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有一个世人不太熟悉的“松花江魔咒”。
1946年5月,占尽优势的东北国民党军,连克四平、长春之后,把林彪主力逼退到松花江北岸。然而诡异的是,杜聿明坐拥40多万人的优势兵力(东北民主联军仅有23万人),再也没能跨过松花江,使得东北民主联军抓紧喘息休整。
看似陷入一边倒局面的东北战场,居然魔鬼般地变为相持局面。波涛涌动的松花江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遏止了杜聿明的进攻呢?
一、杜聿明的人生顶点
杜聿明自1945年11月担任东北保安司令以来,与林彪作战一直处于胜势。
杜聿明本事高明自不说,在国民党内算得上一流将帅,东北开战伊始,杜聿明集中优势兵力,以铁路线为轴,连战连胜,好不得意。
我军方面,由于初期指导战略变化不定,该打时没坚持大打,尤其是没有趁国军主力尚未到齐时全面开打,一念之仁,放任国民党军相继空运、海运进入东北,留下无穷祸患。
待敌军主力新一、新六、五十二、十三等军相继进入东北,而我军相对弱小之际,东北方面又接到指示,务须坚守四平等大城市,为政治谈判提供筹码。
这显然违背了我军一贯以来弱兵战强兵的通例,以弱击强,要诀在于以高速机动创造局部优势,而绝不能集中兵力和敌人拼火力拼人命。这客观上给杜聿明提供了集中兵力作战的便利,我军在四平惨败,其因乃在于此。
当然,这不光是军事层面因素导致。1945年底至1946年上半年,国共双方政治围绕和平谈判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东北战局要服从服务于政治大局,这没有什么话好讲。
之所以乍前乍却,乱了步调,从根子上说,这是我党真心想和,不愿重启战端以致黎民涂炭,所以打的决心没定下来。
当时我军对国民党军留有很大余地,许多地方未经作战就白白让给国民党军,黄克诚等一线将领对此意见很大。国民党则是以和平谈判为掩护不断推进战争准备,打起来全无顾忌、毫无底线。
两相对比,优劣一目了然。1946年5月,林彪在不利条件下和杜聿明打主力对决,结果连失四平、长春,不得不一退再退。
林彪败而不乱,本来从四平撤退时安排得井井有条,各部之间互相掩护,并未给杜聿明太大机会。谁知撤退途中,骤然发生了王继芳叛逃事件,东北我军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王继芳,四川人,长征时就参加了红军,一直跟随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副科长,掌握着大量行军机密。王继芳在吉林梨树县梨树屯驻扎时,与当地一家地主的女儿相恋,部队撤离时,王继芳意志不坚定,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加上女友撺掇勾引,竟然携带大批绝密作战文书投敌。
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要害科,负责排兵布阵,哪支部队往哪走、哪支部队多少人枪、哪支部队主官是谁,这些核心机密都掌握在作战科。王继芳就算不带机密文件,光凭他本人一说,就能把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秘密透出来八九成。
杜聿明闻讯大喜,把这个叛徒接到长春,亲自为他举办婚礼,还提拔他为少将参议,推荐给军统工作。王继芳不负杜聿明之期望,竹筒倒豆,把林彪所有作战安排、兵力详情都说了出来。
杜聿明此前命令部队追击,由于摸不清林彪虚实,还有些放不开手脚。此时看透了林彪的底牌,杜聿明便令各部放心大胆地追击。
新六军等机械化部队不再集中兵力,而是分散追击,一个团一个营都敢追着民主联军的屁股打。东北我军在四平之战中本已遭受重大损失,此时再被这么一追,很多部队都混乱不堪,师、团之间互相无法联系。
长春、公主岭等地接连丧失,杜聿明大军逼近松花江,一举拿下号称亚洲规模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为防国民党大举过江进入黑龙江,民主联军不得不炸毁松花江桥,以极其悲壮的方式退过江北。
不得不说,这是杜聿明在三年内战中的巅峰时刻,攻城拔寨,所向无敌,好不威风。
