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于嘉庆五年（1800）写成《浙东学术》，这被认为是他对自家学术地位的“盖棺论定”之作。在这篇文章中，章学诚对浙东地区的学术传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表达自己希望以浙东学派的接武者为后世所铭记的强烈愿望。由于具备“晚年定论”的特殊性质，《浙东学术》长期以来受到钱穆、余英时、山口久和等思想史家的特别关注。但前辈的重心多放在章学诚的写作动机以及文中所述“浙东学派”能否真正成立等问题之上[1]。本文则关注其对研究章学诚思想渊源的价值。《浙东学术》准确地勾勒了阳明学中蕺山一脉由明代到清代、由“心性之学”转向“经史之学”的发展道路，这是章氏家族与阳明学长期互动的结果。章学诚向来被认为是清代最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之一，有关其思想渊源的讨论一直众说纷纭，难得确证。内藤湖南、倪德卫等人认为他与宋学关系紧密，胡适等人则认为其与汉学家存在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岛田虔次敏锐地指出，章学诚的思想是阳明学式的思想在清代的“积极表现”[2]，但他们都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史实和文献证据。依靠《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及其他文献，本书将对阳明学巨子刘宗周、邵廷采与章学诚所在的道墟章氏的交游情况进行追踪，藉此探明阳明学说如何逐渐成为道墟章氏家族传承的一部分，并最终左右了章学诚的思想倾向。

一、《浙东学术》：一个阳明学派的谱系

章学诚写作《浙东学术》，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他的故乡浙东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学统，其文章开篇有云：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棃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3]

这段话宣告了学术史上“浙东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章学诚从他的浙东前辈中精心挑选出袁燮、袁肃、袁甫、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万氏兄弟、全祖望等人，从而构建了一个从南宋绵延至清代的学术谱系。在章学诚看来，这些人物除了籍贯相同之外，还有“言性命者必究于史”[4]的一致倾向，这是浙东之学区别于其他地区学术传统的最大特色。而此处关注的是，虽然章学诚所认定的浙东学术是一个滥觞于南宋，且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出色延续的传统。但是，在他所选取的人物里，只有“三袁”属于南宋时人，其余均为明代中后期以下人物。而实际上，正如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所言，南宋时期，浙东学术的主要代表至少有“永嘉学派”与“金华学派”两派[5]，其中颇多“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流人物。他们在清代，也仍然受到某些浙东籍学人的推崇，黄百家《宋元学案》评“永康之学”及“永嘉之学”云：

伊洛之学，东南之士，龟山、定夫之外，惟许景衡、周行己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景衡之后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学，得郑伯熊为之弟子，其后叶适继兴, 经术文章，质有其文，其徒甚盛。[6]

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 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7]

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则有：

吾乡远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阙略，有宋奎娄告瑞，大儒之教遍天下，吾乡翁南仲始从胡安定游，高抑崇、赵庇民、童持之从杨文靖游，沈公权从焦公路游。四明之得登学录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犹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圣学于句余间，其道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四明后进之士，方得了然于天人性命之旨。[8]

三则材料中说到的叶适、陈亮，以及“淳熙四先生”中除袁燮之外的杨简、舒璘、沈焕，都可称得上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知名学者，但他们最终都未能出现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谱系之中。更有甚者，即使是被章学诚写入《浙东学术》的南宋“三袁”，在浙东学术的谱系中也相当特殊。他们除了为学基本精神上与明清时期的浙东后学类似，并未与后者存在更为紧密的学缘关联。而从明清时期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王守仁开始，浙东学术诸人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却是历历可考的。刘宗周在王守仁“良知”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慎独”说，黄宗羲是刘宗周最有影响力的门生，以万斯大、万斯同为代表的万氏兄弟又是黄宗羲的门生。全祖望虽与黄宗羲生不同时，未能亲炙其教，但私淑之意，多曾表露。他不仅续作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未完的《宋元学案》，还相当自觉地继承了黄氏的经史之学。

