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过花甲的董国明,因强奸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狱警将他送往监狱的路上,他嘴中不停地说着:“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强奸她!我患癌,没能......”说着说着还不甘地留下了眼泪。
听着他不断喊冤,狱警以为他像其他罪犯一样,不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便有些生气地说道:“法院的审判结果都下来了,你就好好在监狱里反省自己的错误吧,别再喊冤了。”
“我就是冤枉的!”董国明猛地提高自己的声音,倒是吓了狱警一跳。
面对固执的董国明,狱警不再搭理他,而是径直将他带进了牢房,任由他再怎么喊冤也没人来瞧他一眼。
此时的董国明,做完手术才刚刚两年,化疗期还没结束。随着多种疾病的到来,他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但即使是这样,董国明依旧每日都在狱中喊冤,直到他刑满出狱。
出狱后的董国明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四处奔波,只为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自己翻案的律师,证明自己当初没有犯罪,还自己一个清白。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却坚持四处奔波,只为有生之年还自己一个清白,
这着实让人疑惑,董国明到底有没有犯罪?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你强奸的是谁?”
董国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胡集镇王荒村董庄人,曾是一位有编制的教师。
退休之后,村子里有什么事,他也能说上几句话。谁家有红白喜事,也会请他前去操持。
而控诉董国明“强奸”的,正是他的邻居阿兰,一个17岁的年轻女孩。或者说,一个分辨不了常见颜色,甚至连十以内的减法都不会算的智障女孩。
因为两家是邻居,所以整日里来往也比较频繁。
虽然前两年阿兰的爷爷因为盖房子占了董国明家的地,导致两家有了矛盾,但是平日里两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董国明家也没有揪着这件事不放,很快就过去了,之后两家也还是会互相串门。
2011年年底,董国明的女儿想要一张大床,恰好阿兰的哥哥刚刚结婚,买了一张大床。董国明就想着去阿兰家量一量大床的尺寸,再给女儿买。
那天早上9点多,董国明来到了阿兰家。说来也巧,当时只有阿兰一个人在家,她的家人都出去了,董国明通过阿兰得知她哥哥的大床在二楼放着后,就上去量尺寸了。
但没想到就是因为他这次与阿兰的独处,让自己带上了“强奸”的帽子。
董国明给床量尺寸量了一半,发现阿兰悄悄上来了,他也没在意,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但没想到阿兰突然趴在了床上,说自己想和他发生关系。
董国明一脸震惊,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道:“你刚说什么?”
阿兰将自己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后,又羞又臊地捂着脸。
董国明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尴尬。
接着,只听阿兰说自己从一个长辈那里挣了30块钱,他还没给自己。
董国明心中大概明白了她是怎么挣到的那30块钱,也不知该回些什么,于是还没量完床的尺寸,就急匆匆地离开了阿兰家。
董国明
回到家后的他,本想着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算了,但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都会想到那天的事情。阿兰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虽然智力上有些问题,可也是个好女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实在是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出于对阿兰的同情,又害怕那个长辈再次对阿兰做些什么,董国明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件事告诉阿兰的家人。
当他再次来到阿兰家的时候,只有她的爷爷奶奶在家。
董国明先是支支吾吾地不好意思开口,随后深呼吸了一下,说道:“阿兰不知道和谁发生了关系,还说挣了人家30块钱,还像吸毒一样上瘾了,前几天还想和我发生关系。”
阿兰的奶奶不敢相信,将阿兰叫了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她:“阿兰,你挣了谁30块钱啊?”
阿兰将那个长辈的名字说出后,便闭口不答还哭了起来。
阿兰一哭,她的奶奶也跟着哭了起来。
董国明本以为自己将这件事说出来后,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阿兰的家人会教育她。但就在这时,他的爷爷突然开口说道:“别人强奸了,别人怎么不来说?既然你来说了,不是你强奸的是谁,你还想推给别人!”
董国明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阿兰的爷爷会来这么一句,于是愣了愣反驳道:“怎么可能是我!”
随后,董国明想起了自己说“阿兰就像吸毒一样上瘾了”,觉得应该就是这句话惹恼了阿兰的爷爷,于是一边打自己嘴一边向阿兰家道歉,随后又羞又愤地离开了阿兰家。
但在阿兰的爷爷看来,董国明这一行为就是为自己“强奸”阿兰赎罪,反而更加坚定董国明“强奸”了阿兰。
有理说不清
董国明回到家后,知道自己因为多嘴惹祸上身了,他一边后悔自己不应该管这档子事,一边又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阿兰家托董某上门来说和,董某说:“这种事也就你和阿兰知道真相,别人都不知道,你拿2万块钱出来,我帮你把这事处理好。”
董国明起先并不愿意,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拿出2万块钱解决这事?