二、松花江生死线
杜聿明指挥新六军攻到松花江一线,一个团越过松花江,占领了位于吉林蛟河的拉法村、新站镇。
拉法、新站,位于西流松花江东侧。此地向北进攻哈尔滨再无大江大河阻碍,同时又是铁路交汇点,可通往哈尔滨、吉林(市)、图们,乃是战略要地。杜聿明占了这里,是要为下一步进攻北满立个桩子、留一个前进据点。
然而敌我双方都没想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最北端,竟然就此定格在这里,不起眼的小地方拉法、新站,竟然成为东北战场的转折点。
拉法村附近拉法山今貌
杜聿明令新六军拿下拉法、新站后,出于高明军事家的直觉,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相继攻占四平、公主岭、长春后,国民党军按照一贯的策略,逢城必守,遇地必占,连战连胜之后,大量兵力分散开守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即使知道林彪的主力受到重创不利再战,仍然抽不出机动兵力追击,打到松花江沿线时,新一军、新六军等主力部队都无法保持集中状态,各师、团分散行动,往往是一个团要担负一个县城的守备,再这样打下去,极有可能被林彪分割歼灭。
因此,占领拉法、新站后,杜聿明令各部暂缓前进,先稳一稳再说。
就是这么一缓,东北民主联军抓住了机会。
四平战后大撤退,战败的怨气,加上叛徒带来的伤害,国民党军的猖狂,东北民主联军上下无不憋着一口恶气。指战员们都盼望着打一场痛快的歼灭战,把这股恶气发泄出来。新六军占领拉法、新站,送给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大好机会。
拉法、新站的国民党军是新六军263团,以及264团的一个加强营。我军在附近的蛟河县驻有有1师、2师两支主力部队,敌我兵力对比约为1:5。
这么大的兵力差距,按理说国民党军只能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据点。但四平大追击以来,国民党军胆子越来越肥,一个团就敢追着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师打,打顺了、打骄傲了、打麻痹了,混然看不到兵力分散后的危机。
此时263团仍然骄狂过甚,不满足于占据这两个要点,还不自量力地向蛟河追击,不断派出小部队骚扰,想找机会咬1师、3师一口过过瘾。
1师、2师侦察到这一敌情,向东总请求打掉这一股敌人,林彪当即同意。6月7日夜间,1师、2师集中兵力突袭拉法、新站,打了三天,全歼263团和264团的一个营,263团团长韦耀东以下1900余人被毙伤、俘虏。
1师师长梁兴初下令将韦耀东以棺材盛敛,送过松花江对岸,交由国民党军安葬。263团是新六军的主力团,突然遭此重击,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收起了狂傲之心。
八路军时期的梁兴初
拉法、新站战斗令杜聿明也猛然醒悟,靠叛徒反水虽能一时取胜,但无法从整体上扭转局面。国民党军兵力越来越分散,仅能控制铁路沿线大城市,无法集中力量向黑龙江发起纵深攻击。
东北民主联军军心大振,不断集中兵力反攻,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北岸短暂控制的几个据点,都被林彪吃了回去。
杜聿明简直不知如何收场,打,兵力太散。集中兵力,就意味着放弃城市。放弃城市,那将招致军政两界无情的指责。他虽是方面之帅,政治上根柢却还浅得很,哪敢背这样的大锅?
关键时刻,蒋介石替杜聿明解了难题。
1946年6月5日,在马歇尔军事调停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东北战场暂时停战15天(6月7日正午开始,至6月22日)。蒋介石的战略重心不在东北,只需要把共军赶到黑龙江即可,待关内大战分出胜负,再腾出手来彻底解决东北。蒋介石原本就没指望全取东北,杜聿明打成这个样子,已经是意外之喜。
杜聿明顿时松了口气,顺着蒋介石的意图,先稳住局面再说。松花江以北鞭长莫及,暂时不打。至此,松花江一线成了对峙前线。
看似很合理啊,战略服从政略,杜聿明顺着老蒋的大棋局在布局走子,没错吧?