为何浙东学术谱系的南宋部分会有如此显而易见的粗糙之处？与人物众多且环环相扣的明清部分相比，南宋部分不仅选入人物较少，仅以“三袁之流”笼统带过，且缺乏与后学之间的直接联系，以之作为浙东学术谱系的组成部分，未免启人疑窦。山口久和从心理层面出发，认为章学诚之所以摒除叶适、陈亮诸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位人物曾经受到朱子的否定，这当然有一定道理[9]。叶适、陈亮与朱熹同时，双方曾在义利、心性等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把他们作为南宋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在朱子学成为官定学说的清中叶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淳熙四先生”中的杨简、舒璘、沈焕等人既与袁燮齐名，又同属“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者，为何也未入章学诚的法眼？更合理的解释是，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的开篇看似展示了浙东学术从南宋至清代的历史过程，但其内心所系，实在阳明学。他之所以将浙东学术的传统远溯至陆九渊、朱熹，并引入“三袁”作为浙东学术在南宋时期的代表人物，无非是为了延展浙东学术的历史，使其显得比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之学更为“源远流长”。事实上，他对于浙东地区的南宋前辈，既无兴趣，也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从《章氏遗书》的其他篇章里即可得到印证。章学诚不仅从未专门讨论过叶适、陈亮、杨简等人的学说，就连“三袁”，也是在《浙东学术》中才首次郑重道及。而作为对比，《浙东学术》所涉及的王守仁以下诸人，都曾被章学诚反复评论。因此，《浙东学术》中对叶适、陈亮、杨简等人的视而不见也好，对“三袁”处理的含糊也好，都应从章学诚事实上并未将南宋作他考察重点这一层面加以解释。章学诚所建构的浙东学术谱系，主要是阳明学的谱系。这在《浙东学术》的另一处论述中有非常直接的表露：

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棃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0]

为了说明浙东之学不空言性命而“各有事事”的特性，章学诚在这里依次指出了浙东学术各代表人物的一生志业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举例中，此前作为南宋浙东学术唯一代表的“三袁”也被直接撇开，浙东学术的谱系完全变成了阳明学蕺山一派的谱系。不仅如此，章学诚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亦表现出对阳明学人特别的欣赏，《与吴胥石简》有：

评选之家，类多不解古文原委，岂敢轻加责备？但知亭林而不知梨洲，知愚山、尧峰、湛园、竹垞而不知西河、念鲁，且方望溪选至二十，而李穆堂寥寥七篇，已骇人矣。[11]

章学诚质疑吴敬斋所编《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认为其在清代古文大家的去取之间，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而这里他为之鸣不平的所有古文家，全部属于清代阳明学的重要传人。且除李绂之外，均出生于浙东地区。章学诚论文坚执“文以载道”。因此，此处对阳明学诸公古文成就的肯定，其实就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肯定。这也进一步证明，章学诚是亲近阳明学人的，其内心深处，认同自己是浙东地区阳明学传承的一份子。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章学诚亲近阳明学，并促使他在晚年建构了以阳明学为中心的浙东学术谱系？由于章学诚在谈及自身学术的渊源时，多远溯至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宋代的郑樵等人，多少导致后人在探究相关问题时对那些“近在眼前”的影响的忽视。事实上，章学诚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老家会稽，后又随父到任湖北应城。在二十三岁辞父入都之前，章学诚一直没有获得与并世知名学者交流的机会。因此其诸多思想的最初来源，主要就是他所从属的宗族——道墟章氏。阳明学亦不例外。正是章氏族人与刘宗周及其后学长达百年的互动，使得这一风行于明代的学说在道墟扎下根基，并最终成为了章学诚思想的重要基因。

二、刘宗周与道墟章氏

章学诚所在家族自宋代起即定居于会稽道墟。会稽与王守仁故家余姚虽同属绍兴府，相隔甚近，但在王守仁及阳明学第二代巨子王畿、钱德洪、黄绾、徐爱等人的追随者中，并未找到章氏族人的身影。这可能是因为彼时章氏走的还是以耕读求仕进的路子[12]，对阳明学这种新兴的、不为正统所限的学说不感兴趣。道墟章氏与阳明学的“亲密接触”，始于晚明阳明学巨子刘宗周。

