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前言：笔者《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站队》一文发出后，一些朋友提出意见，认为新中国一边倒等几个问题没交代清楚。因为不是前文重点，确实没作展开。今天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详细探讨。

一家之言，欢迎批评。

一、新中国最初希望亲苏不反美

新中国1949年10月建立时，世界两大阵营业已形成。因为与两边都存在巨大利害关系，新中国一建立，就必须在两大阵营中做出选择，也就是面临站队问题。从理论上讲，新中国当时有三个选项：

一、保持中立；

二、站到资本主义阵营；

三、站到社会主义阵营。

实际上，新中国最终站到社会主义阵营，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这篇雄文中阐述道：我们必须一边倒。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这段话似乎对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做了定论。但政治上，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往往公开说的与实际要做的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时，中共正在与美国私下接触。中央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亲苏不拒美”。

中共自建党到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苏联都提供过巨大帮助。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更需要苏联支持，加上共同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必然亲苏。但也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可以“做生意”，即亲苏不反美。

二、新中国与苏联关系比较微妙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领导层（主要是毛主席）与苏联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1927年10月，毛把秋收起义余部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曾被讥为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的“国际派”对毛极力排挤和打压。以至于毛主席1949年底访苏，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是心里憋了多大的委屈啊。

王明及“国际派”的背后是谁？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毛主席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认为中共是农民党、毛泽东是“半个铁托”。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到访西柏坡。毛主席在报告中国情况期间，还特地说到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说这个用意很明显，就是向斯大林示好。米高扬回去后汇报到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其内心会怎么想？不得而知。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主要是了解中国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筹建等情况，背后有没有借机考察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的意思？

还是在访苏期间，有一次小范围会谈，毛主席又对斯大林说到在苏区受打击之事，突然指着在场的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随即又解释“他早改正了，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但受打击的话题又被引开。斯大林始终不让毛倾吐怨气，也表明其内心不够信任。

访苏期间，为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毛主席与斯大林多次闹得不愉快。新中国建立前后，一穷二白，百废等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急需社会主义阵营给予支持。面对强势且对中共不信任的苏联及斯大林，不能不公开表态一边倒。但这仍不足以建立信任。

其实，在中共高层的内心，并不想完全与苏联绑定。从历史资料分析，基于国家利益考虑，高层最希望的是政治上亲苏，同时也与美国保持经济上的互利关系。

但政治与经济关系，往往很难分开。

三、美国大使为何在南京待了3个多月？

渡江战役后，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苏联大使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而西方国家大使却留了下来。

司徒雷登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待了3个多月。在此前的3月份，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4月6日，国务卿艾奇逊回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进行商谈，但要他“不要把话说得太肯定，并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风声，避免引起国会里反对派的反对”。这实际上是试探，而非正式商谈。

中央安排黄华（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商谈。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创始人并担任校长27年，黄华毕业于燕大。这是中美商谈，也是师生交流，过程是比较友好的。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提供大额贷款（从资料看，这只是司徒雷登的个人想法）。黄华则希望美国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新中国“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

商谈期间，黄华还特别请司徒雷登关注毛主席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新中国对外政策的立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对新中国采取真正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中央还通过民主人士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转达毛主席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司徒雷登在6月份提出赴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直接面谈，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以便“返美活动更有力量”。

黄华将此事报告后，周恩来很快同意。考虑到司徒雷登身份敏感，中央决定由燕京大学代理校长陆志伟发出邀请，并就北上行程及会谈作了安排。

应当说，中央对中美“建立新关系”是有所期待的。但司徒雷登请示美国务院后，艾奇逊担心其北平之行，会给国会和外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的错觉，指示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受命后，司徒雷登于8月2日启程离开中国，仅仅三天后，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很重要，下面将重点论及。

四、美国为何对新中国关上大门？

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马歇尔、艾奇逊等中左人士，对华态度相对公允，主张与新中国接触，但这些人士当时是少数派。自1947杜鲁门主义上台后，美国政府已极速右倾，“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已是主流思潮。这次短暂接触，只是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一次试探，并非对华政策有什么变化。

我们还可以用三条资料予以佐证：

一是早在4月23日，美国国务院就“莫名其妙地”召令司徒雷登返美；

二是白皮书长达1085页，早就准备发表，就等司徒雷登离开中国；

三是从司徒雷登到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均未记载这次商谈的实质内容。

白皮书是美国当年对华政策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正文之前，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说中国将“残酷地处于为一个外国帝国主义（指苏联）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声称“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从而确定了与新中国对抗的政策。

这样，新中国及司徒雷登希望中美“建立新关系”的愿望，被美国政府粗暴拒绝。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新中国彻底关上了大门。

——其间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白皮书敌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当然招致中共的强烈不满。8月14日至9月16日，毛主席先后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文章，批驳美国的反华政策。

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3日，美国国务院声明“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这样，新中国期望“亲苏不拒美”的偏中立政策，基本上不可能了。至于新中国站到资本主义阵营，就更不现实了。所以唯一的选项，就是站到社会主义阵营，只能是一边倒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打算与美国为敌。“亲苏和美”这一重大战略，被苏、美否定了，被逼无奈，只能选择“一边倒”。这正如毛主席讲话中所预言那样：没有“第三条路”——不是我们不想走，是人家不让我们走！

五、抗美援朝是对新中国忠诚度的检验？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才2个多月，毛就离京访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新中国完成了站队。同盟关系建立了，但因为此前的中美接触（苏联不可能不知道），以及毛主席在争取东北权益上的执着，加深了斯大林的不信任。

这不：毛前脚离开莫斯科，斯大林随后纵容金一世发动战争。此举除了维护苏联战略利益外，客观上也是对新中国忠诚度的一次检验。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了新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在极其被动情况下的奋起一战！

如果说在此之前，新中国与美国的对立主要还停留在嘴上，多少还存有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而此后，中美在战场上打出了血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这样，新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与苏联或东方阵营彻底绑定了。

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消除对中共的不信任，对新中国才放心，才认为中共不是“半个铁托”。此后，才痛快地归还中东铁路和旅顺口等东北权益，并开始大规模援助新中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实力”，客观上大大加快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说实话，斯大林、金日成、毛主席虽然都是共产党人，但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国际主义者。前二人纵容或发动战争，以及毛主席力主出兵，都是基于国家利益，无需做过多的道义评判。

至于有人说，毛主席出兵朝鲜，是基于国际主义，是要当国际共运领袖。这恐怕没有依据。从资料看，毛主席非常清楚领袖是需要实力支撑的。正因为新中国一穷二白，中共才会选择一边倒。参战的利益或不参战的危害，前文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另外闲扯几句：在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利益高度关联，朝鲜亡则中原危。明清两代也曾援朝，总不能说万历皇帝、慈禧太后也是国际主义者吧？至于中美对抗及后来迅速接近，就更是国家利益至上了。

结束语：历史不会重演，但可以为鉴。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以及美国又在围堵的背景下，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亚于1950年时期，已经处于新冷战的边缘。这似乎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三次面临巨大困局。如何破解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争取更有利的和平环境，寻求困境突围，继续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大的期盼。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师哲回忆录》，师哲著

《黄华回忆录》，黄华著

《熊向晖回忆录》，熊向晖著

《杜鲁门回忆录》，杜鲁门著

《基辛格回忆录》，基辛格著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司徒雷登著

《十年论战》，吴冷西著

（本文作者：桅杆，“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