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的铜鬲

中国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5世纪，即历史研究领域内的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青铜器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经历了起源、发展、鼎盛的发展历程。进入战国时期后，青铜器并没有完全消亡，部分器类（包括青铜鬲）还有延续和存在。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青铜鬲的发现和使用具有沿用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的特点。截至2021年底，收集公开发表的考古材料和传世材料，共计铜鬲一千余件，其中出土铜鬲775件，传世铜鬲310件。商代有铭铜鬲数量仅有33件，西周有铭铜鬲336件，春秋有铭铜鬲121件，战国有铭铜鬲22件，共计506件，占铜鬲总量的47.2%。西周时期有铭铜鬲比例最高，占本阶段铜鬲总数的77.1%。字数最少1字，最多64字（尹姞鬲，高34厘米），内容从最初的族徽、日名，发展至记载作器者、受器者的信息，仅有尹姞鬲、公姞鬲、仲枏父鬲等少量器物记事。

铜鬲铭文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录作器者与受器者信息的，可以分为自作器和为他人作器两种情况。从性别角度，按照鬲的作器者与受器者关系，全部有铭铜鬲可以分为女性自作鬲、男性自作鬲、男性为女性作鬲、男性为其他男性作鬲、女性为男性作鬲、女性为其他女性作鬲六种情况（表一）。其中女性为男性、女性为其他女性作器数量最少。作器者与受器者的关系有祖孙、父子、夫妻、父女、母女几种关系。从作器者与受器者的关系角度入手，我们能窥视商周时期家族、婚姻形态。

表一 铜鬲铭文中的作器者与受器者

女性自作鬲从商代晚期开始就有，从商到春秋时期，女性自作鬲共有60件。其中以西周中期最多（25件）。

女性为其他女性作鬲共有6件。祝姬鬲1件，铭文标明祝姬为孟妊姑作器；古代女性称婆婆为姑，此件器物是祝姬为其婆婆孟妊作器。庚姬鬲4件，铭文显示庚姬为叔媿作器；许姬鬲，铭文显示许姬为姜虎作器。

女性为男性作器仅有2件应姚鬲，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铭文显示应姚为叔诰父所作。同时这批器物还有至少3件簋、1件盘，均为应姚为叔诰父作器，应姚与叔诰父可能是夫妻关系。

男性为女性作鬲计有82件，又可细分成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父亲为女儿作鬲；二是丈夫为妻子作鬲；三是儿子为母亲（父母双亲）作鬲（师趛鬲）；四是男性为其他女性亲属（如祖母）作鬲。父亲为女儿作器与丈夫为妻子作鬲的比例较高，其他类型男性为女性作鬲数量不多。

以上女性自作鬲、女性为男性作鬲，女性为其他女性作鬲、男性为女性作鬲共有147件，占有铭铜鬲的24%，也就是说有铭铜鬲中有五分之一多是与女性有关的。可见在先秦时期女性地位并不低下，拥有制作礼器的财力和权力，尤其是公姞鬲和尹姞鬲的铭文说明，女性也是可以参与到王室事务中的，也是可以建属于自己的宗庙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公姞鬲（铭图03035）铭文：“唯十又二月既生霸，子仲渔池。天君篾公姞历，使赐公姞鱼三百，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齍鼎。”

尹姞鬲（铭图03039）铭文：“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忘穆公圣粦明弼事先王，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君篾尹姞历，赐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宝齍。”

公姞鬲和尹姞鬲形制、纹饰、大小都接近（图一），尤其是通高都在30厘米以上，在西周中晚期的铜鬲中属于形体较大的，并不多见。陈梦家也言公姞与尹姞为同一人，铭文内容也显示尹姞（公姞）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作为女性参与到宗族事务中：陪子仲渔猎；穆公为其作宗室，天君（王后）还亲自到尹姞的宗室颁发赏赐，这样的殊荣证明尹姞身份地位很高，有能力铸造这么大、这么精美的器物，这是对先秦女性地位的极大肯定。

图一 公姞鬲和尹姞鬲

虽然从种种迹象能看出铜鬲与女性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我们仍然不能将铜鬲和女性划等号，并尝试从考古学材料中追寻蛛丝马迹。

（1）1997年郑州商城发掘了一座墓葬T166M6（图二），据发掘简报，此墓葬叠压在二里岗下层时期（约商代早期）的一条灰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面积2.64平方米，墓内埋葬三人，俯身葬，分别是一女一男一少年，并分别编号1、2、3号，随葬器物142件组，其中有铜鬲、铜盉、铜戈各1件，其余是玉石装饰品和骨镞。

图二 郑州商城T166M6平面图和出土铜鬲、铜盉

铜鬲放置在1号女性骨架的头顶，铜盉放置在3号少年的左侧，铜戈紧挨铜盉。铜鬲斜折沿，尖圆唇，半圆形立耳，深腹直壁，分裆袋足，足尖呈圆锥状。装饰弦纹和单线人字纹。从铜鬲的形制看，报告言更接近北方夏家店文化的陶质筒腹鬲，朱凤瀚先生认为更接近高台山文化一二期的陶鬲。

