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伊曼纽艾尔·卢瓦耶 著
我们都是野蛮人
俞俊 马莎 译
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冒险家的故事；
荣获2015年法国费米娜散文奖；
首位获得法国国家图书馆列维-斯特劳斯个人档案查阅许可的传记学者
编辑推荐
学者、作家、美学家
现代人类学之父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
不仅改变了人类学
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
★ 荣获2015年法国费米娜散文奖、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玛蒂娜·奥布莱基金会奖。英语译本获法国声音奖优秀翻译出版奖，德语译本获德国爱因哈德基金会传记文学奖。
☆ 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冒险家的故事，展现一个年轻、世故、富有魅力、英俊潇洒的列维-斯特劳斯，他那令人难忘的声音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和进步的意义。
★ 首位获得法国国家图书馆列维-斯特劳斯个人档案查阅许可的传记学者。
☆ 遍览261箱珍贵文献和资料，开启深入了解这位结构主义大师工作和生活的崭新视角。
作者简介
伊曼纽艾尔·卢瓦耶（Emmanuelle Loyer），巴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当代史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化交流史。
著有《让·维拉尔的人民剧院：战后的乌托邦》（Le Théâtre citoyen de Jean Vilar. Une utopie d’après-guerre，1997）、《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Paris à New York. Intellectuels et artistes français en exil, 1940-1947，2005）、《欧洲文化简史》（Une brève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Europe，2017）、《六八事件》（L’évènement 68，2018）等。
译者简介
俞俊
浙江杭州人，法国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译有《数字与塞壬：解读马拉美》等。
马莎
云南昆明人，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硕士，现为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译有《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等。
内容简介
在这本屡获殊荣的传记中，历史学家伊曼纽艾尔·卢瓦耶讲述了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真正的知识分子冒险家——的故事。本书以列维-斯特劳斯生平的四个主要时期为线索，为我们开启深入了解这位结构主义大师工作和生活的崭新视角。
1908—1935年：在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中度过他的童年、充满希望的学生时代和他对政治与智识运动的首次尝试。
1935—1947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教授，他于1935年离开巴黎前往圣保罗教授社会学。他在巴西腹地进行了曲折的探险，在那里发现了作为他者的美洲印第安人，这使他成为一名人类学家。自1941年起，他在纽约开启了新的学术生涯。
1947—1971年：二战后，他回到法国，开始了他创作最伟大作品的时期。在数十年的紧张工作中，他重塑了人类学，将其确立为一门提供全新世界观的学科。1955年，《忧郁的热带》一书向全世界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明。在那些年，他成为法兰西民族丰碑，也成为享誉全球的知识名人。
1971—2009年：他坚称这个世纪已与他无涉，但与之相悖的是，这个距离却允许他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犀利和反叛风格阐明现代性。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习惯于看到老态龙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照片，或是他在亚马孙河流域邋遢不堪、饱受文化冲击的样子，而本书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世故、富有魅力、英俊潇洒的列维-斯特劳斯。与其说作者把列维-斯特劳斯描绘成一位现代人，不如说她把他描绘成一位伟大而不安的同代人。
目录
缩写表
致谢
引言
第1部分 缘起（1935年以前）
1 姓氏的传承
2 启示（1908—1924）
3 革命（1924—1931）：政治与哲学的对决
4 救赎：民族学（1931—1935）
5 世界的迷雾
第2部分 新大陆（1935—1947）
6 圣保罗的法国印记
7 深入巴西
8 “马斯默·列维”与南比克瓦拉人
9 危机（1939—1941）
10 纽约市的法国人：流亡生活中的伟大创造（1941—1944）
11 结构主义在美国
第3部分 旧世界（1947—1971）
12 马塞尔·莫斯的幽魂们
13 成熟时期
1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忏悔录
15 结构主义的结晶（1958—1962）
16 科学工厂
17 学术生活
18 审慎之心
第4部分 新世界（1971—2009）
19 不朽之人
20 变形
2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们的同代人
列维-斯特劳斯法语作品列表
档案资料
文摘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旅程
环游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的书房度过午后时光。书房位于巴黎十六区栗树街2号五楼的家中。这间小巧且秩序井然的工作室凭其百科全书式的海量藏书、精选的摆件、种类丰富的矿石、“奇妙”的古玩以及精心收藏的艺术品重塑了世界。
