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最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无疑是唐诗名篇。唐诗确实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紧接其后的宋诗，便经常被拿来与之对比。

恰如学者所论：“无论是对宋诗进行历史定位还是艺术概括，都离不开唐诗这一参照物。”而对比的结果，则多有“扬唐抑宋”者。

如明代诗人李梦阳称：“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认为“主理”的宋诗不及“风云月露”的唐诗，甚至没有写作的必要。

明末诗人陈子龙更对宋诗持毫无掩饰的批判态度：“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当然，也有持论较为公允者，如陈衍即将唐宋诗放在统一的诗歌发展链条上进行审视，提出了诗歌“三元”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

无论持何种观点，唐诗与宋诗经常被拿来比较，这既表明宋诗足以与唐诗抗衡，也表明唐诗与宋诗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别。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探讨这一问题，则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唐宋变革论”。

摘编自《知宋·宋代之文学》，有删减

文 | 王兆鹏 宋学达

所谓“唐宋变革”之说

19世纪至20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提出并完善了“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试图解释唐、宋两个朝代之间的文化转型。尽管今天看来，“唐宋变革论”存在较多问题，我国的古代文史学者也已从多方面对其展开反思，但这一理论框架下提出的“唐型”与“宋型”两种文化范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领域。

与西方文学的“纯文学观”不同，我国古代文学更多属于“杂文学观”，即并不把“文学”视为纯粹的艺术创造，而是将其与现实人生甚至功利追求紧密相连。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并不存在纯粹的“文学家”。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人，如王维、高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其主要的社会身份是官员、学者，文学创作只是他们在求取功名、实现个人社会价值过程中的“副产品”。只是这些“副产品”过于耀眼，才使得今天的我们为其加上“文学家”的桂冠。与政治、经济、制度等社会环境因素深度绑定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极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社会环境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文学领域的巨浪，更遑论“唐型”与“宋型”两种文化范式意义上的转型。

《人物图》宋 无款

缪钺先生的《论宋诗》中，曾有就唐宋诗之别的经典之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大体而言，两种文化范式下的唐宋文学，其区别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在创作思维方面，有“情感导向”与“思维导向”之别。我们读唐诗，总是被其中蓬勃的生命力所感染，而读宋诗，则更多被其中的“思致”所折服。严羽《沧浪诗话》将宋诗总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他这段话旨在批判宋代诗人的“奇特解会”，但也十分精准地把握住了宋诗最为突出的特征。可以说，宋代诗人在创作时，更多将“理性思考”作为创作的动机与导向，重视谋篇布局与逻辑意脉，同时偏好用典与化用前人诗意、句法，体现出一种“技术化”的倾向。

其二，在书写表达方面，有“崇尚理想”与“回归生活”之别。在唐代诗人笔下，我们往往能看到对完美人格的塑造与对理想境界的描绘，如李白笔下高扬的理想主义、杜甫诗中深沉的忧国忧民。这些诗歌都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而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则往往带有“理念化”的色彩，即有意或无意中打造某种“人设”的痕迹。而宋代诗人则有异其趣，在他们笔下，生活细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同时很多诗歌直接为社交酬赠而作，且其中不乏佳作，如欧阳修的《戏答元珍》，就体现出宋人作诗更加关注现实生活、重视实用性的特点。同时，由于生活细节大量入诗，以及应酬唱和等写作目的，宋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更接近真实社会生活中的诗人本人，“理念化”的“人设”意味被大幅削弱了。

其三，在文化消费领域，有“文人审美独占”与“大众文艺兴起”之别。由于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越来越多地介入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发展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因此，在“文人化”色彩浓重的诗歌创作领域之外，服务于大众文化、带有明显民间文学特点的话本小说开始走向兴盛。这些作品主要面向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普通民众，通俗甚至媚俗是其主要特点。而在诗歌与话本小说之间，词体文学的发展则兼有“文人”与“大众”的二重属性。回归到宋代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词本是配以流行音乐演唱的，诞生于文化消费市场之中，因此本身具有与话本小说一致的通俗或媚俗特征，但随着这一文体被文人阶层喜爱、接受并积极投身创作，其“文人化”的历程便被开启并一路高歌猛进。在宋代，有关词体雅俗问题的争论，尤能体现出“文人”与“大众”两种审美观点的碰撞与融合。