大错特错。
东北战局,关键问题在于保持有生力量。林彪手里一直保持着主力军,这支主力军还一直保持着面积相当大的后方根据地,不管怎么受打击,都有地方疗伤、恢复。杜聿明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压缩林彪的生存空间,尽可能多地吃掉林彪的主力。难道满腹经纶的杜聿明将军,不知道有个词叫养虎遗患吗?
然而蒋介石无视了,杜聿明轻视了,给林彪留出了喘息的机会,大错铸成,无人察觉。
处于严重生存危机之下,中共东北局却看得十分明白,1946年10月27日,哈尔滨悄悄派出两个人秘密奔赴南满。正是这两个人,让松花江魔咒变得更加不可破解。
三、陈云宁死不弃南满
这两个人,分别是时任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萧劲光。此二位都是东北我军决策层的人物,危难关头,两人为何要离开哈尔滨?
自然是有更重要的使命:坚守南满。
杜聿明放弃北攻黑龙江后,调转矛头进攻南满,企图一举解决后顾之忧,彻底剿灭共军在南满根据地的残余兵力。
南满根据地起初很大,南起大连,北至白山、临江,横跨辽宁、吉林两省的东南部,因此称之为南满(沿用伪满洲国时期的俗称)。
但这一地区距离国民党主力太近,杜聿明调动兵力相对方便。1946年8月下旬,杜聿明集中八个主力师10余万人,兵分三路大举压向南满。至10月中旬,南满根据地大部丧失,辽宁部分沦陷殆尽,只剩大连一角,因为苏联原因无法再攻。北面吉林省部分,只剩下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蒙江(今靖宇县)、抚松四县,军队只剩下第三、第四两个纵队4万多人。
败得这么快,一方面是敌军优势兵力集中起来了,敌我实力悬殊,实在打不过。另一方面是南满根据地领导层意见不一致,是战是退意见有分歧。
这么打下去,仅剩的山区根据地也要被杜聿明夺走。
陈云、萧劲光此时到南满主持工作,就是要给南满部队统一思想。
我党我军的强项,历来就是统一思想。然而当此大败之余统一思想,谈何容易啊!
陈云(右)和萧劲光
不少人都觉得,南满的精华地区都丢了,矿产区、产粮区、人口密集区都丢了,再坚持下去没有意义了。而且敌人兵力太强,死打硬拼下去,迟早要打光,不如放弃南满,到松花江北去,集中力量守北满。
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在少数,已经严重影响到南满我军的军心。
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以东总参谋长、辽东军区司令员之尊,在七道江前线指挥所,召集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开会,要统一继续战斗下去的思想。
萧劲光开宗明义,必须坚持南满,一边在长白山区打游击,一边适时在适当位置集中主力,和敌人主力死磕,打几个歼灭战扭转局面。
没想到,萧劲光的提议应者寥寥。反对者却言之凿凿:临江四县空间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再打下去死路一条,为什么就不能北上去找主力呢?
开会开了三天,仍然无法统一思想。眼看再这么争论下去,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萧劲光没办法,只好请新任南满局书记陈云来作最后决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云没再惯撤退派的毛病,说上级既然让我到这里主持南满工作,我就拍个板:南满必须坚守,宁死不能放弃。
声色俱厉地拍完板,陈云从战略上作了有力的解释和说服工作。
首先,南满虽与北满互不相连,但南满的战略意义在于能够吸引国民党兵力,使其始终有后顾之忧,不敢放胆进攻北满。战略上我们保持犄角之势,将起巨大的杠杆作用。
其次,南满弃守,代价太大。国民党军已经隔断我南北满联系,要突出重围,势必损失几千人。即使到达北满,那里的战斗也不轻松,打起来仍要损失几千人。万一打不过,我们不得不向后撤,就算大难不死撤到苏联(当时林彪已有撤到苏联求生存的保底打算),以后总要打回来,打回来又要损失兵力,不死几千人是做不到的。这样一笔账算下来,我们南满根据地白白丢了,兵力却比就地死守损失得还多,哪个更划算呢?