刘宗周，世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是明代阳明学最后一位重要人物。其学以“慎独”“诚意”为宗，早年并不服膺阳明学，反因其师许孚远、高攀龙的关系，而与朱子学亲近。中年以后，刘宗周的思想逐渐向阳明学靠拢。其注重经典阅读和阐释的为学路径为清代阳明学的演变指示了方向。刘宗周门人众多，在其中得力者如黄宗羲、张履祥、陈确等人的大力宣扬下，蕺山一脉事实上成为了清代影响力最大的阳明学分支。

刘宗周与道墟章氏的关系非比寻常。他的母亲章为淑就是道墟章氏族人。不仅如此，由于刘宗周自小父亲亡故，他的外祖父章颖出于对女儿的爱护，就把她和她的子女们都接到自己家中生活。刘宗周《先考诰赠通议大夫顺天府府尹秦台府君暨先妣诰赠淑人贞节章太淑人行状》对此曾有详细记述：

先生素爱女，而杨安人又日夜怼先生之择婿也，仅恃此藐诸孤，虑谁为依命者？因趋返太恭人于家。太恭人则念舅氏在堂，不得尽妇职，岁时往来，起处不遑。顷之，水澄之居舍又鬻他人，大父去而依所亲韩氏。太恭人尚往来韩不绝。逾年。韩见却，大父挟两叔氏投山庄，遂听太恭人大归母家矣。[13]

章颖的这一决定对刘宗周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可以说，青少年的刘宗周是在外祖父、舅父舅母的爱护下成长的。多年以后，他仍对此感怀不尽，《文林郎广西梧州府郁林州北流县知县萃台章暨孺人宋氏合葬墓志铭》记二舅章为汉：“宗周以遗腹称孤，太淑人立孤难于殉死，致烦杨夫人日夜絮泣，公承二人志，亟携养母子于家，视宗周推湿就燥以往饥而食，寒而衣，稍长，入塾从师，又长而婚，及遣嫁吾姊，无不先二人志，一一以身任。”[14]《伯舅母司马氏章太夫人七十寿序》记其大舅母司马氏：“昔者先慈寡而贫，养孤于外氏，安人实分襁褓之役，孤于诸兄弟更衣而衣，共盂而食，忘其身之非安人出也。”[15]不仅如此，在母亲的安排下，刘宗周还娶自己的表妹为妻，而刘宗周的姐姐，也嫁给了母族中的章养仁。传统中国的母亲偏好在自己宗族的内部为子女寻找良配，从而亲上加亲。章氏又是一个世代聚族而居的大族，族人之间彼此过从甚密，所以，早年的刘宗周与章氏的许多族人都有较深的交往，这在他为这些人所作的墓志铭中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如《征士印台章公墓志铭》云：“予少孤养于外家，年十七从塾师假馆于印台公。”[16]《北渠章公暨配顾安人合塟墓志铭》有：“会稽章氏，予母族也。而北渠翁为先外祖族叔，予太公行也。忆予少孤，依于章，已乃析翁舍而居之，奉翁父子间最久，是以知翁最悉。”[17]翻检刘氏文集，可以发现他不仅为自己的章姓亲戚写作了大量纪念文字，也为道墟章氏历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创作传记，足见其对抚育他的母族情感之深、之切。

生活上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刘宗周与道墟章氏在学问上亦多有互动。 刘宗周是在道墟完成自己的知识启蒙的，他入章氏宗族的私塾，并在十岁那年正式到外祖父章颖所设的塾馆读书。 章颖别号南洲，是当时道墟章氏中比较有名的读书人。 陶望龄《寿尊师南洲先生序》谓其： “早岁与其二兄俱以才气著名，号为‘章氏三杰’。 ” [18] 而根据刘宗周的回忆，章颖颇 重经学，并 “以《易》名家” [19] 。 因此刘宗 周跟随章颖读经，主要学习的就是《易》： “予年十四五时，从先外祖南洲先生受《易》，先生每脱略章句，独摅所见，时于前辈讲义中弹射不遗力，则以已意朱书附之，以朂予小子。 予小子唯唯而已，不识为何语也，然亦稍能记忆一二焉。 ” [20] 他后来之所以有《周易古文钞》的撰述，和这段经历直接相关。

