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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语录
（2024年7月24日）
高尔基曾经说：每一次克制自己，就意味着比以前更强大。
——〔中〕周岭《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2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论析 ——以《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
作者 /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研究员
《情报杂志》2024年第6期；华智全球观察
2023年3月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在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时，声称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在大规模冲突中与美国对抗所需的战略能力，包括在未来几年内阻止美国军事干预台海事务的能力，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主要的威胁”。与海恩斯同场作证的，还有中央情报局长威廉·伯恩斯、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家安全局长保罗·中曾根等美国情报机构高层。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已达成高度共识，正如听证会当天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3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声称的，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情报对手”，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科技等领域将形成系统全面的挑战。作为情报生产者，美国情报界对全球威胁的认知与评估，为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情报用户制定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的情报支持。系统分析情报界的对华威胁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与危害后果，对于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维护我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情报界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1、美国情报界及其管理体制
根据美国国会在2004年制订的《2004年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情报”分为“国家情报”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指的在美国境内外收集的涉及对国家、人民、财产或利益构成威胁的所有信息。美国情报界正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搜集和利用上述情报，处理美国外交关系、保护国家安全，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共同体。情报界主要由18个军民情报机构组成，包括2个独立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9个国防部下辖机构（含4个独立机构，即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署、国防情报局、国家侦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5个分别隶属于海、陆、空、海军陆战队、太空军的美国海军情报局、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兵团、美国空军第16航空远征特遣队、海军陆战队情报办公室、第七太空三角翼部队），以及7个其他政府部门的下辖机构（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国土安全部海岸警卫队情报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情报处和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能源部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财政部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办公室）。上述情报机构都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情报生产者，按其主要功能可分为项目规划者、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三大类。但由于美国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与情报文化，美国情报界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往往更为复杂。
一般认为，因2001年“9·11”事件冲击改革而逐步成型的美国情报管理体制，属于网络状的协调型情报体制。在该体制下，由总统任命、经国会参议院确认的国家情报总监，一方面接受总统的直接指挥与管理，并担任总统首席情报顾问，同时向国会、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提供及时的情报信息；另一方面是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首长，负责协调、监督和管理情报界所有机构的情报活动。另外17家情报机构是美国情报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它们聚焦于各自领域不同类型情报的规划和指导、搜集、加工与利用、分析与生产、评估等工作，对相关情报展开独立的竞争性分析与生产。由于仅对其负责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具有指导和控制权，国家情报总监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行使对情报界的领导，包括：（1）制定和执行“国家情报项目”的财政年度预算，该项目涵盖美国情报界除国防部涉军情报以外的所有情报计划、项目与活动，年度预算占整个情报界预算的72%至75%;（2）确立情报界的目标、优先事项和指导方针；（3）通过协调情报界各部门管理和指导国家情报的任务分工、收集、分析、生产和传播。国家情报总监通过这种管理体制，强化对美国情报界的监督与管理。但作为情报界的一部分，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情报机构负责人一道，受到包括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等行政与立法部门的监督。这种较为独特的情报管理体制设计，有助于确保美国情报界在情报的相关性（与国家安全决策紧密结合）和情报的客观性（与国家安全决策保持距离）之间维持微妙平衡，从而提升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2、“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及其作用
《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又称《美国情报界世界威胁评估》报告，本文简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是根据美国国会年度“情报授权法”要求、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衔情报界其他情报机构共同完成的年度报告，每年由国家情报总监在出席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办的公开听证会上发布。自2006年发布首份报告以来，美国情报界在过去18年内共发布17份年度报告（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取消发布年度报告）。
作为美国情报界共同完成的重要情报产品，“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反映了美国18家情报机构对当年或下一个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威胁的战略认知与风险评估，规定了美国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的情报工作任务，体现了情报界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相关情报挑战的集体见解与共识认知。虽然美国情报界每年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报告的主要内容仍维持不变，既梳理和评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和技术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罪、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经济问题，也对以地理地区进行划分的诸多传统安全威胁展开全面分析与考察，“为公众提供了了解国家安全风险的窗口”。
对于美国情报界乃至整个战略界而言，“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者、作战人员和国内执法人员提供细致、独立和不加修饰的情报，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已成为美国总统、国会立法者等政策制定者与执法者进行政策决策、制定预算和推进立法的重要基准，为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美军执行海外行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情报支持。此外，情报机构往往被认为较少受到党派纷争和利益集团的牵制，由情报界完成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因此成为外界观察美国情报动向、分析国家安全政策，以及理解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关键研究素材。
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2022年5月24日，在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左到右）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的欢迎仪式上交流。（来源：新华社）
1、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
比较分析17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发现美国情报界自始至终都将中国视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情报工作对象国，只不过会根据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评估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逐年动态调整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据相关研究发现，美国情报界将“恐怖主义”界定为2006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的全球首要安全威胁，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调整为“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2011年和2012年再次回调至“恐怖主义”，但2013年至2019年连续7年都将“网络安全”界定为首要安全威胁，直至2021年首次并在2022、2023年连续2年将首要安全威胁聚焦于中国。这是美国情报界自“9·11”事件大刀阔斧改革之后，首次将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由长期占据主导位置的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转移到对中国的全面关注。
