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红
  天热得很。太阳从两边的房檐上照射下来,直直的,眉毛都要点着一般。街道两边房屋密密实实的,没有一丝风透过来。向左边走两步,刚好在太阳底下,热。向右边靠两步,正好旁边是一间馆子,一阵阵的肉香,把肚皮里的饿鬼馋虫都要勾出来,比热还难受。那就只有在正街面上走着。
  那是夏天,我一个人走在三江口的街道上,像一只就要烤熟的甲壳虫或青蛙般难受,一步一步走着,嘴里还不停地喊:“卖苞谷了。”我手里提着一篮子苞谷,背上还背着一筐苞谷。
  三江口是大山里的一个老场镇子。方圆一二十里地界,就那么一个场镇。从村子到三江口,爬山过河,过桥过水,十几里地全是山路,崖高沟深,那可不是一段简单的路程。
  三江口逢农历三六九赶乡场。逢场的日子,热闹着呢。大车小车,山里山外,坐船撑排,大家都往三江口赶。三江口不大,只有“丁”字形的两条街道。场上住着不过四五十户人家。场口上,有两条小溪汇合成一条小河。早年,三江口是个水陆码头。现在,通车了,但码头上仍然有船或竹排来往,更增添了几分人气。街道两边的房屋,一层一排,几乎全是木质建筑,雕花刻凤,飞檐望角,古色古香。偶尔中间也间插有砖瓦结构的房子,有些格格不入,那是富裕人家的象征,让人羡慕。
  我最羡慕三江口的,是那里赶场天人多,什么东西都能卖到钱。
  每年开了春,门前桃花水涨,娘都会早早地种几坡地的苞谷。村子口东山坡地,黑油油的土质,就适合苞谷生长。苞谷苗栽种下去,只需要浇过一回猪粪水,就拼着命地往上长。对乡下人家来说,苞谷是青黄不接时粮食的替代品。没有稻米吃,苞谷也不错。不过,上顿接下顿地吃,没有油水,心里对肉的想像,那真是到了极致。娘说,娃呀,要想吃肉,你就去三江口卖苞谷。卖了苞谷,有了钱,肉不就有了呀。那个夏天,去三江口卖苞谷成了我的主业。
  三江口,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卖了苞谷,能在下场口王二娘的馆子里吃碗豆花饭,再来两根油条。吃了豆花饭,到大码头边的店子里喝两分钱一碗的糖水,一碗下去,热呀累呀的就好像都消失了。口袋里装着钱,不管是大票子还是零钱,都让人心满意足,如果手里再提着一坨肉,十几里的山路走下来好像都不费力气。快到家时,看见自家房顶上的炊烟一缕缕随风而舞,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
  后来,我走过很多的大场小镇,对三江口的记忆是最入脑入心的。
  三江口上场是禹王庙,下场是水火宫,左边是猪市坝,右边是油房嘴。街道两边的木质房屋,有厅房和厢房,有一人合抱的立木柱子,下面是圆圆的石墩。石墩上刻有龙凤或花鸟,已经被人摩擦得油亮了。在那两条街道上,我卖过苞谷小麦还有泥鳅黄鳝,也许,某一块青石板上,至今还留有自己的汗迹。下场口左边是一个学校。在那里,我读了九年书。那个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底儿一样厚镜片的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绘了山外梦一样的世界。
  当我一脚踏出三江口走出大山,才知道自己从此再没有童年了。
  在三江口卖苞谷,应该是自己做的第一笔买卖。娘说,卖点苞谷棒子,那才多大个事儿呢。等长大了,你才知道,真正的生活,要比这个苦得多难得多。现在,我就在长江边上的这座小城里,像一粒苞谷或落絮隐隐约约浮浮沉沉。大街小巷,灯红酒绿,霓虹与烟花,每一场都是时间与生存的博弈,比那三江口卖苞谷的事儿,难多了。
  时间是无法抗拒的大魔术师,何时能逆转一回呢?没听说过,真没听说过。
  只是,三江口,那老地方,一直留在自己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