但是除此之外，章颖也好，道墟章氏的其他人也好，对刘宗周的学问没有进一步的影响。 作为刘宗周学问核心的 “诚意” 之学与“慎独”之学，都与章氏族人缺乏直接关联。 因此，无论是章学诚所说的“南洲先生通经服古，以文章楷模后学，历聘公卿而老于文学，然蕺山刘子以‘慎独’宗旨绍文成极学，渊源实自先生” [21] ，还是另一章氏族人所说的 “南洲公脉延圣线，实绍文成” [22] ，都不免言过其实。 不过，类似的表述倒可让我们一窥章氏后人的心态转变。 它意味着由于刘宗周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道墟章氏的后人开始有意以阳明学为中心，重塑道墟章氏的宗族传统。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陶望龄、刘宗周等亲历者的纪念文字中，都未提到章颖与阳明学的关系。 但到了章学诚的年代，章颖上接王阳明而下开刘蕺山的地位，已然成了章氏族人的共识。 可以想象，当到了清代，连道墟章氏之外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说出 “南洲公讳颖……研精理学，为隆庆间大儒” [23] 时，包括章学诚在内的章氏后人们会感到何等的骄傲。 刘宗周毫无疑问提升了道墟章氏在读书人中的地位，使其得以参与到阳明学这一浩荡大潮之中。 所以在学问上，与其说是道墟章氏影响了刘宗周，不如说是刘宗周影响了道墟章氏。 正是在刘宗周的引领下，道墟章氏开始出现真正的阳明学人物。 比如章正宸，章学诚《章格菴遗书》称其 “出刘先生宗周之门，粹然为当世醕儒” [24] ，后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 在明廷危亡之际坚持抵抗清军的入侵，事败后遁入空门，云游四方，是明末蕺山传人中典型的气节之士。 黄宗羲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谓：

余尝念阳明之学，得门人而益彰，吾刘夫子之学，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门人之得其传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阳明之学者，不在讲席遍天下之门人，而在孤高绝俗之门人，如两峰、念庵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门人，当金石变声，金铉、吴麟征、祁彪佳、叶廷秀、王緐蓍死为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阳，又参错于其间，他日追溯渊源，以求其学，即无龙溪、心斋一辈，庸何伤？[25]

而也正是在此之后，道墟章氏开始吸引有志于发扬阳明学的士人。道墟章氏养育了刘宗周，而刘宗周也在道墟章氏的宗族史上投下了自己的长影，涵养、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章氏族人走上阳明学的道路。因此在道墟章氏和浙东阳明学的互动中，刘宗周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邵廷采与道墟章氏

进入清代之后，章氏人文渐盛。康熙年间，又有一位知名的浙东籍的阳明学者造访道墟，此即来自阳明故乡的邵廷采。

邵廷采是清代阳明学中的重要人物，其名声虽不及黄宗羲、万斯同，但在学问上渊源甚深。他二十岁那年曾至证人讲会，亲炙黄宗羲等人之教，还在那里结识了年少气盛的毛奇龄，并师事之。后来，邵廷采主讲位于阳明故乡的姚江书院。有关这座书院的宗旨，其《姚江书院传》有简要介绍：“崇祯末，沈、管、史诸公特起姚江书院，讲阳明之学。”[26]在给李塨的信中，他还自承：“弟于明儒，心服阳明而外，独有蕺山。”[27]则邵廷采阳明后学之身份，殆无可疑。邵廷采出身余姚，与道墟章氏本无来往。但据《章氏宗社诗序》，他青少年时期曾有过一段在道墟章氏族中读书的经历：

