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村落命名特点及地名景观特征分析|山西|晾马台|村名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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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雄安新区村落地名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整理分析，总结村落地名的命名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村落形成的历史进程。研究发现，雄安新区村落主要形成于宋、明、清三个时期，地名命名以使用居民姓氏为主，体现了该地区村落以移民为主的形成方式，而不同命名方式的复合使用则反映了村落变化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根据雄安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军事活动频繁的特点，选取其中与水和军事有关的两类村落地名，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中的移动搜索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两类地名的比重和分布趋势，研究不同类型地名景观，揭示雄安新区村落临水而居的形成过程和分布特征，以及历史上军事活动对村落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雄安新区；村落地名；地理信息系统；地名景观

地名命名理论和规律研究一直是地名学的研究重点，老一辈地名学者使用定性分析的方式对各类地名命名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史念海先生总结了早期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华林甫探究了古代地名学理论，牛汝辰对中外地名命名特点进行了对比，赵思文等提出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基因组的概念。随着GIS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地名命名与地理景观特征结合分析成为一种主流研究方式，国外学者利用此方法以地名为线索开展了各类研究，Dina Statuto.分析了环境对地名命名的影响，Adam S.、.等分析景观格局和地名之间的关系。王彬、李建华等国内学者则更多是从地名命名方式与地理景观结合的角度开展研究。

研究某一区域内地名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规律，探索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形成与该区域内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地名研究的重要方面。村落地名是区域地名系统中最能有效反映人地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子系统。村落的命名不仅可以反映村落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而且由于村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更多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村落规模小，远离行政中心，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较少，命名时较多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特征，并且地名一旦产生后具有较好稳定性。基于这种稳定性，使得村落地名命名时所反映的特征得到很好的保留，在区域地名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中部，北京、天津的腹部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历史文化悠久。区内的村落地名反映了该地区的地形地貌、社会变迁、生产生活、历史活动等信息，其分布与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名景观，是分析该地区地理、历史、文化特征的宝贵资料。

本文对各类书籍中记录的雄安新区村落地名进行梳理，共获取554个现存村落地名，对其采用传统定性分析与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总结村落命名特点和地名景观分布特征，并分析成因。

（二）移动搜索法

移动搜索法（FCA）是以某点为中心画一个圆或正方形作为滤波窗口，用窗口内的平均值（或点密度）作为该点的值，平均值的变动比原始的观察值变动小，从而实现空间上的平滑效果。窗口的大小很重要，需要仔细确定，较大的窗口得到较强的空间平滑效果，从而更好地反映了区域全局分布态势；较小窗口则抓住了更多的局部差异变化。因此要通过实验不同大小的窗口来寻求一个合适的半径窗口。经过多次试验，确定2公里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半径窗口范围。在计算出所有地名点的欧式距离并判断终点是否为所需地名后，以2公里作为半径窗口，提取此范围内所有地名点，计算包含原点在内的范围内相关地名点占所有地名点的比重值。

（三）反距离加权插值法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IDW）属于基于点的局部空间插值方法，用周边点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未知点的估计值，权重按距离的幂次递减，其模型可以表示为：

Zu为待估u点的位置值，Zi为控制点i的属性值，diu是点i与u之间的距离，s为所有控制点的数目，k为幂次。幂次越高，距离衰减作用越强（越快）（即邻近点的权重比远处点的权重高得多）。

二、村落地名命名分析

（一）地名产生时间

村落地名产生时间以现用名称命名的核心因素取得时间为准，为便于分析，本文以历史朝代作为时间尺度，在这个尺度下，村落地名与村落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经过统计，从图1可以看出554个村落地名产生于多个朝代，书籍中有记载的村落最早形成于周代，但直到宋代村落数量才出现比较明显的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古时该地区河流纵横交错、长期积水不涸的自然环境，以及淀区不适于耕作的盐碱地，阻碍村落的形成；二是区域历史上频繁战争造成了原有村落的消失；三是白洋淀区域水灾频发，而自然村落规模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比较弱，发生灾害后村民往往直接迁移，原有村落便消失。并且当时资料中缺少此类记载，一些村落消失后其名称也无从查询。从统计表上看，雄安新区现存村落地名主要产生于明、清两代，因为明、清时期官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伴随生产条件改善，人口数量的增加、为村落数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同时方志与族谱的发达，使村落的名称、渊源、现状得以详细记录，基于此，雄安新区范围内的村落地名命名特征，才从模糊中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更好地展现村落地名出现时间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利用IDW方法绘制分布图。将村落地名产生时间所涉朝代按由古至今从1-0.1进行赋值，见表1。在ARCGIS的统计分析中选择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使用默认的幂次（Power）为2，设置邻近点数（neighbor to选项）为15，并用圆域来选择控制点，计算得到的RMS=0.1403，生成村落地名朝代分值趋势图，见图2。

