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淄南关村围墙上的齐国历史人物画像：绘于墙上的历史人物包括齐桓公、管仲、晏婴等。齐国之所以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国，与这里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人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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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齐国是当时的一个大国，至今在此地仍留存众多齐国的历史遗迹，当地人也以齐国的历史为荣。

穿行各村镇间，不少道路，就以齐国历史人物命名，比如齐桓公路等等，同样，不少建筑的外墙上，也有齐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画像。

记得在南关村拍摄完“三士墓”之后，笔者又在拍摄农舍墙上的绘画，一壮汉过来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笔者答曰西安。他转头对一位老者说：“中国有几大古都，临淄第一，西安排第二。”

此话咋一听有些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西安可是公认的第一古都啊，何时临淄成了第一？但仔细一想，他的话也不无道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进行变法图强，将变法精神一直贯彻到底的，自然是秦国，但若论变法时间早晚，最早的却是齐国。因此该壮汉所说的临淄是中国第一古都，似乎也可以成立。

齐国之所以是众国中第一个变法的国家，关键是当时齐国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管仲。其后，齐国之所以仍然保有大国的地位，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晏婴。管仲与晏婴，都担任过齐国的国相。齐国之所以成为齐国，这两位贤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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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能在齐国推行变法，并且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齐桓公此人没什么大本事，但他特别信任管仲，所以管仲得以最大程度的施展了自己的才能，管仲是变法的真正主宰。

这一点，是与秦国商鞅变法不同的，秦孝公是有本事的国君，商鞅是有本事的大臣，秦孝公既任用商鞅，又暗中控制商鞅。结果就是管仲去世后，齐国的变法就推行不下去了，而秦国在商鞅死后，秦孝公的继任者依旧实行商法，国家变得越来越强。

管仲变法的核心内容在于富民，比如实行盐铁专卖，具体办法是民办官营，老百姓可以制盐开矿，但必须由国家统购统销，然后国家与百姓分利。管仲早年经过商，他比较重视商业发展，比如他鼓励外国人和齐国做生意，为这些外国商人提供很好的服务，甚至为他们开设妓院。但是，对于本国人民从事商业活动，管仲却是加以控制的，比如他实行四民分居政策，即农、工、士、商不能杂居在一起，其目的是让各个职业的人各安其位，不能让商业的利益诱惑来动摇农业这个立国之本。

在与诸国的争斗中，管仲采用过“商战”这个现代世界里常见的方法。比如他看到鲁国人擅长织绨，就劝说齐桓公带头穿绨这种面料做成的衣服，暗中下令禁止齐国人织绨的同时，高价从鲁国商人那里进口绨，鲁国人看到织绨有利可图，就不再种地，导致粮价暴涨。这时，管仲关闭与鲁国的贸易通道，不再进口绨，终于使得鲁国归附于齐国。

从以上所讲述的管仲的商业政策，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一环扣一环，何其缜密精彩，真是大人物的大手笔。从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颇具现代意识的。

在齐国，管仲是如此重要，齐桓公对他不仅仅是倚重，简直就是依赖，但管仲却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始终恪守一个做臣子的本分。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临死时，管仲告诫齐桓公要用谁，不能用谁，交代得非常清楚，可惜桓公糊涂，最终用了管仲告诫他不能用的人，自己也落了个不得好死。

管仲与鲍叔牙是至交好友，鲍叔牙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政治上都给过管仲巨大的帮助，但管仲在选自己的继任者时，却认为鲍叔牙并不适合当国相。这不仅说明他有识人之明，而且说明他考虑问题不是从自己的私利、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这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公共理性。

大概正是由于管仲在齐国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临淄区有一座面积颇大的管仲纪念馆，通过展板和塑像的方式，讲述了管仲的很多故事，但遗憾的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讲清楚问题，比如管仲的商业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就没有讲明白。管仲言行在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也没有认识到。反倒是在管仲墓前，摆满了财神像，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管仲改革使得齐国富裕了，由此将他看作财神一样的人物，人们来拜管仲，很大一个原因大概也是为了求财吧。

距离管仲纪念馆不远处的齐陵镇淄河村，有“二王冢”，即齐桓公和齐景公的陵墓，但目前还没有开发成旅游项目，只是修了一条路，把管仲纪念馆和齐桓公墓所在地连接了起来。笔者在此地见到了好风光，那是在离开淄河村时，从淄河大桥上走过，由于正是冬季，天气寒冷，数十米宽的淄河完全冻住了，浪花一层层在河面变成冰雕，远看却像花瓣洒满了整条河，不由赞叹：祖国山河壮丽！

