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陈沂从周总理手中接过少将军衔，心中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一个没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军人，陈沂能够跻身将军之列，已经很不容易，然而有的同志仍认为陈沂的军衔评低了，刘亚楼和萧劲光都为此感到不平。
自从在太行山入伍以来，陈沂除了在东北野战军干了三年后勤工作，一直都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作为军队文化工作的指挥员，陈沂的工作得到了军内和全国文艺界的赞许，陈沂主持部队文化工作的时期，甚至被誉为“军队文化工作的黄金时代。”
1956年，中央对文艺和科学发展提出“双百”方针，思想解放的风潮开始萌动，一些鬼戏的出现，引起了文艺界同志的忧虑，部队的一些作家对此尤为关注，撰文对当前的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看法。
“立场是对的，但发表的时机不对。”陈沂看过文章之后，当即将几位同志找来谈话，希望他们对文章做一些补充，以免引起误会，受人攻击。
正当陈沂为文章产生的后果而担心时，文化部打来电话，说毛主席看过了那篇文章，批示文章虽有片面性，但对于写文章的几位同志作出了表扬：“没有他们，会亡党亡国。”
陈沂听到这个消息，心情仍然不轻松，担心这篇文章会加深地方和部队文艺界的误解，考虑写文章加以阐明，以免影响团结。
1957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忽然问道：“陈沂来了没有？”陈沂当即起身答到，毛主席向全场介绍说：“他是军委文化部长，他们是左派。”
毛主席对陈沂的这一评价，立刻引起文艺界一些人的反感，对军队文艺界发表的文章更是大加批评。为此，陈沂撰写文章肯定“双百”方针贯彻以来的成果，提出“放”和“争”要注意坚持一定的立场。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在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篇篇批评的文章接连发表，将陈沂的文章说成是“教条主义”。尽管批评不少，但陈沂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随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让陈沂的心中更有底了。
“陈沂，你们翻身了，这几个月被整的好苦哇！”在观看苏联芭蕾舞剧团表演时，毛主席握着陈沂的手，亲切地说道。随后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边的陈毅介绍：“这是军委的陈沂，是左派，你认识吗？”
“我们是老朋友了，经常打交道。”陈毅笑着说道。陈毅当时兼任外交部长，而陈沂负责军委一部分的外事工作，因此二人经常接触，在工作上相互支持。
尽管毛主席多次称陈沂是左派，但在反右斗争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沂还是被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不但被开除党籍、军籍，还被下放黑龙江劳动，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八元。
当陈沂在大会上听到这些处分时，还不服气地向与会同志拱手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但陈沂并没有想到，这个后会之期居然是21年以后。
陈沂到了黑龙江之后，在周总理和黄克诚的干预下，被分配到园艺实验站担任副站长，算是有了一个职务。在劳动之余，陈沂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愁烦的心绪也逐渐安静下来。
1959年初，陈沂被调到农研所工作，所长对于陈沂很是关心，不但让他当办公室副主任，还分编一期特刊，让陈沂写总结报告。由于行政事务多，劳动时间少，有人开始向总政反映。迫于总政的压力，农研所只好将陈沂安排为畜牧场副场长，直接参加劳动。
由于陈沂在劳动和工作中踏踏实实的表现，获得了领导和工人们的一致好评，因此到了1961年初，上面准备给他“摘帽”，让陈沂写写对过去错误的认识。结果检查报上去之后，上面一直未批，只是将陈沂调到了哈尔滨，安排到一个医药公司工作，没有明确的职务，也没有具体的劳动。
恰好当时陈沂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便向省里提了自己的要求，省里没有明确拒绝，医药公司也没有人来找他，陈沂就这样待在家里，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也就在这一年，毛主席在大会上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罗荣桓对陈沂的问题提出“先摘帽、定级，再恢复党籍、军籍和原有级别”。很快，省里向陈沂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定为行政十一级，分派到省文联、省作协任副主席。
尽管陈沂的处境相比过去几年好了许多，但按照当时的说法，陈沂依旧是“摘帽右派”。
1962年，陈沂正和妻子在街头散步时，忽然看到一组车队迎面驶来，陈沂想起前几天报纸上周总理陪外宾到大庆参观的消息，便对妻子说：“怕不是总理的车队啊！”
那天晚上，陈沂和妻子去见了一位老战友，十点多才到家，一进门就听到孩子们嚷嚷起来，问他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中央有人急着要见他们，让他们赶快打电话到107宾馆，叫宾馆再派车来。
当陈沂夫妇来到107宾馆，周总理紧紧握着陈沂夫妇的手，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原来，陈沂刚才看到的正是周总理的车队，而坐在车里的邓颖超也恰好看到了他们，回到宾馆之后，周总理就立刻派人去找他们。
落座之后，周总理问了陈沂这些年的情况，陈沂简单汇报后，周总理点头说，在上面工作一段时间，又到下面去工作，将来再回到上面，工作就会做的更好一些。紧接着，周总理又问陈沂，知不知道毛主席最近讲了司马迁的故事，陈沂回答说知道一点。
“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吗？”周总理提高声调说道。
就在几个月前，陈毅在广州发表讲话，中心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陈沂的妻子到北京出差时，恰好看到陈毅的讲话稿，感觉陈沂党籍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便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陈毅接到信后，立刻打电话找来陈沂的妻子，一见面就询问陈沂的党籍问题。聊了两个多小时后，陈毅叮嘱陈沂的妻子，让陈沂给周总理写一封信，周总理一定会批给他，他就好着手去办，
陈沂得知妻子和陈老总的谈话后，立刻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然而周总理并没有将信批给陈毅，而是交由肖华去办理，总政还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对陈沂的问题进行“甄别”。
尽管陈沂的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周总理仍以共产党员来要求陈沂，让陈沂感动不已，当即坚定地对周总理说：“我曾是共产党员，我应该学习司马迁那种硬骨头精神。”
不久，总政对陈沂的问题作出结论，恢复党籍、军籍，恢复军衔，按正师级待遇。沉冤四年，陈沂终于将要熬出头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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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雪生.唯一的“右派”将军──陈沂[J].世纪桥,2000,(01)
:39-40.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00.01.015.
[3]蒋巍.啼血之声——记“文化将军”陈沂[J].传媒,2001,(02):42-44.
[4]黄万机著. 普通一兵 记“文化将军”陈沂.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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