将乡镇驻地的点位叠加到分析图中，见图3。可以看出，深色区域与乡镇驻地的位置存在一定的重合，而且很多乡镇的名称就是使用驻地所在的村落地名。这也印证了一般乡镇是由比较有历史的村落发展了而来的。从这类村落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拥有悠久历史的村落一般是古时城镇的驻地，或是村落中存在古城或历史人物。

（二）地名命名方式

村落地名一部分是使用单一方式命名，而很多地名随着村落发展变化往往会加入新的命名方式，为了更好地做出分析，本文将研究区内的村落地名的命名方式进行统计，对一个村落有两个以上命名方式的，分别统计。从表2和图4所列的村落地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村落的命名基本可以归为8种方式。这些方式中有些是决定地名产生的第一方式（或称核心方式），有些是在地名发展过程中才产生作用的。本文所涉及的554个村落地名中，除12个地名的来源无法考证外，剩余542个村落地名中，有275个地名采取了两种以上命名方式，占据了全部村落地名的50.7%。从频率看，使用居民姓氏和村落相对位置、规模是命名的主要方式。用居民姓氏命名印证了该地区村落形成的主要方式，即大规模移民后的定居，当新移民在一个地点定居后，往往直接用家族姓氏命名定居点。而相对位置常作为的辅助命名方式，表示村落与临近地理实体或其他村落的位置关系。另外村落地名中以纪念、寓意方式命名的也较多，这体现该地区过去拥有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这类地名中有反映古代人物的、城池的、事件的、军事的以及愿望的。而以经营产业命名的地名数量最少，说明该地区的商业经济不算发达，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产业也是以渡口、码头、捕鱼为主，符合当地水系比较发达的特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借用其他村落地名与继承这两种方式都不算村落地名命名的原生方式，而属于二次利用，因此两种方式在表现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在方法上存在明显区别。借用是新形成的村落在命名时选用邻近村落地名并添加表述方位、规模的修饰词，或直接使用移民原居住村落的名称；继承是在村落在发展为较大规模时自身需要或受到外力影响后，人为或自然地分割为多个村落，分割后的新村落地名主体要素在继承了原村落地名基础上，添加表述方位、规模、序列的修饰词。

借用和继承的共同点是需要其他命名方式的配合，大多是根据方位或顺序进行排列。通过对采用借用或继承的村落地名的产生时间分析，从图5可以看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就有130个。主要原因是在此时期生产力的提升、人口增加，导致原居住地已经不适应发展，必须采取分裂扩张的形式发展新的居住地，从而形成了现代村落空间分布的基础。

（三）命名方式的复合

大量村落地名是由多种命名方式复合作用产生的，而从这些地名的命名及演变过程来看，绝大多数村落地名开始是采取单一方式命名的，并随着村落发展变化加入新的命名方式。从具体变化过程和反映的内容看，有以下几方面：

1.自然环境影响。如雄县的程岗，明朝洪武初年，程姓居民在此定居，取村名为程哥庄，后谐音称程各庄。清雍正年间，洪水淹没该村庄，村民移至高岗重新建村，改村名为程岗。

2.居民结构变化。如容城县的贾光，宋朝末年，贾氏家族在此建庄，取名贾家庄，后来，贾氏族人又全部迁出，民国十八年（1929年），村落更名为贾光，意思是贾氏人已走光。

3.村落融合。如雄县的大四方，明万历年间张氏兄弟四人在此居住，取村名为四哥庄，至清朝因有四方百姓陆续有人迁来，故改村名大四方，原以家族命名，在逐渐的发展变化中因为居民的增多，添加了寓意的因素。

4.村落区分。如雄县的南马庄和北马庄。南马庄在元朝时，为官府牧马场，有许多栓马桩。后来牧马人在此定居，取名马庄子，也叫马家庄，到民国年间，为区别于村西北的马家庄，改名为南马庄。而北马庄在清初是土岗，荒草滩，经常有人在此放马，后来牧马人在此定居落户形成村落，命名为马家庄。1961年该村建大队时，为与东南的南马庄相对应，改名为北马庄至今。这个两个村落地名的变化就体现为实现地名指位区分功能而进行的更名。

5.村落分裂和继承。如容城县的高小王、李小王、仇小王三个村落，原为一个村落，初建于元代，因紧靠平王，户少人稀，取名小王庄。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高、李、仇三姓人在小王庄定居，后分为三个独立村落，每个村落根据居民的姓氏于原地名前冠以“高”“李”“仇”字。