当然，唐宋文学之间的这些区别，只是大体而言。正如唐诗之中，也能找到一定数量具有“宋调”特征的作品，宋诗之中也能找到“唐音”；而在诗歌中描写生活细事这一创作倾向，实际上在中唐韩愈、白居易的笔下已大量出现；中晚唐时期也已经出现了“变文”“俗讲”等民间讲唱文艺形式。存在无法被整体主流特征概括的特殊个案，两个时代的两种文化范型之间略有互融，这些都是合理且必然的情况。

“宋调”的形成

唐宋诗之别，仅在于风格情调，即所谓“唐音”与“宋调”，而二者并不一定非要争个高低上下，正所谓“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宋代文学会呈现出这种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宋代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一） 以文立国 科举变革

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武人当政的混乱时代，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及以之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秩序被粉碎，“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如宋太祖赵匡胤一样通过武装政变而“黄袍加身”、登上帝王宝座的人，可谓数不胜数。而赵匡胤及继之为帝的胞弟赵光义，正是在反思五代历史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文治天下”的基本国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宋代军事贫弱的弊端，但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无疑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听琴图》轴（局部）宋 赵佶绘

“文治”国策的确立，使得以攻读儒家经典为业的文人士大夫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角。而要保障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器顺利运转，朝廷必须尽快招募大量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以填补人才缺口。于是，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便被提上了日程。

宋代科举制度相对于唐代，有几处比较明显的革新：

首先，录取人数增加、应试门槛降低。唐代科举，每科录取的进士人数一般在20位左右，至多也不超过40人。如白居易在科举登第后就曾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说明当年与他一起进士及第者，不过17人。而宋代科举除了立国之初的太祖朝，录取人数可谓一路走高。至太宗朝，每科的录取人数基本都在三位数以上。同时，宋代也放宽了应试者的出身限制。据 《唐会要》 载，唐代“工商杂色之流”不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因此即便才高如李白，因其父从商，也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在宋太宗朝，这种对应试者身份的限制被取消，“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送解”。

其次，实行弥封、誊录制度。“弥封”即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密封住，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誊录”则是由专人将考生的试卷重新抄写一遍，以免考官通过字迹辨认出考生身份。这些我们今天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制度，实际上在宋代之前的科举中并不存在。因此，唐代举子才多有“行卷”之举，在考试之前需要干谒权贵，以求举荐，可以说是考场外的因素决定考试结果，这就无法避免权贵阶层对权力的垄断，从而导致大量“白身”人才怀才不遇。而宋代通过一系列措施保障考试的公平，使真正有才干的人能够被选拔并进入政坛。

再次，考试科目以经义、策论为主。唐代科举整体上重视诗赋，以文章取士。但是，科举考试要选拔的是进入国家机器的行政官员，文才的高低对于行政能力而言并不是决定因素。宋代统治者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不断尝试在考试科目方面进行改革，至王安石变法，终于确立了重经义、策论的基本方针，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以及对与治国理政相关问题的思考与看法。这种改变，一方面更有利于国家选拔出适合承担行政工作的人才；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文人学子由重视提高文采转向重视思维训练。唐代有大量讨论如何作诗的《诗格》类著作，其写作目的很可能就是指导应试学子如何提高诗赋文采，类似于今天的考试教参；而此类著作在宋代则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儒生讲学、论道日益兴盛，并形成了诸如蜀学、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而科举改试经义、策论这一制度革新，更直接作用于整体文学风格的转变，为重理性、好议论的“宋调”之形成，提供了最强劲的助推力。

（二） 文教大兴 印刷普及

南宋戏曲《张协状元》第二十六出中有一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念白，这在宋代并不是夸张浪漫的想象，而是对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士人最真实的写照。诸葛忆兵先生曾指出：“宋代的大批文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尤其是高层官僚，绝大多数出身科举。《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基于宋代统治者对科举制度的种种改革，读书举业成为对下层普通民众而言最有效的社会上升通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很快在全社会层面形成了“读书业文”的热潮，一个家庭即便贫困，只要略有余力，都会供男丁读书，以求有朝一日“光宗耀祖”。

与文教大兴相对应的，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虽早在唐代便已在技术上走向成熟，但并未得到真正的普及。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对于唐人来说，想读“万卷书”，即便愿意付出努力，在物质条件上也很难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一定能见到“万卷书”。而宋人就幸运得多，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一个宋代文人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数量，是唐人无法想象的。

宋代官方与私人刻书业可谓“两开花”，大量书籍被“制造”并“流通”，足以满足大量读书人的需求。宋代出现了很多实力雄厚的私人藏书家，流传至今的《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了数量可观的藏书；同时，宋代也出现了类似今天公共图书馆的机构，各地州学、府学及私人书院都有丰富的藏书供业文士子阅读，而一旦科举中第，进入高级官僚集团，他们更有资格进入“崇文院”等“文籍大备，粲然可观”的“国家图书馆”阅读书籍。