管仲的至交好友鲍叔牙之墓，在今天济南的济钢新村，鲍叔牙曾为为齐国大夫，封地在此，死后亦葬于此，其墓现在保存得很好，旁边不远就是鲍山，虽然不高，但给人郁郁葱葱的感觉，让人想起鲍叔牙的君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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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今山东高密人。与管仲布衣为相不同，晏婴是齐国贵族，父亲是齐国的大夫，去世后，晏婴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后官至国相。

管仲为相时，齐桓公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相比之下，晏婴的为官经历要坎坷很多，他先后服务过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位国君。齐灵公和齐庄公比较昏庸，对晏婴也不信任，齐景公对晏婴倒是比较信任，还拜他为相，但齐景公也算不是贤明，他既起用晏婴这样的贤臣，也用了不少阿谀谄媚之人。所以最终，管仲能助齐桓公登上霸主之位，而晏婴始终是在应付各种内外困境，勉强维持住了齐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面子。

晏婴出使楚国的故事脍炙人口。中间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晏婴身材矮小，出使楚国时，楚王命人在大门旁开了一个小门，借以羞辱他，晏婴说出使狗国才从狗洞里钻进去。楚王闻之，只得命人打开大门迎接。这样相似的故事后面还有好几起。总之就是晏婴出使楚国，为齐国在外交上赢得了面子，然而，仅仅赢得面子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对齐国的国力和实际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提高。

齐景公此人，典型的志大才疏，不太听取晏婴主修内政、爱民富民的主张，而是一心想着不顾实际条件，实现齐桓公一样的称霸梦想，多次对晋国发起战争，但最终齐晋谁也没有办法打败谁，形成了数十年的拉锯战。这样的局面，是晏婴无力改变的。

晏婴去世后，葬于齐国宫城北门外，至今墓犹存，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永顺村东南，没有管仲墓气派，周边也没有什么纪念馆之类的，就是农田和农舍。笔者去拜谒那天，已近黄昏，有老人慢悠悠骑三轮车从墓前离开，问之，答曰回家吃饭去。感觉是从邻居家串完门回家一样。晏婴生前有“爱民”的政治主张，加之生活较为俭朴，于百姓中颇有威望。死后墓前无车马之喧，却有百姓在此休憩聊天，其乐融融，不失为幸事。

笔者去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孔子的纪念点时，觉得太过热闹，去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纪念点时，又觉得过于冷清，给人压抑之感，而在管仲纪念馆和晏婴墓前，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安静，还有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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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晏婴与商鞅、韩非、李斯都被当作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主张和行事风格来看，这种划分有些粗暴，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管仲和晏婴是有政治原则的人，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国君，而是对国君会提出要求。比如管仲最早见齐桓公，就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安定齐国的政治主张，齐桓公听后犹豫不决，管仲见此情况，扭头就走，直到齐桓公再次请自己回来，坚定了立场，才肯担任国相。晏婴也是如此，他因为经常劝谏齐庄公，齐庄公对他很是不满，某次齐庄公在和他宠爱的力士喝酒之时，召见晏婴，当众羞辱晏婴，晏婴为此辞官，回老家隐居。相比之下，商鞅、韩非和李斯等人，则是无条件膜拜权力，不管国君是贤明还是昏庸，只要用自己就为之效力。

其次，与商鞅、韩非和李斯把国家变为一台战争机器、实行恐怖主义统治的主张不同，管仲和晏婴虽然也谈霸业，但也把老百姓的幸福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实际措施来实施，这一点，连孔子也表示佩服。

其三，管仲和晏婴都有着非常良好的职业道德，即便拥有权力，都很守臣子本分。晏婴在见到孔子后，就认为孔子此人只是依照自己的性情做事，不能恪守一个官员应尽的职守，因而认为齐国不能任用孔子做官。体现的依旧是他的职业精神。而商鞅，则有叛国之心，李斯也参与了杀死太子的政变活动，这是他们的个人私欲膨胀的结果，也是没有职业操守的表现。

管仲和晏婴被划归为法家，实际上是后世人们所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严格的儒家、法家和道家之分。后人将管仲和晏婴视为法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主政者之一，干的都是统治、管理的实际活计，有时也有整人的阴谋手段，比如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讲的就是晏婴使诡计，杀死齐景公手下三名勇士的故事，手段确实厉害，用两颗桃子就干掉了三人，而且三人都是自杀。不过总的来说，管仲和晏婴在整人方面还是和商鞅、韩非、李斯等人有显著区别的，他们也重视刑罚，但却强调要适度，而韩非则说做臣民的哪怕心里不服国君，都是死罪，听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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