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工作生活中，我们时常会觉得倍感压力。对于小君来说，其实工作生活中的许多压力都来自于我们太过于注重结果了。
对于结果的汲汲渴求，反而让我们忽略了过程的重要性和美好。太在意成果也容易使我们过于急躁冒进，反而使我们与目标渐行渐远。正如孔子所云：“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历史上，欲速则不达，急躁冒进的案例还是不少的，就比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正是理想太美好了，但急躁冒进却让一切面目全非了。
不少人对于宋朝的认知是积弱而不贫，关于宋朝到底有没有钱的问题，如今争议还是相当大的，只不过到了宋神宗这朝是真的穷了。当王安石进京后恰逢宋神宗祭天大典，但这次祭天大典很尴尬，因为照旧例典礼完成后官员都将领到一笔赏钱，可是这次国库真的没钱了，让大臣们相当失落。因而，朝堂上的一番讨论引出了王安石针对朝廷不善理财的言论，并自信地说，他可以不增加赋税就能增加国库收入。
这话，司马光等大臣是不信的，但是宋神宗信了，于是便有了之后的王安石变法。
若细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禁让今人感叹王安石果真具有超前的经济意识，他的经济思维模型可谓是具备了凯恩斯的风格。然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宋朝堂上，没有人听得懂，唯有宋神宗虽然听不懂，但总觉得很厉害，于是选择支持他。
如今只要简略的列出几条王安石的变法举措，或许今人都不难理解。就如所谓的青苗法，便是因农民苦于秋粮吃完了而春耕无种，只能任由地主放高利贷来剥削农民。但王安石建议由朝廷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这样待到秋收时再还给朝廷一些利息，这样农民生计有保障，国家还能有收入，何乐不为。
而均输法则是因旧时京城的民生物资都是直接由各省调派，大量物资千里迢迢翻山越岭送到京城，再加上途中调度补给，可谓是劳民伤财。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何不直接让各省缴纳银钱，然后由朝廷就近购买呢？
所谓的市易法便类似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提出的“平准法”，为防止商人囤积奇货，控制物价，便由朝廷统一采购商品，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以朝廷行为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可见王安石提出的多是利国利民的变革，若非要说与民争利，那他所争的“民”则多是地主富户阶层了，毕竟类似方田均税法便可让富户门偷偷隐藏下来的土地无处可藏匿了，且这些富户与官府衙门都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因此王安石的变法会受到自上而下的广泛反对也属正常。
但为何这般初衷利国利民的变革最后却成了举国怨声载道的厉法呢？终究还是因为宋神宗与王安石操之过急了。
毕竟但凡涉及民生，牵涉面广的变革都需“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循序渐进，以点及面的推行，从舆论到教育再到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不足不修正改进。但年轻的宋神宗太渴望成就伟大的功业了，而王安石的过于自信执拗的个性也使得他完全忽略了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本应在数十年中徐徐铺展开的改革措施，王安石在短短数年间就悉数落地，别说是宋朝了，就算是放到现代化国家中也是扛不住这样暴风骤雨的变革的。毕竟，不单单会出现“民曰不便”的问题，在新法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也渐渐地走样了。
各州县为了完成朝廷摊派的业绩，也为了增加收入，便将本是让农民自愿借贷钱粮的措施，变为硬性摊派，农民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且各州为了追求完美的KIP数据，借贷利息一路上涨，由两分变四分再变成六分……最后竟已远远超过了民间高利贷，这怎能不让农民怨声载道呢。
而最终追求仕途的官员上缴收获的利息换取业绩考核求得仕途晋升；而求财的官员则默默昧下银钱，自己享用。那么那些体恤农民，按规矩办事的官员呢？最终却落得考核不及格，被绩效制度淘汰的下场。这就是官场的劣币逐良币。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带着超前意识的变革就这么惨淡落幕了。
小君不禁想，若王安石能用三十年的时间来规划落实他的法令，是不是宋朝将会迎来一个质的改变呢？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急躁冒进的变法注定失败。
正如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所有的变革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功。
而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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