美国情报界逐年强化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可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三个维度进行衡量。一是“中国”词频变化维度。据作者统计发现，美国情报界在17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持续提升对中国的关注度，有关“中国”（含China、Beijing、Chinese、CCP）的频次整体维持在高位。就单一年度来看，2009年、2019年和2023年报告中出现“中国”的次数分别高达70、125、148次，是过去18年以来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关注度最高的三个节点，远超历年均值的57次（不计入2020年）。
二是话语叙事维度。美国情报界首次在2019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使用“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CCP”指代“中国”，由当年的4次增加到2021年的5次，以及2022年和2023年的9次。这反映了美国情报界企图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纳入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之中，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美战略竞争。因此，对于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话语叙事变化，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三是结构安排与议题领域维度。2006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只是将中国作为“全球化和新兴行为体”的重要行为者予以介绍，虽然2006年至2019年期间14份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日趋负面，但只是总体上将中国列入“地区威胁”一栏进行评估。然而，以2019年为分水岭，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在当年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主要的情报对手，声称中国在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反情报、伊朗问题等几乎所有议题领域都威胁美国安全，而且在2021年全新改版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放在头号威胁的位置大篇幅地分析。2023年度报告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等议题领域和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空前挑战，声称应对这一挑战将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也开始更多地转向中国的内政事务，试图将更多情报资源与注意力投入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等议题。
2、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
比较分析17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发现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与评估的因素，既非单一向度也非恒定不变，而是根据其对外部安全环境感知和对中美关系定位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1）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因素
对外部安全环境的总体感知和评估，是形塑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核心因素。2006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直言“恐怖主义是对我们公民、国土、利益和朋友的最大威胁”，并表示“反恐战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我们（情报界）的首要关注点”。在2009年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虽然表示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持续威胁美国安全，但也指出中国所引领的东亚将成为世界“长期的权力中心”，从而可能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而在10年后的2019年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开始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寻求重塑国际体系和地区安全动态，导致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并蔓延至所有领域。这三份年度报告之所以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日趋负面，与美国情报界对“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评估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美国情报界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充分认识到中国在协助美国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重大战略作用，此时中国自然不在美国主要威胁名单之列；但随着奥巴马政府撤出中东战场，恐怖主义不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事项，中国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框架下成为新的潜在威胁，非建制派特朗普总统的上台无疑加剧了美国对华负面威胁认知，美国情报界因此在2019年重审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内考察，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点，即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正负面威胁认知和它对美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好坏评估高度相关。
（2）中美关系因素
除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因素，中美关系因素是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最直接的因素。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亲疏好坏直接决定了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美国情报界在2010年前后没有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愿意与中国携手解决全球重大战略议题，中美关系因而处于整体较为稳定的历史时期；而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不再重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反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随之快速恶化，美国情报界对华负面威胁认知也随之日益凸显。根据相关统计分析，中美关系从1998年急剧下降并在2001年到达近5年的最低点，随后于2002年开始稳步上升，直至2016年开始再次急剧下滑至今。总体而言，中美关系演变的趋势线与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基本一致。当前，拜登政府坚信中国正在推行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的长期战略，因此更坚定地推行其前任以竞争和对抗为导向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至今深陷紧张与对立。这也意味着，美国情报界未来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应对其所谓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考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10月创设了两个以中国为工作重点的任务中心。鉴于美国两党日趋一致的对华政策共识，中美关系未来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美国情报界短期内不会逆转对中国作为“首要威胁”的定位。
三、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应对思路
1、对我国的影响
一是贬损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加了中国国家形象管理的成本。中国始终是一个致力于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长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红利，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性发展，以实际行动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情报界不仅漠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突出贡献，反而歪曲事实、虚构威胁叙事，抹黑和贬损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美方的不实之词固然站不住脚，却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不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公众来说，美国对华威胁叙事结构下的中国，绝非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有的国家形象，无疑加剧了多数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一些民调研究发现，当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认知处于历史低谷，这与美国将人权、新冠疫情、台湾问题等议题嵌入“中国威胁论”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来看，多数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该国良善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美国情报界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行为，显然增加了我国形象管理的成本。