文教热潮下读书人数量的增加，印刷术普及下读书质量的提高，作用于文学，便进一步促成了“宋调”中“以才学为诗”“好用典故”等特征。

（三） 文人参政 关注现实

科举之门大开，文人士大夫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角，使得众多才华过人的诗人进入政府的权力核心，这同样是沉沦于基层、边塞，或仅为“言语侍从之臣”的大多数唐代文人所无法想象的。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宋代文豪，几乎都曾在政权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如：范仲淹、欧阳修都曾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苏轼曾担任礼部尚书，主管教育、科举与国家礼仪，而他的弟弟苏辙更是官至宰相，主理一切政务；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安石，虽然他的“变法”在当时和后世争议颇多，但他主持“变法”的政治地位，却是无可置疑的。

如此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得宋代文人的眼光、境界与思考的问题均不同于唐代文人，如王安石在《登飞来峰》一诗中“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振臂高呼，便是只有具有宰相胸襟之人才能写出的句子。在真正能够为国计民生做出实际贡献的位置上，宋代文人自然展现出更加理性、成熟的心智，也更加关注现实。苏轼在杭州、密州、湖州任上反映新法弊端的诗作、南宋范成大咏叹农事劳苦的《四时田园杂兴》等作品，都是这种关注现实的创作倾向最典型的体现。此外，宋代文人重视诗歌的实用功能，大量写作用于交游唱和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世界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由此可见，这种由身份地位导致的现实关怀，也在各种层面上塑造着“宋调”的种种特征。

民间文化消费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走向衰亡，几乎都是因末期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抑制土地兼并，导致“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进而催生底层民众起义，动摇统治根基。因此，在一个朝代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几乎都会出台各种政策抑制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宋代是一个例外，当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从开国重臣手中收回兵权时，他向这些臣子承诺了“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生活。因此，宋代在开局之初，便不抑制土地兼并，以至于“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因此，尽管宋代在经济方面给我们的印象，基本是繁荣、富足的，但有一个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宋代是爆发民众起义最多的朝代——两宋立国300余年，民众起义超过400次。

不过，除了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南宋初期的钟相、杨幺起义，几乎没有能够真正威胁到大宋统治根基的民众起义。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统治者对起义部队基本采取安抚、收编的处置方略，因此很多起义民众在反抗之初就是以“被招安”为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宋代城市经济极其繁荣，尽管有很多失去土地的底层农民，但能够被城市中的各种新兴手工业、服务业所吸纳，并不会彻底失去谋生出路，因此虽然终有走投无路而聚啸山林者，但大多规模有限，难以和“官军”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

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村劳动力主动或被动流入城市，其身份由“农民”转化为“市民”，进而成为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一分子，且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他们甚至会获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经济收入。普通的城市民众，尽管在个体层面始终无法与“达官显贵”们相提并论，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化话语权必然会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而由隐至显。于是，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不屑甚至鄙视的下层文化领域，由消费主导的民间文艺市场不断扩大，下层市民的审美情趣、价值追求也终于通过艺术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由此，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不再是“文人审美”的一家垄断，“民间文艺”终于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头破壁而出，蔚为大观！

同时，宋代的“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并不是判然有别、泾渭分明的。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作为“市民”一员，同样会参与民间文艺的消费，如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真宗朝最著名的宰相寇准“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此外，“文人”是一个具有上下流动性的阶层，很多读书人在科举入仕之前长期混迹于民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永，他的很多被晏殊等上层文人所不齿的作品，实际上都是适用于民间文化消费市场的；而部分成功从民间跃迁至上层的文人，也会把民间审美情趣带入文人文化圈子内，如北宋末年擅写调笑词的曹组，他那些诙谐幽默的作品，很难说不是受到民间文化的影响。

总之，民间文化消费所促成的下层审美风尚的崛起，打破了文人审美的垄断格局，俨然占据宋代文化的半壁江山，并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越发不容忽视的存在。下层“民间”与上层“文人”的文化碰撞、互动与互融，无疑是宋代文学在有别于“唐音”的“宋调”之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

《知宋·宋代之文学》

王兆鹏 宋学达 主编

出版日期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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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鹏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唐宋文学。出版《两宋词人年谱》《唐宋词史论》《词学研究方法十讲》等专著，发表论文300余篇。

宋学达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国学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词学与词学文献整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文学遗产》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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