但是随后想想,这件事若是被宣扬了出去,自己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他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答应了董某。
可谁知,此时阿兰又不愿意了,她竟告诉家人:当天,董国明翻窗进来后,和她发生了三次关系,分别是在自己的卧室、母亲的卧室。最后还将她抱到了哥哥的卧室,看完黄色影片后又发生了一次关系。
因此发生关系的那三张床不能要了,都要换新的,这些钱都应该董国明来出,要价15万。
董国明对此十分生气,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却被这家人讹上了。
中间人董某再次来到董国明家,将阿兰家的打算告诉了他,还说在阿兰家发现了发生关系后的卫生纸,并且阿兰怀孕了。
董国明一听这话,顿时改变了主意,他说:“现在有证据了,那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了,别说两万了,现在两块我也不给了!”
董国明打定主意后,一步也不愿意再退让了,这件事就这样僵持了三天。
三天后,董国明因为术后化疗,来到医院检查身体,随后就接到了妻子的一通电话:“警察说有事找你,让你去一趟派出所。”
董国明心想自己行的端坐的正,就大大方方地来到了当地派出所,随后被带到了利辛县刑警队。此时,阿兰认定董国明就是强奸她的那个人,最终董国明被关押了起来。
2012年7月17日,利辛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5年。
董国明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服气,决定上诉,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重审。
但是二审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次董国明再次提起上诉,被直接定罪。
就这样,在阿兰的指控下,董国明被稀里糊涂地送进了监狱。
此时的他化疗期还没有结束,时不时地还要被警察押着去医院化疗。每一次,警察们都能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我是冤枉的!”
后来,他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突发脑梗让他落下了口齿不清、肢体不灵活的毛病,在监狱中的日子越发的难熬。但他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死了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了,所有人都会以为我是个强奸犯了,我要活着出去,为自己申冤。”
董国明就是以这样的念头,坚持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熬到了出狱......
“我只要一个清白”
董国明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恢复自己的清白之身。
因为他以强奸犯的罪名入狱,村里的人都开始瞧不起他,以前遇到他的时候都会客气地喊一声“董老师”。而如今,很多人都不愿意和他说话。而那些少数愿意理他的人,也是连名带姓地称呼他。
对于这些,董国明其实并不在乎,他只想要一个公道。
此后,董国明经常拄着双拐,到安徽省检察院门口徘徊,一日又一日。
有人看不下去了,告诉他可以去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问一问。
听到别人的建议,董国明十分感激,于是他一个人带着双拐,拎着大包小包的药,踏上了自己的申冤之路。
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2017年2月21日,董国明终于到了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他还未进门便痛哭起来,最终不停地喊着:“我是被冤枉的,希望有人能帮帮我。”
前台接待人员立马联系了所刑事部主任王金胜律师,随后王律师将董国明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安抚好他的情绪,开始询问起缘由。
董国明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他立马撩起自己的上衣,哽咽地说着自己的经历。
此时的王律师并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撩起自己的上衣,直到他看完这桩案子的卷宗,才明白过来,原来在阿兰的供词里,强奸她的人胸前有一颗黑痣,而董国明胸前并没有,他想说明自己是清白的。
董国明掀起衣服证明自己胸前没有黑痣
随后,处理过多起冤案的王律师,理性地分析了此案。
最终总结出来诸多疑点,他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第一,关于那团被检测的发生关系后的纸团,上面并没有关于董国明的精斑;
第二,阿兰经鉴定,她的智力障碍程度并不能作为一名证人发表证言;
第三,董国明在案发前因肺癌切掉了右下肺叶,身体状况不支撑他能够与其发生三次关系,更不能将一个100多斤的女孩轻松抱起。
第四,关于黄色光盘的解释,董国明说那是儿子在北京收废品时发现的,孙子暑假的时候过去玩带回来的。
王律师分析出案件最可疑的几点,又结合董国明现在所处的条件,最终决定无偿帮助董国明申诉。对此,董国明觉得生活中终于有了一束光。
这件事,随之也被更多的人知道。
许多的媒体根据律师所说的疑点,找上了阿兰的家人。可惜,如今的阿兰已经嫁人,暂时联系不上。于是记者联系到阿兰的姑姑,想要了解当年的事情,但是电话接通后刚没说几句,阿兰的姑姑就冷笑道:“他还申冤?!当初可不就是他!”
并且,阿兰的姑姑还说当初之所以报警,就是因为他“死不承认”这件事,完全是被他的态度激怒的,甚至还说道:“孩子都不说别人,不是他是谁!”
随后,记者又联系阿兰其他家人的电话,不是很快挂断就是无人接听。
2019年3月,王律师将董国明一案彻头彻尾地整理了一遍,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但是王律师现在很担心董国明的身体,他如今已经71岁了,身体越来越虚弱,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对此,董国明表示:“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还自己一个清白,我一定会等到冤案平反的那一天。”
关于董国明“强奸”一案,希望法院能够尽快开庭得出结果,确认董国明老人是否是真的被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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