拉”

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出版，立即跃居畅销书排行榜首位。次年，好莱坞将其搬上银幕，“香格里拉”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理想王国。《不列颠文学家辞典》认为该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出英语新词Shangrila，意为“世外桃源”。200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宣布香格里拉在其南部至东南部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隔江相望的云南省迪庆州，2002年5月，迪庆州中旬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许多人推测希尔顿写作《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以及香格里拉的创作原型，来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1924-1935年间洛克等学者提供的素材。1922年，洛克第一次来丽江，1947年写成《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1941年，顾彼得到云南丽江，1955年出版了《被遗忘的王国》一书。1949年7月丽江解放，这两个外国人被迫离开丽江。无独有偶，他们都将丽江看作是一个“王国”（Kingdom），顾彼得并将丽江视为“香格里拉”。

洛克和顾彼得都没有想到，在他们离开40年之后，丽江不再是“被遗忘的”、“传统的”“王国”，而成了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非常现代：丽江接待游客的数量，1985年为4.6万人，1994年为21.7万人i1995年为84.1万人；到了1998年，丽江的游客人数激增至212万人，2001年游客人数更增加到322万人。与全国纳西族总人口不到30万相比，这一组数据表明，丽江游客人数在1994年开始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在1995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98年则开始有跨越性的巨大增长。

是什么原因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丽江感兴趣？1996年2月3日，丽江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自由到现场采访，并在之后的救灾和重建中第一次接受自然灾难发生后的国际援助。丽江于是迅速成为世界新闻头条，非常直观地呈现在世界面前。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编号：2000-017）。申遗成功肯定了丽江古城震后恢复重建的成功，丽江于是再次成为世界性新闻的头条。

地震和申遗使丽江原本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和自然景观更加广为人知，为丽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甚至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高级顾问里杰德恩·格尔哈特说：“与其他亚洲‘世界文化遗产’点的旅游增长率相比（正常情况下其他地区第二年的增长率是40%），丽江的旅游增长完全失去了控制。”

根据一份2005年的调查，56%的游客到丽江旅游的主要目的是“欣赏自然风光”、49%的游客到丽江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只有8%的游客到丽江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娱乐”；62%的游客认为丽江古城最具吸引力的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只有8%的游客人为丽江古城最具吸引力的是“休闲娱乐”。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5年以来，丽江在民间话语成了“艳遇之都”而不再是一个“古王国”，丽江古城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不是“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而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和“休闲娱乐”。

（二）“柔软”的丽江

“塑造”丽江古城的历史和形象的行为在明代木氏土司就已经很明显，在当代更为突出，丽江古城就像金子，非常柔软，可塑性极强。

2002年，《新周刊》以“你丽江了吗”为封面主题做了一期杂志，这句话随之很快在北京等城市流行开来，此时，丽江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的影响风靡全国。2005年，云南省省长徐荣凯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甚至模仿了一句：“你云南了吗？”

2003年5曰，《丽江的柔软时光》一书出版，这一试图“给一个城市定位，挖掘它的城市精神的内涵”的旅游图书，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艳遇”。此书的畅销极大地推动了丽江旅游业的增长，也使丽江古城获得了一种新的形象——“艳遇之都”。2005年以来，民间非正式地称丽江为“艳遇之都”，来自丽江古城的人（本地人和长住客、过客）常常向他人讲述某某去丽江旅游遇上异性，然后就住在一起了、不走了、结婚了、搬到丽江长住下了，等等。他们讲述的这类事件是否真的有那么多，无从统计或考证，从此书的市场反应看，可以认为它为丽江或丽江古城的调查结论、城市定位以及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就是“艳遇之都”；2007年4月27日下午，丽江市市长、市委秘书长参加此书新版（第二版）在丽江古城举行的首发式以示祝贺，说明这个定位是“成功”的。

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丽江古城的最大特色是依水而成的独特建筑格局、古城的原住居民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2007年的统计数字是“丽江古城总面积3.8平方公里，海拔2416米，有6100多户纳西人家”，其中关于纳西族人家的数字是有问题的，实际的情形是：现代商业资本的力量已经使古城大量的原住民迁出丽江古城，选择在周边新开发建设的小区中居住。这一现象在1999年就已经很明显。

于是，常常有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别处”而到丽江古城，及至身处丽江古城，才发现自己仍然“生活在‘别处”’，因为古城里的酒吧、歌舞、游客、店铺多是外地人经营和外地的面貌，走在四方街上，恍如他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华灯初上，丽江古城内沿街酒吧里的大量客人开始了另一种活动：对歌。这项活动迥异于古城10年前、甚至也迥异于任何一个地方的纳西族居民的生活，如今正被人在丽江之外不断地谈论着，被游客当作是丽江旅游的一项重要活动。奇怪的是，这些对歌者基本上都是游客，至少不被看作是古城的原住民，也不被看作是纳西族人。据笔者调查，当地纳西族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虽然纳西族民歌很出色，而且丽江民间有很多人擅长此道。这样一种“在别处”的错位，正是丽江古城当代形象的表征化下的一种真实。

很多本地人和游客对这样的“丽江古城”持批评的态度。然而，正是这样的批评态度和其他关于丽江的期待与行为，包括丽江的和丽江之外的期待与行为，都在起着综合作用，共同塑造着丽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四、结语

从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演变过程来看，这个过程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中国近代的城市与其所从属地区处于一种“层级经济体系”之中，丽江古城亦不例外。但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丽江古城并不具备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而仅仅是滇藏交通线上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特定的角色，使得影响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形成与变迁的最重要因素一直不是丽江古城自身与其从属地区的关系，而是它与更远处的云南大理、昆明，西藏昌都、拉萨，四川西昌、成都以及重庆等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丽江古城与它们以及更多的地区之间处于一个网络之中。

沿着历史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物理事实的丽江与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的丽江之间差距极大，现代和当代的一些想象不断地赋予了它更多的历史内容，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从明代的木氏土司开始就已经忘记了或修饰了丽江古城的历史，现代所见的很多关于丽江古城历史的研究、报道、感想、体验等文字，也几乎都以“据说”这样的材料为据。这种传统为一次次地重新塑造丽江古城的历史和形象留下了空间，使丽江古城成为“柔软的丽江古城”。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种“选择性记忆与失忆”的活动，而从丽江古城与其从属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单一中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就不能发现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形成与变迁的真正历史，也不能真正清楚丽江古城自身与其从属地区之间的关系。今后，丽江古城的历史哪些会被强调、哪些会被改写、哪些会被忘记，丽江古城及其游客在它的“遗产特色”与“艳遇特色”之间会如何表现，其结果又会如何，将会是非常值得观察与思考的课题。

作者：杨海潮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第1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徐和惠子

校对：郑雨晴

审订：杨琪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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