第三,东北国军就像一头牛,牛角顶着松花江,牛尾巴对着南满,我们承受的压力虽然大,但必须拽住敌人的牛尾巴,让它不敢随意动弹,这样松花江防线就稳住了。
陈云一番分析,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开拓了战略眼界,坚守南满的总体思路就这么定下来了。思路一定,方法也活了。
之前战守之计不定,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南满诸军只是被动应付、节节抵抗,结果就是节节后退、节节失利。现在在陈云、萧劲光的指导下,南满我军改为主动出击、与敌人打对攻,在敌人分路进攻的缝隙中,穿插迂回、分割包围。
如此一来,局面大变。1946年12月中旬起,南满我军在陈云、萧劲光等人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制战斗,一连打了四次,史称“四保临江战役”,不仅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向北的攻势,还以灵活的战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保住并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尤其是第四次战役,陈云、萧劲光亲自指挥四个师的兵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不惜付出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主力的代价,硬扛国民党军主力的攻击,居然于不可能之中,分割包围了国军89师和54师的一个团,以三敌一,消灭该部国军共计7800余人,打死600余人,生俘89师少将师长张学堂、少将副师长秦世杰、政治部主任唐彬等人。
这一仗打得国民党军灰头土脸,完全顾不上向松花江北进攻了。
四、攻守逆转
南满军奋勇出击,北满的主力也没闲着。
北满与南满无缝衔接,制定了“南打北拉、南拉北打”的策略。说白了,就是南北互动,调动敌人,使其两头不能兼顾,疲于奔命。
南满四保临江的同时,林彪指挥北满主力打响了“三下江南”之战。自1947年1月5日起,北满主力连续三次越过松花江,向国民党军分散的据点发动攻击,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向北移动,一方面减轻南满陈云、萧劲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下江南,打疼了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留了一个营和部分后勤部队驻守九台县城东北的其塔木镇,兵力仅有700多人。北满部队围住其塔木敌军,调动新一军其他部队前来增援,分别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打了两场伏击仗,新一军伤亡3250人,一个团被成建制消灭。
二下江南之战,东北我军战略高超、战术拉胯的短板暴露出来。我军先在城子街出其不意地吃掉新一军老底子38师的89团,但随后进攻德惠犯了乱冲乱打的毛病,虽然集中了80多门大炮,却搞成四面均摊,每个攻击正面都有炮,没能形成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攻击点,激战数日没能破城。杜聿明急忙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主力来援,林彪见无法破城,只好撤出战斗。
三下江南,局面陡然发生变化。此前北满我军打得都是孤立分散之敌,围住的顶多是国军团级部队。这次战斗,北满我军胃口大增,接连围住敌87师、88师这样的师一级部队。
不仅胃口大增,牙口也变好了,围住了能突进去,全都嚼碎了固然有些勉强,吃掉一部分却不在话下。1947年3月12日的靠山屯、姜家屯战斗,敌87师一部分被围住,几乎被全歼。88师逃回农安县城,被北满六纵包围起来,若不是敌主力快速增援,这个师恐怕也要报销了。
杜聿明在德惠前线指挥作战,带车队返回长春时,意外与我军主力遭遇,车队大部被打消灭,杜聿明只带着几辆车狼狈逃回长春。我军部队并不知道杜聿明就在车队中,打得稍显松懈了一点——因为作战目标是进攻九台和农安两个县城,否则,东北国军主帅骤然于此被捉,东北国民党军可要闹出天大的笑话了。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杜聿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虽然仍占据着长春、公主岭、四平等要害城市,但广大乡村地区都成了中共的天下,杜聿明苦苦哀求蒋介石,再调2个军的主力驰援东北。
但1947年初的蒋介石,正为全面进攻的失败为苦恼,把精力转向对陕北、山东两大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一点多余的机动兵力都抽不出来。杜聿明要兵而不得,只好缩手缩脚地继续奉行防守策略。等待他的,将是东北野战军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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