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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罗马史提供了理解今日美国的模型
美国这一次大选极富戏剧性,刚开幕没多久,就从川普遇刺到拜登退选,再到万斯的争议性和哈里斯的异军突起,不断让人跌眼镜。这一系列戏剧性,背后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美国既有秩序所带来的冲突和挑战。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古罗马历史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解今天美国问题的模型。
把美国跟古罗马放在一起类比,不单纯是因为它有某种历史轨迹的相似性。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国父们的一个政治期许就是共和制,想把古罗马的共和制带回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相似性其实并不纯然是一个偶然,它其实是有内在的一些逻辑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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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罗马共和所向披靡的关键是什么?
在古罗马的历史上,也有一次很著名的刺杀事件,就是共和派刺杀凯撒。
当时凯撒把罗马往专制的方向去引,于是共和派就试图用刺杀的方式来扭转。但刺杀完之后,历史的方向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共和派并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因为罗马政治的地基,也就是它的社会结构已经变了;地基一变,你的房子就一定得跟着变。任何制度都有一个适用边界,到了凯撒这会儿,罗马共和实际上已经溢出了它的适用边界了。
图 | 卡穆奇尼《恺撒之死》
想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得先看一下早期罗马共和为什么能够那么牛,为什么后来就牛不下去了?把这些逻辑梳理清楚,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当下的处境。
罗马共和国在早期作为小城邦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一个制度上的“三位一体”。就是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这三者差不多是同构的,它们的共同基础都是自耕农。
自耕农自己家里都有地,从生活状态上来说,可以把他们理解为是一种中产阶级。这些自耕农作为罗马公民,有一个公民义务就是要参军当兵;当兵是没有军饷的,他们是自耕农,基于自己的土地能够自备干粮。自耕农还是罗马公民大会的(间接方式的)投票人,在政治上也是有足够发言权的。
所以罗马的自耕农既是社会的根基,又是军事的根基,也是政治的根基。它的社会、军队和政治是三位一体的,是内在同构的同一拨人,只不过以不同的身份来从事三个事儿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邦就没有什么内耗。它的军队不可能压迫社会,因为这个军队是内在于社会的,压迫社会就等于压迫自己。别的城邦有可能制度设计不是这个样子,难免内耗。于是没内耗的就可以打败旁边那个有内耗的。罗马共和国就这样所向披靡横扫对手。
但只有在罗马共和国是小城邦的时候,这套逻辑才玩得转。当罗马扩张越来越大,战场越来越远,战争时间越拉越长,军队还得在远方的边疆驻守,士兵没法迅速结束战争回家,那意味着自耕农家里的土地就可能撂荒了。于是自耕农自备干粮打仗这个事,逻辑就不成立了,军队的士气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罗马在打败最强大的对手迦太基之后,称霸地中海了,反倒开始士气非常低落,接连吃败仗,一直吃了几十年。直到后来有人站出来做了军事改革,这个人叫马略。
马略让士兵干脆别自备干粮了,我给你们提供干粮,军饷全盘由我包下来,你们就踏踏实实打仗,打了胜仗咱们分战利品。他以这种方式组织起军队,士兵解决了后顾之忧,罗马的军事技能重新上线,于是又开始能打胜仗了。军饷都来自马略,谁出钱军队就会听谁的,所以这个军队就开始外在于社会了,它不再是共和国的军队,变成马略的私人军队。马略第一个吃螃蟹,别的将军看到他这么干的效果很好,纷纷效仿。于是整个罗马共和国内部的军队,陆陆续续全都变成这些将军的私兵。
将军们有了私兵,就不会让自己的野心仅仅局限在战场,也会开始染指政治。诸多将军都有这想法,结果罗马就爆发了严重的内战。所以在马略改革之后,罗马外战重新能够所向披靡,但是问题开始转为不间断的内战。
内战又打了几十年,最终的逻辑终点,一定是出现一个大流氓,把所有小流氓全都打趴下,直到那一步内战才会终结,历史当中浮现的这个大流氓就是凯撒。一旦到了那一步,大流氓的军队完全外在于社会,整个罗马也就会匍匐在他的脚下,共和就走到终点了。
共和派为了不让罗马匍匐在凯撒的脚下,把他给刺杀了。但凯撒死了也没有用,因为罗马的社会基础已经变了,共和再也回不去了,罗马终于从共和蜕变为帝国。
不止如此。凯撒手下都是私兵,私兵分享的最重要战利品就是土地,但士兵们是不愿意自己去耕种的,引进了奴隶来庄园里耕种。因为奴隶的低人权优势,整个庄园农业的成本也非常低,这些产品流通到市场上去,罗马仍然残存的自耕农是完全没有办法竞争的,自耕农被挤得更加破产了。
破产的自耕农都涌向了罗马城,成为城市里的流浪平民,但同时他们又是有公民权的。有公民权,同时又是难民,这些人是最容易被将军们贿赂和收买的,于是罗马人民也开始腐化了。共和的基础之一是人们对于共和的热爱,腐化的人民,对于共和恐怕也没什么热爱了,罗马共和就更加走到头了。
03
美国“工人中产阶级”的悲歌
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来类比一下美国。罗马的社会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就是它的中产阶级。而美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它的社会基础是它的“工人中产阶级”。工人中产阶级,这是个有点奇怪的概念,却是美国曾经的一个现实。
美国在立国之初是农业国,工业革命之后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美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锈带。中部地区是先发地区,这跟中国的东北有点像,东北也曾经是中国的先发地区,但是到后来也破败了。
美国中部之所以是先发地区,脱不开其地理禀赋。这里地势平坦,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五大湖以及密西西比河,在美国中部地区形成一个庞大、便宜的交通网络,这些要素叠合在一起,非常适合发展工业,所以美国的工业革命时代就在这里成长起大量的工厂,发展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吸引了很多人迁居这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 世纪中后期。
