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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彭德怀离开志愿军前方指挥岗位不久，美国远东司令部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被调往欧洲，接替刚卸下军职准备参加下一届总统职位角逐的艾森豪威尔，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总司令。

彭德怀回国是1952年4月上旬，李奇微赴欧是同年5月中旬——中美两军前方主帅相继离任，也就是前后脚的事情。

1、克拉克走马上任

从李奇微手中接过远东司令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权的，是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部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

此人也算得上美军的一员宿将，他与麦克阿瑟有世谊之交，和李奇微是西点军校同班同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拉克担任过陆军第5、第15集团军司令，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对朝鲜战争情况，克拉克也不生疏。

一年前，他就以陆军野战部队训练主管的身份，率领一批军事专家到朝鲜战场进行过实地考察，其调研结果对增强国内新兵训练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起到了作用。

在克拉克履历中，还有一段出任美军驻奥地利高级地方事务官的特殊经历，在那期间，他代表国务卿马歇尔与苏联就签订对奥和约问题进行过谈判。这次任命他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舆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他特有的谈判手腕。

5月12日，克拉克和李奇微在东京的办公大楼正式完成交接。

克拉克就任时，面对的战场形势虽然说不上有多么糟糕，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实在是相当的沉闷、乏味，看不到什么希望。

“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有半年多没有大的动作，只是在前线与中朝军队进行堑壕对堑壕的对峙，日复一日地延续着零打碎敲的小分队行动。

这种徒增消耗而看不到多大效果的战斗，对美军来说只能起到消磨士气，助长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的作用。

空中战场的“绞杀战”虽然仍在进行，但效果差强人意。停战谈判进程时断时续，举步维艰，好不容易就大部分议题达成文字协议，又死死卡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动弹不得，几乎走进看不到出路的死胡同。

特别有失颜面的是，就在克拉克飞到东京上任之前几天，南朝鲜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的人民军战俘竟然扣押了美军战俘管理机构的长官杜德，使这位堂堂的美军准将沦为“战俘的战俘”，最后还在认罪书上签了字。

国际舆论为之大哗，美国国内更是惊诧至极。“联合国军”新旧两位总司令的交接，就是在处理“杜德事件”过程中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李奇微离职前下达的最后一项指令，是要“联合国军”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战俘营的“秩序”。

克拉克上任后，摆在他议事日程上亟待处理的第一桩大事，是对战俘采取强硬措施，以弹压他们的激烈反抗。

2、克拉克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境下就职，很难使克拉克有什么好心情。

许多年后，克拉克对他上任时面对的形势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一些所谓的军事专家说，在我任职期间，只用有限的武力，无须扩大战争的规模，在任何时候，胜利都是我们的。我非常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享有雄厚的力量，他们不仅可以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还可以夺取小规模的胜利，…为了结束这场战争，需要我们训练更多的士兵，增加更多的空、海力量；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牺牲；同时也需要我们撤销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禁令——禁止进攻鸭绿江以北的敌人后方阵地。

克拉克提出的这几个“需要”，实际上都是难以实现的。克拉克认为，既然华盛顿无意满足这些需要，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准备为实现军事上的胜利去冒风险，也不愿意付出代价，配备给第8集团军的最大军事力量说明，他们并不准备全力以赴去对付共产党”。

其实，美国在朝鲜战场的历任军事指挥官，从麦克阿瑟到李奇微、范佛里特，在此问题上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唯有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直言不讳，敢于公开站出来向华盛顿叫板，其结果是被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解除了职务。

作为麦克阿瑟继任人的后来者当然会以此为戒，硬着头皮以美国职业军人特有的“讲政治”方式来校正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断地在战略上和政略上与华盛顿对表、对口径，不再去贸然挑战最高决策者的权威，最多只是私底下发发牢骚或卸任后大训一通怪话而已。

作为美国远东司令部和“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没有麦克阿瑟的做派，却更多地具有李奇微的风格。他与李奇微一样，对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和定位。

他认为，华盛顿派他到朝鲜来“不是寻求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的，在此条件下，他只能“不得心而求其次”，去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使僵持对共产党比对我们更不合算，打击他们的弱点，困扰他们的心志，迫使他们相信停战对他们的价值是在上涨而不会降低”。