二是进一步恶化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增加了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难度。美国对华政策自2016年总统选举而明显生变，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加速美国对抗性对华政策的成型，中美关系因此陷入持续的紧张和对立。如今，两国关系虽相较于特朗普执政后期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遭遇国会弹劾的拜登总统既无力也无意于大幅改善中美关系。除了共和党的强硬掣肘之外，充斥在美国各大媒体的中国威胁叙事和日趋负面的对华舆论认知也已成为阻碍中美改善关系的主要因素。美国两党、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与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情报界对华威胁叙事增加了美国其他群体的对华负面认知，而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情报机构对中国的负面威胁评估。美国情报界将中国界定为“头号威胁”，这一做法无异于对深陷困境中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增加了双边关系转圜的难度。
三是破坏中国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前，美国不仅加紧在舆论话语层面力推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更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美国正以这一虚构的威胁叙事为抓手，通过强化和利用其盟伴的焦虑感，协调与这些国家生成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俄乌冲突升级一年多以来，美国错误地将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台湾地区进行简单类比，企图通过强化中国威胁增加西太平洋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焦虑，为美国介入我国台湾问题捏造某种“正当性”。美国的战略部署与政策实践，正推动日韩等地区国家加速向美国靠拢，这势必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影响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
2024年4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据称，两人讨论了日本加入奥库斯第二支柱的议题。（来源：环球时报）
总之，美国情报界虚构的对华威胁认知与叙事，将给中国外交在地区与全球层面带来严峻挑战，增加我国的崛起成本。但长远来看，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影响又是有限的。一是美国情报界捏造并夸大“中国威胁论”会无限放大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焦虑，导致美国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强行投入高额军事开支疲于应对中国挑战，给美国带来更大的财政负担甚至招致灾难。二是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压缩中美在全球重大战略议题上所剩无几的合作空间。考虑到美国无法以一己之力应对持续增多且日益尖锐的全球挑战，中美战略合作的缺失必将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并不会因其虚构对华威胁叙事而变得强大，相反只会增加其“不安全感”，沦为威胁叙事的受害者。
2、应对思路
基于全面研判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方可思考采取以下思路予以应对。
一是双管齐下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战略定力。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从未放弃谋求所谓“改变”中国，长期敦促中国采取与美国一样的西式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而当中国国力持续提升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美国又转而虚构“中国威胁论”以遏制中国。无论是与美建交时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是当下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坚定支持与共同努力下稳步推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坚持基于其自身利益进行战略部署，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牢牢把控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尽管美国近年来持续炒作对华威胁认知，但中国坚持“以我为主”而不受外力干扰，在沙伊和解等世界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好评。一个拥有国家实力和战略定力的中国，始终是反制美国遏华的不二法则。
二是多维度积极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如前文提及，大国形象管理的成败关乎国家崛起的命运。一个追求和平发展而非国强必霸的中国，是中国国家形象管理的应有之义。要实现这一目标极不容易，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平民大众、报刊媒体等所有行为者都应携手积极参与，多措并举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管理能力。中国政府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对千年世仇在北京主场握手言和，呈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胜过对外宣传的千言万语。但这并不是说宣传不重要；相反，中国仍需提升国际舆论与话语传播的能力和实效，尤其注重以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视角讲解和传递多彩多维的和平中国。前文提及的民调也发现，相比于45岁以上的多数民众视中国为“敌人”，多数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有更积极的认知，其根源在于他们从更多元的渠道接收有关中国形象的“信号”。总之，积极建构中国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反向塑造美国对华威胁认知与评估的重要方式，也是从根本上解构美国对华威胁叙事的主要途径。
三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所有层面，其虚构的威胁叙事对我国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包容和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不仅包括国家安全的宗旨、基础、保障等五大要素，而且还厘清了发展与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等五对关系。这一体系对于中方应对美国对华威胁叙事、全面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提供了关键、及时与全面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因此，应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开启国家安全新格局，系统应对和及时消解美国对华威胁叙事。
四、结语
美国情报界通过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等方式，对所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各类威胁进行解读和评估，这已成为美国在和平时期通过“制造”外来威胁凝聚内部共识，从而维持其全球优势地位的惯用手法。鉴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相对客观性与战略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国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携手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比较分析历年报告，有助于把握美国情报界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界的对华威胁认知、动因及其后果。
本文研究发现，美国情报界日益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不仅在话语舆论层面炮制和夸大“中国威胁论”，而且在国内外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层面予以跟进和落实，企图以此遏制中国崛起、迟滞中国发展进而维持其霸权地位，体现了美国一以贯之的霸权、霸道与霸凌底色。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美国霸权的日渐衰落，美国的霸权面目将更显狰狞，美国情报界势必以更激进的姿态虚构“中国威胁”。尽管美方的对华威胁叙事在短期内对我国造成一系列危害后果，但长远来看美国并不会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可能沦为这一叙事的受害者。美国政治精英理应思考如何通过改革美国自身而非炮制“中国威胁论”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否则，美国终将受困于这一威胁叙事并加速其霸权衰落。
03
广而告之
（2024年7月24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智库报告及思想共享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日更，为进一步给中国政府、企业、高校、媒体以及各类组织及个人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国别简报、每日信报、编译评议报告、时政分析报告、行业报告、产业报告、智库报告、政府报告、商业报告、经济报告、市场报告、品牌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而组建的报告发布高端功能付费社群（￥1999/人/年）。
联系人：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
微信号：GDYT-2017
请备注：“报告群-实名制姓名-单位部门身份/高校院系所专业-最高学历”（否则不予通过，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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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7月24日）
2024年4月26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受邀入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注册“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官方账号并加V认证。5月30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发布第一篇文章。6月4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万；6月1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万；6月1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20万；6月25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30万；7月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40万；7月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50万；7月14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60万；7月2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70万；截至7月24日18时整，推文总阅读量突破75万。
05
（2024年7月24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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