中部地区于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为美国梦的象征。美国梦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哪怕你最初一文不名,只要你肯努力,你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迁。从 19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中部地区给美国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些人努力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后成为中产阶级。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说,这些工人是无产阶级;但从生活水平上来说,他们是中产阶级。所以就有了“工人中产阶级”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存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要关注政体,但更要关注政体背后驱动它运转起来的那种精神动力机制,也就是“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是要有具体的社会载体的,需要有一个群体,作为“法的精神”的肉身化呈现。罗马共和国的“法的精神”的载体是自耕农,美国政治当中“法的精神”的载体就是“工人中产阶级”。
然而,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成为成本洼地,制造业大规模外包,美国曾经是高高隆起的中部地区,逐渐塌陷成铁锈地带了。
图 | 美国铁锈地带
中部地区的“工人中产阶级”渐渐从中产阶级的身份上滑落。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一种很绝望的处境,生活一路塌陷,无论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再,而东西海岸的人,一分耕耘十分收获,努力与收获大不对等,这对“美国梦”也是一个嘲弄。中部地区的人当然充满愤怒,但是他们的声音无从被人听见,他们的愤怒无从释放,他们的困境找不到出路。
另一方面,东西海岸的左派,高度重视“平等”这一价值,并努力推动对各种弱势群体权益的无差别平等保障。从道德上来说,这当然值得赞许,但这里也有一些隐忧。
古罗马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一个政治行为。在公元3世纪初期,卡拉卡拉当上罗马皇帝,但是他的皇位得来不正,他需要以别的方式获得支持,于是宣布授予所有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以罗马公民权。原本,罗马公民权是一种高贵的荣誉,是要通过浴血奋战而获得的,是为人所羡慕的;现在,所有人都免费获得罗马公民权,公民权就不再是荣誉的象征,变得完全不值钱了。罗马帝国“法的精神”的燃料就是“荣誉”,荣誉变得廉价了,“法的精神”也就熄火了。
各种问题叠加在一起,让美国政治的“法的精神”的基座开始被侵蚀。它的载体塌陷了,它的权利扩展也有可能出现反效应。
04
川普的策略:以撕裂为目标
社交媒体时代,铁锈地带塌陷的“工人中产阶级”的声音也许仍然无法被听见,但这些人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被触达的方式。这个奥秘被川普发现了。川普还进一步发现,只要能够更有效地动员起这个群体,自己就有政治上的大机会。而他通过各种极端的表达,越是撕裂美国社会,就越是能够有效地动员起那个群体,原因在于美国社会本身已经撕裂了。
所以川普的策略也跟以往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不一样,他不再以弥合社会的撕裂为目标,因为这跟他所诉诸的手段相矛盾,撕裂美国社会是他最有效的政治手段,这个手段甚至经常会劫夺了目标。美国的社会基础变了,政治运作的逻辑也就变了,我们很难期待在大不相同的社会基础上,同样的运作逻辑能够同样有效。
05
川普发现了真问题,但没给出好答案
川普的竞选口号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从理想状态的目标上来说,应该是要让“工人中产阶级”重建,那就必须得把制造业带回来,从而重建原来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个事情很难做到。
图 | 川普的口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美国东西海岸的高科技以及金融业,相比于制造业的利润率都高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政府鼓励,资本也是不会流向制造业的。就算跟中国打贸易战,把制造业的相当部分从中国给逼出去,但被逼走的制造业大概率不会落在美国,而是落在别的国家。那么,在美国重建“工人中产阶级”这个事情就还是没有实现,川普们就只能继续打贸易战,只不过贸易战的对象会变了,变成制造业新转移过去的那些国家。这个事情就没完了。
所以,从善意推测角度来说,川普也许是发现了真问题,但他没有能力给出个好答案。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而仍是跟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结构有关。
当下的困境,已然无解。要想解开,也许要期待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数字技术有着很高的期待,这里所说的是广义互联网意义上的数字技术,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都包括在里面,实际上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也都要以网络的方式运转。
数字产业跟传统制造业有个根本区别。传统产业在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是边际效益递减的,规模扩大,则管理成本上涨过快,新增收益的曲线斜率远远小于管理成本上涨的曲线斜率,公司就有个最适规模,这个规模通常是小于国家的。然而互联网类公司却正相反,它是边际效益递增的,网络用户数越多,网络的价值就越大,新增管理成本远远小于网络价值的上涨;这种类型的企业,一定是以全球作为它的扩展边界,其最适规模天然是大于国家的。
从而,数字技术实际上会构造出一种超国家的空间秩序,这里面的经济运行逻辑,是跟其边界小于国家的传统产业大不一样的。打个比方,主权国家秩序以及基于主权国家秩序的传统产业,是在二维空间当中活动的,而数字世界构筑的超国家的空间秩序,是进入到了三维空间。之前的互联网已经就呈现出这个潜力,但仅靠狭义的互联网产业可能还不容易把这种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技术的聚合有可能就让那种三维空间涌现出来了。
低维空间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高维空间里很容易就解决了,其解决办法在低维空间里看来甚至仿若神话。当下的各种撕裂,在二维空间里已经很难弥合,待到三维空间全面降临,有可能我们会发现,新一轮的地理大发现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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