他自我表白说：

“我决定尽我力之所及这样的去做，心里总是记着我们在韩国作战的基本军事与政治条件”；在军事上，“我不会，也不能以联合国军的生命，一个对一个地去交换共产党人的生命”；在政治上，“采取守势”，在“政府既没有授我权力，也没有给我军事资源以获致胜利”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尽速实现停战”。

在对朝鲜军事政治局势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克拉克得出结论：

“到目前为止，停战谈判之所以未能达成协议，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来迫使敌人接受我们对停战的要求。”

那么，怎样才能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呢？

克拉克上任第一天，就向身边参谋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怎样才能通过军事行动或其他手段使得共产党军认识到，和平的代价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便宜呢？”

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们提出了4项军事措施和4项所谓“挑战性行动”。

前者为：(1)轰炸北朝鲜水电设施；(2)轰炸北朝鲜首都平壤；(3)轰炸从平壤直到开城的主要补给线；(4)轰炸北朝鲜境内无数小的目标，从各种装备、车辆到隐蔽的部队。
后者包括：（1)释放战俘；(2)中断停战谈判；(3)增强韩军，使之成为一支有较大规模和较强战斗力的作战力量；(4)请蒋介石派2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到朝鲜参战。

克拉克对此表示赞同。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完全赞同这八项措施，因为我相信唯有借有力的行动，才能使共产党同意一项美国认为光荣的停战，我也不真的希望这些行动本身已够使共产党屈从，但是它们至少可使共产党明了我们已准备采取有力行动，因为有力行动才是共产党所了解的唯一事物。

这8条，除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外，其他各项均得到美国最高当局的应允。

3、按捺不住的范佛里特

克拉克对他所能调用的军事手段的使用效果，作了一番比较分析，认为重中之重在于空中力量的运用。

为此，他要求远东空军结束效果不佳的“绞杀战”，将“空中活动的重点从阻滞和切断交通的活动转为摧毁活动”，首先是摧毁北朝鲜发电设施，接着是摧毁包括平壤在内的城镇目标，从而把最大限度的、难以承受的破坏施加到朝鲜人身上。

6月17日，克拉克将轰炸发电设施的计划报给参联会，目标清单上没有鸭绿江上的水丰电厂。参联会审议该计划时，把这个电厂加了进去，此举得到杜鲁门的首肯。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出动大量飞机对北朝鲜境内的所有电力设施，包括平壤在内的78个城镇及其他选定目标，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猛烈打击。美国空中力量在朝鲜的狂轰滥炸，又增加了一个鲜明的克拉克印记。

与空中轰炸相比，克拉克对地面攻势并未表现出多大信心。在他看来，在中朝军队地面兵力占优、火力不断加强、后勤供应状况得到改善、防御阵地更为巩固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很难在地面战场上占到什么便宜。

他主张：除非真正打算不计后果地把这场战争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否则，就不应该仅仅为夺占几个小山包而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和弹药损耗，因为这样的进攻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这样一来，他和李奇微一样，很快就与担任前方指挥的范佛里特产生了意见分歧。

范佛里特从当年2月起就和部属一起商讨发起新的地面攻势问题。

按他的想法，所谓的春季攻势将在4月举行，具体行动包含在代号“大棒”、“还乡”等作战计划中，目标是将“联合国军”在西线的阵地前推至礼成江一线，并占领开城。这次计划被李奇微否决后，范佛里特仍不甘心，又提出“筷子-6”和“筷子-16”两个方案，并决定付诸实行。“筷子-6”是投入1个得到加强的韩军师，向平康以南高地发起进攻，将美军第9军防线推进到平康、金城一线。“筷子-16”是以韩军第1军团2个师发起攻击，将中朝军队从南江以南以东逼退，把战线推进到南江一线。

这两个方案都以韩军为主实施，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韩军山地机动作战能力，美军则提供强大的航空兵、炮兵支援。

对这两个方案，李奇微的答复是：

“筷子-6”所要夺取的目标，从地形上看并不利于长期固守，应予以放弃；“筷了-16”在不使用美军这个附加条件下可以认可，具体实施由第8集团军司令决定。

4月下旬，美方就战俘遣返问题提出一个“一揽子”方案，“筷子-16”行动因此被无限期推迟。

李奇微的离任，使一直认为手脚受到束缚的范佛里特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高兴地写道：“那个人终于走了。”