追惟庚戌、辛亥间，余年二十二，读书章氏，与因培、芬木昆弟游。因培少余才一岁，芬木三岁，持弟子礼，祝撰弥谨。余愧退，则谢曰：‘齿让久不立，愿先生因而示之。’此时泰占尚未生也。无何，于今三十二年矣。余孑孑同因培、芬木皓首一经，无所获。[28]

邵廷采为什么特地到道墟读书？他本人没有给出解释。但会稽与余姚既同属绍兴府，道墟章氏又与刘宗周渊源如此之深，刚刚在证人讲会领略过蕺山学说之精微的邵廷采自然可能到道墟追寻先辈的足迹。他还特别推崇上文提到的刘宗周弟子章正宸，一则曰：“余初至会稽道墟，登格庵先生之堂，及其子若孙游宗党，往往谈述格庵里居事。”[29]再则曰：“章氏多杰人，余梦依格庵先生，曾为述传以致因培、泰占，附登《家乘》。”[30]这可能是其造访道墟的原因之一。据邵廷采的回忆，他在道墟的主要经历就是与章氏族人一起读经。与此同时，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史学训练。《答陶圣水书》谓：“辛亥，在偁山，仿《史》《汉》论赞，著《读史百则》。”[31]这无疑对他之后的学问取径有所影响。两年的读书时光使邵廷采与章氏族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因此在三十多年之后，当章泰占请他为章氏族人所作的《道墟十八咏》题序时，邵廷采才会不加推辞，欣然命笔，对他与道墟章氏的交游进行了富有感情的追忆。

章泰占（又称太颛、太詹、太占），名大来，号对山。在章学诚之前，章大来是道墟章氏中声名较为显赫的人物。乾隆年间修《绍兴府志》说他撰有《玉屏山房集》[32]，但今已不存。《清代诗文集汇编》则收录了他的《后甲集》，这是其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间的作品[33]。除此之外，他尚有《会稽偁山章氏家乘》《偁阳杂录》传世。和邵廷采一样，章大来也是毛奇龄的门生。而与邵廷采不同的是，他虽追随毛奇龄学习经学，但一生志业，主要在诗文。邵廷采《章氏宗社诗序》称赞他“年弱冠便为诗，诗即工”[34]。毛奇龄《答章泰占问方百里书》也提到：“接札，阅近文五首，甚佳，此正时俗所称第一流文，即此已足颉颃庐陵，且方驾曾王而上之矣。”[35]可知即便在毛奇龄眼中，章大来的出彩处也是诗文创作。章大来还积极参与本地的诗歌唱和，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乾隆年间修《绍兴府志》云：

‘诗巢’在鉴湖中，建屋数椽，掩映于红蓼白苹之处，集郡中诗人联吟其内。始于商和、何嘉珝、钱为鼐、徐之炽、厉煌、朱悦仁、王佺龄、田易、鲁国书、刘正谊，继以薛载德、李登瀛、王鹤龄、施敞、余懋杞、鲁士、章大来、章琦、章钟，共二十人，四方能诗者至越，必过‘诗巢’而问焉。巢中祀乡先生六人，曰贺知章，曰秦系，曰方干，曰陆游，曰杨维桢，曰徐渭，此巢始于康熙间，雍正时犹盛，今已废。[36]

文中所言“诗巢”乃康熙、雍正年间浙东知名的风雅胜地。章大来不仅亲身参与到“诗巢”的唱和活动，还带上自己的族孙章锜、章锺。而章锜、章锺，正是刘宗周外祖父章颖的直系后人[37]。两人亦以诗文名。章锜，字湘维，号白坡，《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称其：“与对山公等数十人结诗社于墟中，共相酬唱，著有《白坡诗选》。”[38]章锺，初字刻华，后改字华甫，傅仲辰《题章华甫〈鹤泉诗〉》有“海内群推老阮亭，于今华甫令名馨”[39]之句。在章学诚所撰《效川公八十寿序》中，此兄弟二人与章大来一起被视为道墟章氏史上的能文之士进行表彰。