出土铜盉呈圆顶，方圆口，直管流，凸肩，束腰，高分裆，长袋足，宽扁鋬，腹部装饰弦纹三周，与1971年郑州东里路出土的弦纹盉形制、纹饰十分接近。彭裕商、韩文博、田国励在《商周青铜盉研究》一文中将此件铜盉列为Aa型Ⅰ式，年代判断在商代早期。据墓葬平面图显示，1号女性骨架双手向上，3号少年骨架双手向上交叉，为捆绑状。二者均为中间2号男性骨架的陪葬者。发掘者判断此墓葬是郑州商城内年代最早的墓葬，但并没有对墓葬性质做出结论，认为其与郑州商城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男性墓主人是商人，还是生活在郑州商城的北方人？随葬的铜鬲为何要放在女性死者的头部？铜盉和铜戈、骨镞又为何放在少年死者的身侧？是墓主人期望在死后还要受到女侍和随从的服务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铜鬲是女性死者的使用物，铜盉和铜戈、骨镞是随从的使用物。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女侍为何使用具有北方文化特征的器物？她是从北方某个部族而来吗？铜鬲也是她带来的吗？还是墓主人在郑州商城附近为其铸造的？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做人骨鉴定和金属金相分析才有可能得到一二回答。但是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这是考古学材料中最早的铜鬲和女性关系较为密切的案例。

（2）1983年河南光山宝相寺发掘的黄君孟夫妇墓，墓底并列两椁，G1是黄君孟椁室，随葬青铜器中没有铜鬲，G2是其夫人椁室，随葬青铜器有2件铜鬲，铭文也表明是黄子夫人孟姬作器。G1随葬青铜器有鼎2、豆2、壶2、霝2、盘1、匜1，每件器物之上都有铭文，表明为墓主人黄孟君自作器。G2随葬鼎2、豆2、壶2、霝2、盉2、鬲2、盘1、匜1、小罐1，两个椁室随葬器物组合略有不同，铜鬲也只在女性椁室中出现，且是男性为其所作。

（3）1980年河南信阳平桥发掘的春秋中期樊君夫妇墓。M1夫人墓出土鼎1、鬲2、壶1、盆1、盘1、匜1，鬲、壶、盘、匜上的铭文均表明是樊夫人龙赢自作器；M2樊君墓出土鼎2、壶2、盘1、匜1、簠4，没有铜鬲随葬，且还有铜刻刀和铜削等工具随葬，简报作者推测是墓主人樊君。

（4）2005年陕西韩城梁带村发现两周时期的芮国墓地，其中南区的M19、M26、M27和M28，是梁带村墓葬区内规格等级最高的墓葬，据发掘报告称均为春秋早期的墓葬，M19和M26的墓主人为女性，出土青铜鬲，M27、M28墓主人是男性，没有铜鬲出土，是我们观察高等级贵族墓葬用鬲制度的最佳视角。M19出土鼎4、簋4、鬲4、甗1、方壶2、盉1、盘1、盖盆1，其中4件铜鬲中有芮太子鬲3件、芮公鬲1件。M26出土鼎5、簋4、鬲5、甗1、簠2、方壶2、盉1、盖盆2，其中5件铜鬲中有4件芮太子白鬲、1件芮太子鬲。M27出土鼎7、簋7、甗1、盉1、方壶2、盘1、盖盆1、提梁卣1、觚1、角1、盖尊1，其中7件簋中，有6件形制花纹相同，是列簋，与7件鼎构成“七鼎六簋”组合，其夫人墓M26则是“五鼎四簋”组合。关于这四座墓葬的性质及关系学界多有讨论，倾向性较大的结论是M27是第一代芮公，M19和M26是其两位夫人，M28是其儿子第二代芮伯之墓。

两周之际，诸侯国君夫人在墓葬礼制中要低其丈夫一个级别，晋侯墓地和虢国墓地已证，是西周礼制下的诸侯级别的礼制规范。四座墓中男性墓葬不出铜鬲，女性墓葬出土铜鬲却铸铭是“芮太子白”或“芮公自作鬲”，从铜器风格看，应为同时代之物，即身为第二代国君的芮伯，将自己的铸鬲随葬在母亲的墓葬中，而自己墓中并没有随葬铜鬲。

综上，在商周礼制范围内，墓主人等级不足时，铜鬲作为铜鼎的补充和陪衬，撑起礼制的威仪。犹如在男性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从属于男性。

本文由 郝莎莎 王蕾 摘编自 张懋镕 主编 乔美美 著 《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鬲卷 》 之 “有关女性的铜鬲”一节 。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78782-8

定价：268.00元

本书收集、整理了传世和出土的先秦青铜鬲共计一千余件，通过对铜鬲的定名、功能、类型学、墓葬组合关系、区域分布特点以及铭文内容反映的时代背景等方面的梳理和研究，力求总结青铜鬲的发展脉络，探明青铜鬲在整个青铜礼制范围内的地位和价值，进一步深化对中国青铜时代特征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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