4、黯然收场的“捕俘行动”

对于新来的克拉克，范佛里特起初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今后自己“在前线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不至于再受到那么多的限制”。

6月10日，他向新上司重提发起地而攻势的建议：在第9军正面，以韩军部队发起攻击，将战线推进到平康以北，全部控制铁原-金化-平康“铁三角”地区。

范佛里特声称，这一攻势可以得到一系列好处：

“可以获取敌有关阵地编成的新情报；破坏敌人的补给和储备物资；还给美军火力与韩军山地机动力量以相配合的机会，取得协同作战经验。”

但是，这个方案同样遭到克拉克的冷遇，因为他看出其中的问题：

其一，这可能给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带来不利影响；其二，预计损失将超过可能的战果，得不偿失；其三，假如敌人转入全面反攻，第8集团军目前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力；其四，即便此举获得成功，“联合国军”进到平康一线，但如不继续发展进攻，也至多是占了一块死地盘，改变不了现状。

因此，“他不同意范佛里特的计划，他认为不利因素远远超过有利因素”。

美国战史就此评论说：

“很显然，新上任的总司令和他的前任李奇微一样顽固，他们都不愿意仅仅为了扩大一块地盘，而加快这场地面战争的速度。”

虽然克拉克对范佛里特的地面攻势计划不感兴趣，但他仍同意了范佛里特提出的另外一个旨在了解当面敌情的捕俘计划。于是，范佛里特很快设计了两个团、营规模的行动，但付诸实施后并未取得预期结果。

其中的一个行动，由美军第45师出动1个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俘获了3个志愿军士兵，但在回送路上两个人中弹身亡，另一个人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身边的美军士兵同归于尽。

鉴于“中国人宁可被打死也不愿被抓捕当俘虏”，第45师师长专门下达一项指令：任何一个美军士兵，只要能抓到一名俘虏，就可以得到一个特别假期，可以到日本去疗养。

尽管如此明码标价悬赏，捕俘行动仍然没有什么起色。

7月间，韩军第11师按照克拉克亲自批准的“大号铅弹-16”计划，以1个加强营的兵力在南江边上实施捕俘行动，结果是全营死伤221人（包括36人失踪，疑似成了俘虏)，却未能抓到对方一个俘虏。

美军战史沮丧地写道：

“所有这些袭击行动使克拉克不得不承认，为抓获俘虏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值得的。”

最后，他连这些捕俘行动也叫停了。

克拉克的地面作战方略，可以归结为“一动不如一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惩罚敌人最好的办法是让敌人自己来冒犯，而绝不是相反”；“歼敌的方法只有一个，即敌人从阵地出来采取进攻时予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必须待敌进攻，我决不可先敌进攻”。

基于这一考虑，克拉克比李奇微更注意对前线部队的管控。7月18日，他得知范佛里特向各军下达准备作战的指令，还要求各军制定全面的火力计划及采取确保通信联络的措施后，马上让远东司令部论证是否允许第8集团军这样做。

他强调：

“所有这些以营或营以上单位的进攻行动，均应该首先交远东司令部通过。”

范佛里特的进攻积极性，就这样再一次受到了抑制。

5、美军判断志愿军下一步动向

自从取消第六次战役计划后，志愿军总部就再也没有制订新的进攻战役计划，而是集中力量于现有阵地的巩固，作战行动重心放在应对敌人可能的进攻上，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以小规模战术反击歼敌、耗敌，改善防御地位。

对于志愿军的意图和动向，美方一直在进行观察和揣测，早在1951年12月，中央情报局就在编号为“NE-55”的评估报告中分析说：

“到1952年中期，共产党军队有能力在朝鲜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行动”；“除非目前共产党空军不受限制地发展其实力的势头受到遏制或反击，否则我们认为中共军队的实力将不断增加，甚至在苏联军队没有直接介入的情况下，也将使他们对联合国军造成严重的伤亡。而联合国军除非付出惨重代价，否则将不可能发动全面的进攻”。

该报告还认为，一方面，共产党期待通过谈判结束战斗；“另一方面，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共产党拖延停战谈判，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来加强中共的空军和地面部队，然后准备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以打击联合国驻在朝鲜的军队。在谈判期间，共产党随时都会作出决定，发动这样一场进攻”。

这里，中情局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上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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