章大来虽然在经史、性理之学方面无甚建树，但他家族风雅主持人的地位却非常有利于邵廷采的学问传入道墟。同在毛奇龄门下，邵廷采毕竟比章大来大了三十多岁，且与其父辈早有来往。因此，章大来在自己的文章里一般称邵廷采 “先生”。除了请邵廷采为《道墟十八咏》写序外，他还替邵廷采写过《祭朱博成先生文》，而邵廷采去世后，章大来又有《邵念鲁传后》，其小序谓：“来交先生晚，然与先生上下千百年，论史传颇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识者。先生没五年，故人长老日就凋谢，疑事无可质，嘉言懿行，亦不尽表章，故以所闻见杂次为传后。”[40]这篇《邵念鲁传后》记录了邵廷采对于史传写作的诸多看法，其中就涉及清代文人多番讨论的“私人作传”问题。而这或许直接影响了章学诚《传记》篇的写作。经由章大来的表彰，道墟章氏的后辈们开始接触邵廷采的学术。其中章锜为《明侍郎格菴章公传》、以及章世法为《祭忠台恸哭记》所作的识语，至今保留在光绪二十年（1894）徐友兰重刊的《思复堂文集》中。而年龄与章锜相仿的章学诚之父章镳，也是“生平极重邵思复文”[41]。这些史实都证明了康熙之后，《思复堂文集》在道墟章氏的流传程度。而到了乾隆年间，章学诚更是早在二十九岁所作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就已援引了邵廷采的学说，且于清代文集中，唯独对《思复堂文集》青睐有加，说它：“此乃合班、马、韩、欧、程、朱，陆、王为一家言，而胸中别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为越士所知。[42]这无疑与邵廷采和章大来等人的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

四、《浙东学术》的源流

道墟章氏与阳明学的互动渊源自刘宗周，又在邵廷采与章大来的交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墟章氏聚族而居的特性，非常有利于在宗族内部形成稳定的学术传统。所以，一旦阳明学的种子在道墟的落地生根，就开始对其子弟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章正宸、章大来，这些在刘宗周之后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的道墟章氏族人，都带有明显的阳明学印记。身处于这样的家族环境之中，章学诚之推崇阳明学者，并以阳明学中的蕺山学派为基础建构起浙东地区的学术传统，乃成为一种其来有自的选择。

章学诚对阳明学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对阳明学中人的表彰之外，也体现在对阳明学思想的有意继承。在《博约下》中，面对“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的疑问，章氏答曰：“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良知曰致，则固不遗余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43]明白承认了他的博约论与良知说之间的联系。至于其“六经皆史”与王守仁“五经亦史”的相似性，也早经钱锺书、张舜徽、倪德卫、山口久和等人的抉发；其论学论文专重“性情”与阳明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则有岛田虔次的专门论述[44]。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刘宗周和邵廷采对于阳明学的阐发各有特色，通过他们之手输入道墟章氏的阳明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其烙印，这同样影响了章学诚，并体现在《浙东学术》对阳明学思想的接受上。