让我们怀着敬意走进这座神殿：房间四四方方，倒也宽敞；有弧度的墙面上开了一扇窗。墙上，书籍、装订整齐的期刊、百科全书和字典摆满了搁物架。书桌被安放在房间尽头，它置办于纽约，是由深色木头制造而成的西班牙家具。列维-斯特劳斯在这儿写作，或者稳坐于安有滑轮的扶手椅之上，静静地阅读，并一读再读。这把扶手椅让他得以转向塞满文具的圆弧形活动面盖写字台，或者“镇守”于钢铸独脚小圆桌上的打字机（德语键盘）。打开收音机，欣赏古典音乐的旋律，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列维-斯特劳斯在书房中坐定后，有时会将双脚往桌上一搁，身体往后倾斜，这样一来，他就面朝一幅偌大的多罗菩萨画像。画像采购自1950年代的德鲁奥。这位绿色皮肤的神祇源自尼泊尔，没有性别之分，它的画像寄寓着庄严与安详。一条泰国鳄鱼、一尊庞大的中国树根雕塑、一些日本木版画和日本刀镡增添了几丝远东气息。几件稀有的民族志物件，比如，海达人用来“打”鱼的雪松木狼牙棒，把异乡的风景带回了他的寓所。狼牙棒还影响了作者创作《野性的思维》时美学思考的方向。书桌上摆着几颗石子，其中有青金石一块，匕首一把。不见植物的踪影。这间书房介于古玩陈列室与艺术工作坊之间，其视听环境是对美的赞歌。当我们沉浸于美的事物时，所有东西都能在下午沉闷的寂静中产生回响，所有事物都能参与到对图书馆这个渺小、封闭处所的乌托邦想象中来。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不迈出书房一步便可以环游世界：左面墙上是非洲、大洋洲、亚洲；正面是期刊与文献索引卡；右面是南美洲；背面的角落是北美洲；余下的墙面留给了各种百科全书和辞典，因此，有了滑轮扶手椅的帮助，这些工具书触手可及。萨米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在其《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 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一书中也展开了想象，他认为，这座纸张堆砌而成的庙宇就该是这样的。“我的藏书堪比景观。”他后来这样回忆道。事实上，全世界都呈现在墙上，而每本书按其涉及的民族，像分布于地图上一般整齐地占据相应的位置。列维-斯特劳斯按地理分布整理书籍（按大陆板块），细致至极，造成了地图与书房藏书之间比例上的失真。但这两种表达方式十分相似，它们都展示了世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尽管这个森罗万象的“图书馆”得到了精心整理，但是它的重要特点并未消失：除了 1.2 万册书籍，它还收录了一些国际期刊的完整期号，比如《人》（ Man）和《美国人类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以及数千本论文的单行本。这些收藏给学院式的研究提供了必需的素材。一旦失去传递这些“数据”的管道，就没有知识可言。列维-斯特劳斯像他的同辈人一样，大量分析这些定期从“数据”归档的文献索引卡。要知道，这样的文献索引卡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已经成为所有比较研究的必需工具。他有一件存放档案的办公家具，其中收录了战争年代里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写下的读书笔记，数量多达几千份。“在某个时期，大约是1940—1950年，我几乎通读了民族学领域的所有出版物。”列维-斯特劳斯的图书馆环游世界，拥抱知识海洋，是求知的档案馆。它对知识无止境的追求精神至今仍未过时。1960 年代初，几只鹦鹉自由翱翔在这片学识的“洞穴”里，那时，它们不过刚从亚马孙流域来到这儿。多亏了法兰西公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副主任伊萨克·希瓦（Isac Chiva）多次建言献策，它们才勉强避开了法律的阻碍。希瓦知道他的同事兼好友热爱动物，知道他曾与几只从巴西运来的猴子相伴生活，更知道如果他坚持把猫猫狗狗带在身边，那么所有动物都会在他的书房安家，继而把这间工作室变成动物园。哎呀，可这些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鹦鹉们常常偷走他的眼镜，弄脏这里或那里。列维 - 斯特劳斯必须从这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同样他必须得从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但那些美洲印第安人神话再次创造了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当陷入这个容许幻想的世界后，他又燃起了追梦的情怀。
列维-斯特劳斯之谜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书房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工作室”，它不仅发蒙启滞，也让人目瞪口呆：它与结构主义开创者前卫的形象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常常将达到了相当高度的结构主义理论与 1950—1960 年的现代主义思潮联系到一起。因为它借用比较这一新方法，致力于重新建立实践符号思维（la pensée symbolique）的条件。事实上，他并不希望追寻和研究社会的各种变体，这是人们对他的误解，他希望依靠不同社会间传递差异的联系来探索被我们理解为变体的社会差异。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发迹并逐渐扩散到人类学以及其他不同的知识领域（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历史等）。科学的成功和人类学的成功似乎都有它的功劳。20 世纪后半叶，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推广人类学，最后将它带入了社会科学的神殿。这就是结构主义的经典冒险故事。要知道，在这个概括为结构主义的故事里，有许多重要桥段都在这间书房里相继展开，而它的主人是“文艺复兴”的推动者……
