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带着一双儿女到广州出差。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女孩，顿时心中涌起了一份责任。孩子们回京时，罗瑞卿特意让他们带着这个女孩回家，并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希望郝治平不要怪他……

罗瑞卿夫妇与孩子们

这个女孩就是邓金娜。

邓金娜1938年出生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父亲邓发和母亲陈慧清那时都在新疆从事党的工作。金娜刚刚出生，父亲就调回了延安。

40年代初，控制新疆地区的反动派盛世才撕掉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抱着金娜，乘坐当时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的飞机，偷偷地离开新疆，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妈妈为她起了这个有点异国味道的名字，并且把她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时金娜才一岁多。

1946年4月8日，邓发在国内因飞机失事遇难。金娜永远失去了父亲。

邓发

金娜在儿童院大约生活了十年，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其间，还经历了苏德战争的艰苦岁月。她还记得，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儿童院的孩子们常常在尖利的警报声中，跟着老师跌跌撞撞地跑到防空洞里，有时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那时，负责管理他们的是中国老师张梅，她当时是林彪的妻子。

张老师又温柔，又漂亮，对孩子们很慈爱。看到孩子们这么小就饱尝战争之苦，她常常很感伤。有一次，在防空洞里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孩子们说：“你们本来是应该到公园里去骑木马、做游戏，到树林里采野花、捉蝴蝶，到教室里看书、识字的，是战争把你们的美好生活给破坏掉了。”

1950年8月，金娜同其他同学一起回到了祖国。许多孩子被留在北京上学，主要集中在育英学校，而金娜的妈妈自广州解放后，被调回广州工作，所以金娜在北京没有待多长时间便南下了。

邓金娜

但是，在苏联生活了十年的金娜对广州的生活很不适应。一来南方的气候潮湿闷热，她有些水土不服，总是闹病，二来她过惯了集体生活，过不惯小家庭的生活。虽然妈妈非常疼爱她这个独生女儿，但她还是更希望和儿童院的小伙伴们生活在一起。每当想到聚集在北京的那些同学，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还能在一起玩，金娜就缠着妈妈非要回北京不可。

妈妈留不住金娜，于是决定送她回北京。这时，正好公安部长罗瑞卿出差到广州，碰到金娜的妈妈，妈妈就托罗瑞卿把金娜带走。罗瑞卿这次出差还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他在广州的工作还没有办完，而孩子们快要开学了，他就让金娜和两个孩子一起先回北京，金娜的事情就由自己来负责。

罗瑞卿夫妇

罗瑞卿家里共有七个孩子，负担已经很沉重了，但他想到金娜是烈士的女儿，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来不及征求妻子郝治平的意见。于是他先给妻子写了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中说：“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田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娜，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就这样，金娜回到了北京，先是在育英学校，后来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她平时住校，周末就住在罗瑞卿家里。那时，叶剑英元帅也很关心金娜，很想让金娜去他们家。他对罗瑞卿说：“你家口大，生活拮据一些，还是跟着我好，你看，金娜这么瘦……”可是罗瑞卿坚决不同意。

金娜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了好几年，一家人都对她特别关爱。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金娜回到家里，吃饭时，郝治平阿姨把一盘香肠特意放在她的面前，其他的人都没有份儿。

郝治平

金娜不解地问：“怎么就我一人有呀？”阿姨笑着说：“他们都吃过了。前几天每位中央领导供应了点香肠，你罗叔叔特意嘱咐我给你留下两根。已经放了好几天了，快吃，看坏了没有。”

听到这番话，金娜的眼里涌出了感激的泪水。

1960年，金娜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她并没有考虑报师范。有一天，罗瑞卿叔叔对她说：“我希望我们家里出一位高尚的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北师大呀？”

罗叔叔还对她解释了一番当教师的重要意义，使她下决心选择了以教师作为终身的职业。

罗瑞卿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金娜一生中无忧无虑、充满快乐和幸福的时期。那时，她活泼、漂亮，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课余，同学们经常组织和参加舞会等各种娱乐活动，金娜的美丽，使她成为舞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姑娘。在优美的乐声中，在翩翩起舞之时，金娜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新华，爱神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交谈中，金娜了解到，李新华15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后，曾在武汉的一家工厂当工人。但他酷爱学习，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于1960年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所著名的学府。李新华和金娜生于同年，但是却有如此不同的经历，金娜对他非常佩服。