首先，是学宗陆王而不悖于程朱。这一取向主要来自于刘宗周。在明清思想史上，刘宗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调和论者，他推尊陆王之学，但并不反对程朱之学。其《宋儒五子合刻序》云：“阳明先生损朱子诸书之最要者为《晚年定论》，周海门先生又取《程氏遗书》，类为节略，曰《程门微旨》。二先生之勤勤恳恳，不啻朱子之于周、张也。”[45]《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又有：“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传。”[46]两处论述都将阳明视为朱子的传人，而非论敌。这种试图把阳明学与朱子学整合到同一学统之中的做法，和刘宗周身处晚明混乱之世，亲身感受到阳明学末流的弊端，而思有所矫正的心态有关。《浙东学术》在有关王守仁与朱熹关系的论断上没有采纳刘宗周的意见，而仍然将良知之学定义为“与朱子抵牾”。但是，章学诚部分接受了刘宗周的学术立场。《浙东学术》开宗明义，指出南宋时期的浙东学人“多宗江西陆氏”，但同时“不悖于朱子之教”。也即是说，浙东学术在成型之初就是一个立足于陆氏之学，又从朱子学中汲取营养的学派。接下来，他又以“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的刘宗周和“宗陆而不悖于朱者”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王学后人，缓解了陆王之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与朱熹之间的冲突。《浙东学术》还特别对清代初期“以尊王而斥晦庵”[47]的毛奇龄提出批评，谓：“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48]毛奇龄一方面是清初阳明学的有力支持者，另一方面还是邵廷采、章大来等人的老师，如此人物，本应该在《浙东学术》中占据重要位置。但由于他过分热衷于排击朱子学，章学诚没有把他纳入浙东学术的正统谱系当中，而是单独列出，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指出其带有门户之见，这是章氏“宗王而不悖于朱”立场的突出表现。

其次，是以学术史梳理的方式确立阳明学的思想史地位。这一取向的直接来源则是邵廷采。邵廷采虽为阳明学蕺山一脉的传人，但在为学方法上已与刘宗周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虽用力于经史考证，但所作更多辨析性理之言，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所言：“蕺山之学，专言心性。” [49]而前者对阳明学的表彰主要是通过史家的方式完成的，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蕺山一脉为学路径的转变。王汎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一文指出，在刘宗周去世后，对其学术思想的阐释可分为倾向于“由王返朱”的刘汋、张履祥，倾向于维护王学的黄宗羲及其弟子，以及特立独行的陈确等三派。而如上节所述，邵廷采无疑属于黄宗羲一派。而这一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史学代理学，通过学术史的撰述，确立王守仁、刘宗周在明代思想史中的地位。黄宗羲《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谓：

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50]

在这里，黄宗羲把宋代周、程、张、朱诸公，明代王守仁，以及其师刘宗周视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三大高峰，已逗以蕺山绍继阳明之意。而整部《明儒学案》，事实上就是将这一观点的具体落实。邵廷采则直接把刘宗周当成了“王门”功臣，其《答蠡县李恕谷书》有云：

学术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过。阳明之后，惟钱绪山、邹东郭、欧阳南野能守师传，再传弥失。如李贽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学。而斯时密云、湛然宗教炽行，高明罔知裁正，辄混儒、佛为一，托于“四无”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后，不肯称说良知，是实因衰激极、补偏起废之道，正可谓之王门功臣，未尝相左。[51]

针对有关刘宗周是否为阳明后学的质疑，邵廷采断然予以了回击，他指出刘氏之所以“不肯称说良知”，乃是为了“补偏起废”。在另一处，他还说：“蕺山之所谓慎独，盖即良知本体、道心之微，与朱子殊，不与文成殊。”[52]再观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其首卷开篇即为《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名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传序》《姚江书院传》，则邵氏的学问大体，实在以史家的视野，合证人书院与姚江书院二派为一。这具体表现为通过历史传记的写作，于明儒中推重王守仁，再以刘宗周为阳明后学中能补偏起废，自成一系者。这种对明代学术脉络的梳理，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宗旨可谓相当接近。更进一步，邵廷采还于蕺山门人中独取黄宗羲，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表彰其“发明蕺山刘子诚意慎独之说”之功，且表示“东南学者推为刘门董常、黄干”[53]。这事实上成了《浙东学术》所建立学术谱系的直接来源。《浙东学术》在以王守仁作为明代思想第一位重要人物，以刘宗周、黄宗羲作为阳明学后续发展的两大关键人物，以及关于三人思想渊源的认知上，都与邵廷采一般无二。只是更加突出了黄宗羲在阳明学由“心性之学”转向“经史之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此，在《浙东学术》乃至整个《章氏遗书》中，既有道墟章氏始于刘宗周时代的对阳明学的热诚，又有邵廷采“讲性命者多攻史学”为学路径的延续[54]。通过章颖、章正宸、章大来等数代人百余年的传承，道墟章氏的阳明学最终在章学诚身上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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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二章第一节“围绕浙东学派的诸问题”（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过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9—52），还有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内篇第五节“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12年，页49—90）。

