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文人是推崇备至的。也是基于此让很多人总是会给文人先入为主的贴上一个模范的标签，可事实上无数的例证一如最近的人大王教授事件，都证明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显然是不正确的。
文人也是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们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甚至他们一旦“那什么起来”则是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原因无它，因为他们有“文化”这个武器。
1908年，周扬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之中。
幼年时周扬接受私塾教育，而中学时适逢“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他也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并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中学毕业后，他相继就读于国民大学、大夏大学。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
1927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之后，他选择了旅日，而在日本期间也深受左翼文化影响。
1930年，鲁迅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同仁积极筹备下，左联在上海成立。也是这一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先是加入了左翼剧盟，之后才加入左联。
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周扬迅速的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他迅速的便成为了剧联领导、左联党团书记，之后更是担任了文委（左联、剧联的直接领导）职务。期间他聚拢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并随时为他所用，声势颇大。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向来是心直口快的。
也正是这一期间周扬在左联所表现出的“手段”，也让鲁迅先生直言他是“以指导家自居”，是一个“奴隶总管”，还说他们“大半不是正路人”，“借革命以营私”（指其自己不做事，专责别人不做事，奴役别人，对于不听从其指挥者，动辄加以罪名）。
能让鲁迅先生如此愤怒声讨，周扬的手段（或者说专ZHI，而后面周扬也有了“沙皇”之称）可见一斑。
而被鲁迅先生如此严厉斥责后，周扬在上海的处境显然是很尴尬的。
不过周扬的机会很快也来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党中央考虑到延安需要文化带头人，就这样在潘汉年、冯雪峰的推荐下周扬等人奉调延安。
对于周扬这样的文化带头人，中央是器重有加，安排他担任了教育厅厅长、文协主任，后周扬又担任了鲁艺的副院长（不得不说还是很搞笑的，毕竟他被鲁迅骂的那样）、延安大学的校长等职务。
也正是这一期间开始，他与毛主席接触良多，获得了毛主席的充分信任。
期间，他修正加工了《陕甘宁边区实录》，撰写了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许多文章，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
成绩斐然，之后周扬担任了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
对于周扬的一些作品，毛主席也是不吝夸奖，甚至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的批注。不过也有“周扬这个人，长处是听党的话”的评价。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批判中，周扬都成为了不可跳过的角色。这当然包括了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整风”，这一时期他的权威确立。
当时间来到六十年代，毛主席对于周扬工作不力也开始直言不讳批评。
周扬又将田汉、夏衍、阳翰笙打倒，要知道他们可曾经是多年好友。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更是被关押9年。
1975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整顿文艺。而对于周扬一案，毛主席也没有忘记。先后几次做出批示，亲自指示释放周扬，并定性为人民内部问题。
周扬也被列入了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人士的名单之中，只不过被人从中阻挠而未能参加。
而毛主席在对于《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的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也可谓是人尽皆知。
而在周扬复出工作后，他对于不少同志表达了诚恳的歉意。
但是之后又有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周扬也做了检讨。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一次，他其实获得了大多数文人的同情、尊敬。
至于私德，隐去不谈。
而人就是这样复杂、真实，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参考资料：《鲁迅的最后十年》
《晚年周扬》
《红墙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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