在交谈中，金娜还知道了李新华是越南人。他的父亲当时是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母亲是中国人，祖籍广东梅县。新华的父亲李班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年，他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曾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负伤流血，立下过功勋，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越南爆发抗法战争后，他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

1965年，金娜和新华双双大学毕业，在越南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婚礼。婚后，金娜随丈夫到越南工作。新华被分配在河内综合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金娜由公公安排到越南外贸学院教英语。

金娜工作努力认真，与周围的人们和睦相处，热情而真诚，很快便赢得了学院领导和师生员工的信赖和尊重。

1966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河内遭到轰炸。金娜将刚出世不久的第一个孩子送回国内，交给在广州的“阿妈”——婆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老战友帮助照看。她自己则回到越南，跟着外贸学院迁到了乡下。

金娜在苏联时经历过战乱，越战时期的艰苦生活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一家人都随各自的工作单位疏散到不同的地方，平时不能聚在一起，丈夫常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来看她一次。但是她的精神是充实的，是乐观的。

那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很好，金娜在与村民的接触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友好的气氛。战争中，金娜一直坚守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战争即将结束时，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邓金娜

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身居越南的中国人首当其冲遭到迫害。金娜的婆婆虽然已经加入了越南籍，但因为有中国血统，还是被开除了公职。公公李班因为与中国有长期的友好来往，被认为是亲华，也遭到冷遇。新华也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在这种情况下，公公想到自己是南方人，就决定离开河内，带领全家迁居到西贡，以避开矛盾和斗争的锋芒。

到西贡后，金娜继续教书，而新华去了越南外贸部在西贡的一个公司上班。精神的抑郁和繁重的工作很快就将他的身体压垮了。

金娜也摆脱不掉各种麻烦。有一天，西贡的公安部门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越南国籍，金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公公为金娜自身着想，也曾劝说金娜入越南籍，说这样日子会好过些。金娜理解公公的心情，但还是拒绝了。她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加入越南国籍。婆婆嫁给您这么多年，早就入了越南籍，您又是这样有地位的越南人，可她还不是被开除了公职？越南还不是照样把她当中国人看？”

不久，越南当局对金娜一家的迫害开始升级。他们先是抓了金娜的公公，尔后又将婆婆和丈夫抓了起来，最后又把金娜和两个孩子关进了监狱。后来金娜得知这是因为出了“黄文欢事件”。

邓金娜

等到他们被释放时，一家人都病弱不堪。金娜和丈夫没有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就开始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为了给生病的孩子买些菜吃，增加营养，金娜连口粮也卖掉了。这期间，曾有两个越南公安人员来找金娜，他们一反常态，和气地请她去公安局教外语，尽管这样能有些收入，但金娜一口回绝了。

过了一些时候，这两个人又来了，这一次是请她到一家报社去教英语，又被金娜拒绝了。金娜获释后，学校很快就要她停止教学，说是不请外国人教书。其实，当时学校里就有一位苏联女教员正在教书，她的丈夫也是越南人。金娜对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气愤，她宁愿挨饿，也不肯放弃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在越南当局对金娜一家百般迫害的时候，善良的越南人民并没有抛弃同中国人民的友情。周围的好心人经常暗地里给他们送来吃的、用的，接济他们渡过难关。身处患难之中的金娜深深地为此感动，她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人也无法摧毁的。

邓金娜

1981年，一直遭到软禁的公公李班在病痛的折磨中含恨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那天早上，他感到自己不舒服，对看管的人提出要求去医院，可是那些人不理睬他，竟然出去喝咖啡了。公公去世后，越南政府为他召开了一个看似隆重的追悼会，以蒙蔽视听。金娜对此深感痛恨。

1983年4月初，金娜的母亲去世，她在国内的弟弟写信给美国红十字会，希望通过他们转告金娜这一消息，同时金娜的弟弟也多方与中央领导联系。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廖承志、韩念龙的帮助下，金娜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祖国。

回国后，金娜一家定居在广州。金娜在暨南大学工作，丈夫因患胃癌做了手术，正在进一步的治疗当中。经历了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晚年的金娜终于拥有了一份安宁、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