[2]岛田虔次《章学诚的历史地位》，岛田虔次著，邓红译《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370。

[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第121页。

[5]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61页。

[6]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3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3页。

[7]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6，第1832页。

[8]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册，第1002页。

[9]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过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49页。山口久和还以王应麟为例，论证章学诚不选入南宋时期的其他浙东籍学者，是因为没有他们学问“宗主”，这是不正确的。在章学诚《朱陆》篇中，王应麟被归入朱子一系，他当然不可能在以陆子为主的浙东学术中占据一席之地。。

[10]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第122页。

[1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第642页。

[12]刘宗周：《江西宁州知州竹渠章公曁配俞宜人子孟嘉妇何孺人两世合塟墓志铭》：“嘉、隆间，会稽章氏联蝉起科第者六七公。”（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3，“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893页）

[13]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4，第988页。

[14]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3，第897页。

[15]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1，第777页。

[16]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3，第933页。

[17]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1，第885—886页。

[18]陶望龄：《歇菴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65册，第293页。

[19]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15《南洲先生传》，页1003。

[20]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经术》，第933页。

[2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3《家效川八十序》，嘉业堂刻本，第20页a。

[22]佚名：《效川公八十寿序》，载章贻贤重辑：《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卷6，《明人家谱丛刊》第184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23]陶正靖：《懿园公王孺人合葬墓志铭》，章贻贤重辑：《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卷5，第69页。

[24]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1，第19页b。

[25]黄宗羲著，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册，第552页。

[26]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2《姚江书院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27]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7《采答蠡县李恕谷书》，第310页。

[28]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6，第294页。

[29]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2《明侍郎格庵章公传》，第127页。

[30]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6《章氏宗社诗序》，第295页。

[31]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7，第316页。

[32]《（乾隆）绍兴府志》卷78，《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绍兴丛书》第1辑第6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39页。

[33]章锺：《后甲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册，第719页。

[34]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6，页295。

[35]毛奇龄：《西河合集》“书”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7册，页168。

[36]陶元藻：《广会稽风俗赋》，《（乾隆）绍兴府志》卷79，《绍兴丛书》第1辑第6册，第1979页。

[37]据《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从章颖到章锺、章锜的世系为：章颖——章为汉——章凤竹——章正国——章立德——章有士、章锜、章锺、章镰。

[38]章贻贤重辑：《偁山章氏智九公分祠支谱》卷6，《明人家谱丛刊》第182册，第287页。

[39]傅仲辰：《心孺詩选》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5册，第533页。

[40]章大來：《后甲集》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0册，第739页。

[4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第819页。

[42]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第704页。

[4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页119。

[44]前者参见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56—660页；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0页；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148—149页；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为中心的批判》，第113—126页。后者参见岛田虔次《章学诚的历史地位》，岛田虔次著，邓红译《中国思想史研究》，第361—370页。

[45]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6，第723页。

[46]戴琏璋、吴光主编，钟彩钧编审：《刘宗周全集·文编》卷6，第727页。

[4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 255页。

[4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第121页。

[49]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215页。

[50]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14页。

[51]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7，第311页。

[52]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7《候毛西河先生书》，第306页。

[53]邵廷采著，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卷7，第165页。

不过，由于邵廷采在清代不为一般学者所重，《浙东学术》在谈到黄宗羲传人时，只罗列了更为时人所知的万氏兄弟、全祖望等人，而未将邵氏收入其中。但在同年写作的《邵与桐别传》里，他明白宣称：“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至君从祖廷采，善古文辞，著《思复堂文集》，发明姚江之学，与胜国遗闻轶事，经纬成一家言，蔚然大家。”（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第6页a）可见，章学诚是把邵廷采当成浙东学术的正统传人的。

-全文完-

原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3年第2期，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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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锋

林锋，1991年生，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2019），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文学。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