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人和工作方面，罗瑞卿与刘亚楼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精明干练、刚正不阿、以身作则。相比较而言，刘亚楼比罗瑞卿更露锋芒，因此有个“雷公爷”的绰号。他们同在红一方面军，1929年罗瑞卿在闽西组建和领导红军时，刘亚楼也在闽西入党并参加红军游击队。
罗、林的职务升迁都比较快，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战友情。罗瑞卿的职务长期在刘亚楼之上。罗瑞卿26岁时担任红4军政委，刘亚楼是其麾下的师政委。长征到陕北后，罗瑞卿担任新建立的红大教育长、副校长，刘亚楼则是入红大学习，毕业后担任抗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刘亚楼担任抗大教育长，专门协助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组织教学工作。建国后，罗瑞卿成为新中国的首任公安部长，负责恢复社会治安；刘亚楼则是解放军空军的首任司令，一手组建空军，在援朝战争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他们的职务都是毛主席指定安排的，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的。
建国后的近10年时间，因两人的职务工作完全不相干，所以没什么来往；毕竟一个政府的公安，一个军队的空军，怎么会有交集。直到1959年开始，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担任兼任国防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等众多军事职务，两人才又有了工作上的交集。
刘亚楼1964年9月外交访问归来，被诊断出重病，1965年就病重了，赴上海住院治疗。他的病来势迅猛，很快就压垮了他的身体。罗瑞卿对他的病情，表现得一直都很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有时还在北京专门写信，叮嘱刘亚楼安心养病、好好养病，放开工作。
有时罗瑞卿到上海工作，再忙也会抽空去华东医院，看望病中的刘亚楼。罗瑞卿告诉他：“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和指示，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
刘亚楼回了句让罗瑞卿如堕云雾的话：“我的身体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罗瑞卿没想太多，但他的妻子郝治平顿时有了疑惑：怎么说到毛主席健康，又说到罗瑞卿的健康就好，为什么不提那位身体差的老首长的健康？
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但在当时谁也没往深处想。
就在刘亚楼去世的前几天，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护士递上来一个口罩，他摇摇头不伸手接；他不愿带着口罩，见老战友的最后一面，他想让老战友最后好好看自己一眼。
当时原本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见到罗瑞卿后，眼角出现笑意的皱纹。
刘亚楼去世后，罗瑞卿非常难过，刘既是他的得力干将，又是他的多年好友。在刘亚楼的一系列丧事办完后，罗瑞卿夫妇主动邀请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和他们的孩子来家里吃饭，宽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多年后，无论是罗瑞卿还是郝治平，对刘亚楼病重期间所说的一些话，都进行了细致地回忆和推敲，然后心情尤为复杂。
1977年清明节，翟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给亡夫刘亚楼扫过墓、瞻仰过他的遗照后，前往西山某招待所，探望经历种种坎坷和磨难，再次重获政治生命的罗瑞卿。她是带着孩子们一同上门的，一如当年被罗瑞卿邀请时的郑重。
翟云英跟过去一样，称呼罗瑞卿为罗总长；她告诉罗瑞卿，这么多年了，自己早就想见见他、说说话了，说过去有些事完全是谣言，都是别人耍的鬼把戏，自己不会干那样的事，希望罗能相信自己。
翟云英拼命解释，罗瑞卿试着动了动身子（做过截肢手术，恢复得不是很好），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了：“这些往事就不要再提了。云英同志，你心里也别背包袱了。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我们的关系一向很好。”
罗瑞卿认为，已经过去十多年，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了。自从1975年8月恢复工作后，罗瑞卿就在跟时间赛跑一般，试图用这种方法夺回失去的时间，尤其是到1978年，他真的做到把72岁当27岁过。
可惜天不假年，1978年为更好工作、才决心去国外治疗腿疾的罗瑞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夺走了生命。他的离世太过突然，任谁也没有想到。若是他没有走，中国很可能会发展得更快，某些方面将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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