所以，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是世纪之子，生于1908年的布鲁塞尔，殁于百年后的2009年的巴黎。他成长在一个犹太人家族，这个家族从阿尔萨斯迁至巴黎，在法国的社会地位一路攀升，书写着犹太人家庭的老故事。在这个深深扎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克洛德以独子的身份茁壮成长。家族渐渐没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令他备受宠爱。他的父亲是一名画家，叔伯中也有两名画家。当一人不醉心艺术时便另谋出路：他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热闹、团结的大家庭，家族成员们褪去犹太教外衣，戴上了爱国主义的桂冠。年轻的他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童年。他学习优秀，入读了孔多塞高中的文科预科班，却拒绝准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于是成就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他从未揭露转折背后的故事，让自己成了一个谜。此后，他自学法律和哲学两门学科，最后参加了1931年的教师资格会考。在此期间，他还是积极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在马克思思想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领导下，他渴望改变世界。但列维-斯特劳斯与许多同道朋友（譬如，他表亲的丈夫保罗·尼赞）都不同，他始终未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既然不能改变世界，他于1935年离开了他的“世界”。一个去巴西教书的机会得以让他到那儿研究印第安人，因为当时巴黎人认为印第安人聚居在圣保罗近郊……他抛弃了哲学这门传统学科，投入年轻的民族学的怀抱。显而易见，这是他生活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岔路口，它决定性地开启了他在新大陆的第二个人生阶段：首先是去巴西，然后是在二战期间远赴美国。
这样的生平使列维-斯特劳斯在20世纪的人生轨迹独树一帜。我们怎样评价他前半生的双重割裂？第一层割裂指的是，他与具有家族渊源的犹太教信仰保持了距离。在社会科学史上，列维-斯特劳斯绝非第一位与犹太教断绝往来的知识分子。然而，他是怎样把重建犹太人出身而非犹太人的身份与他阐述的那些崭新的问题、理论衔接起来的呢？第二层割裂是，他远离了欧洲这块“旧大陆”，将“新大陆”旗帜下的巴西和北美对应“旧大陆”而划入欧洲－南美－北美的三角关系中。这个三角关系是他结构主义思想诞生的真正契机。当这位法国范十足的知识分子离世时，人们祭奠他，敬他为国家英雄；而在伟大的知识分子诞生前，他长期在海外漂泊：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列维-斯特劳斯在 1935—1947年几乎从未踏足故土；1935—1939年，他的足迹遍布塞尔陶（Sertão）的荆棘丛；此后，在1941—1947年，他流亡纽约，先是作为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开展活动，之后成为二战胜利后法国第一任驻美文化参赞。这般程度的社会化不曾见于法国其他学者。与他同期的学者被传统的世界中心论束缚而自困于国门之内。毋庸置疑的是，新旧世界、法国传统哲学教育、巴西民族学经验与受到德国传统渗透的美国人类学的融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创造了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伟大人物。
1947年他重返“旧大陆”，着手专著的创作。正是他跨越大西洋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这些作品。之后的十几年内，列维-斯特劳斯潜心于密集的工作，然而，直至1959年就职法兰西公学院前仍屡屡受挫。在就职法兰西公学院的前几年，也就是1955年，他凭着满腔的写作热情，在几周内奋力创作了400多页，他眼中的巴西版《奥德赛》跃然纸上。这本《忧郁的热带》成为20世纪思想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更使作者一跃成名于世。正是在1960年代，已经成为法国知识界公众人物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人类学推入学术与政治舆论的中心，把它定位成修订马克思主义与去殖民化之外的第三方案。在神秘与沉寂的个性光环下，这位严肃的学者养成了绅士的气质，将他结构主义思想的结晶传承给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让他们能够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各自的美洲大陆。与列维-斯特劳斯为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集结于一场“结构主义的盛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名声因此登上顶峰。在《野性的思维》结尾几页精辟的论断中，列维-斯特劳斯还试图将哲学带往结构主义之路，不过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名词的哲学并没有对这些试图改变它发展方向的新知识唯命是从。他具有论战的热情，这与他渐渐被人们接受的学者形象形成落差：作为学者，他深沉、优雅，唾弃政治对各个领域的过多干涉，醉心于培养各种“批判”情绪。虽然他的政治立场难以归类，1968年后他仍被左派的学生们视作不可救药的反动派。1973 年，列维-斯特劳斯当选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他们才重拾理性。
65岁高龄的他还将迎接35年多的生活，但长寿带来了变数：人们对他作品的接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间，结构主义陷入了灭顶之灾，好在列维-斯特劳斯躲过了这场“人才陨落”的危机。1980年代，他成为法国学界的某种“禅宗”僧侣，哀悼这些纷纷离场的伟大角色：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罗兰·巴特、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相继于1980—1985年辞世。一步步地，这位老人，他们当中最年长的老人，成为法国举国的骄傲。他出生于有些遥远的时代，却一步步地远离了他的20世纪。然而奇怪的是，他与20世纪保持的距离反而让他能以一种最锐利、最颠覆的眼神反观我们即将褪去的“现代性”（modernité）。他的年纪长了，他离当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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