三、村落地名景观分析

在村落地名景观中，虽然有多种命名方式，但是只有跟地理要素有关的命名方式才能形成有规律的空间分布景观，例如因姓氏命名的地名，这是村落地名命名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分布比较分散，在空间上不能形成地名景观，因此，这里只对雄安新区能够形成地名景观的自然要素（水体）和重要的历史文化要素（军事）进行相关分析。

（一）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景观

因为区域内白洋淀及周围水系丰富，便于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很多移民选择在水系附近定居。无论是居民的生产生活，还是受水患的影响，都可以在村落地名中体现出来，这类地名不仅是在命名时直接利用水体地貌，还有与水有关的人文地物、产业、传说、避讳等等。

将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提取后，计算2公里范围内地名点比重值，根据比重值绘制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的比重图。使用该地名点比重值，利用IDW方法计算趋势面，计算得到的均方根值RMS=0.13322。将生成的趋势面图输出为栅格图后与水地名比重图进行叠加，获得了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景观图，见图6。

可以看出，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雄县和安新县。从村落地名产生时间来看，130个与水有关的地名中有20个产生于北宋、91个产生于明朝。从地名命名方式看，可分为以下几种：

1.直接用河流名称。如容城县的沙河。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迁此定居建村，因此地有一条沙底古河，以河名命名为沙河。雄县的北涞河、南涞河，原为一村，称保宁屯，后因涞河穿村而过，又称村为涞河，并隔河分为南北两排，并逐渐分化为南北两个村落。

2.建于河堤。古时为防水患，在河两岸会修建河堤，一些建在河堤上的村落就据此命名，如容城县的大楼堤、小楼堤。宋末，很多百姓相继迁至运粮河大堤上居住建庄，因此处堤似高楼，根据建村时间早晚分别称为大、小楼堤。

3.与河流的位置关系。如安新县的东向阳、西向阳，原名东夹河、西夹河，后因紧靠府河河堤，背风向阳，便更名为东向阳、西向阳。

4.与水有关的传说。如容城县的白龙，据传明代以前，距该地不远原有一小村，因洪水泛滥，村庄被冲毁，当时洪水汹涌，白浪滚滚，有些目睹者误认为村庄让一条白龙卷走，后逃生者迁现址定居，并修龙王庙一座。明洪武年间，又有部分居民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并根据白龙卷村的传说命名村落。

5.与水有关的建筑。如容城县的东野桥、西野桥，宋时此地古河交错，在其中一条古河上建有一座无名青石桥，宋末有孙、吴、宁、韩四个家族到此定居，以桥取名野桥，后分为东西两个村落。

6.依据河流的形态。如容城县的罗河，其所在地九河十八弯，河流纵横，明代前居民在此定居后，因附件河流弯曲罗列命名村名罗河。

7.曾受水灾影响。如安新县的东涝淀、西涝淀，明初有刘、苏两户人家从山西迁此定居建村，因此地水患不断，并形成洼淀，村庄被自然分隔，后分别称东、西涝淀。

8.由渡口、码头形成。如雄县的茫茫口，宋初，村东二里余有一运粮河，河面较宽茫茫一片，为方便过往行人，在此设立了渡口，村也被逐渐称为茫茫口。

9.使用古水淀名称。如安新县的大王，大王地处古“大渥淀”附近，在宋代称村为大㖞，为“渥”之转音，后谐音演化为大王淀，并简称为大王。

10.由捕鱼业发展而来的名称。如安新县的增庄，原村因地震损毁，村民北迁至古赵王河畔，民以搬罾治鱼为生，并取村名罾庄，后谐音演变为增庄。

从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分布来看，分布于以白洋淀为主体的大小淀泊周边，以及府河、大清河、南拒马河、赵王河（大清河支流，今又称友谊河）、中亭河等河流附近。同时由于历史上河流的改道或消失，淀泊干涸退化，也存在一部分与水有关的村落附近现在已经没有河流经过了，但透过这些与水有关的村落地名有助于勾勒出该地区历史上河流的走向、淀泊分布及范围情况。

（二）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景观特点

雄安新区村落地名还存在一类典型地名与军事有关，因为历史上北宋和辽国在这里多次交战，以及元、明时期在此驻军，留下了很多军事地名。

将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提取后，计算2公里范围内地名点比重值，根据比重值绘制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的比重图。使用该地名点比重值，利用IDW方法计算趋势面，计算得到的均方根值RMS=0.0935。将生成的趋势面图输出为栅格图后与军事地名比重图进行叠加，获得了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景观图，见图7。

可以看出，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主要分布于雄安新区北部和西南部，其中安新县的端村镇、容城县的晾马台镇、雄县的大营镇都是军事类地名比较多的镇。

48个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中有15个地名产生于宋、辽时期，有24个地名产生于明朝。北宋初年，辽国已将今北京作为陪都，称南京。雄安新区当时正处于北宋的河北西路、河北东路范围，与辽国的边界接壤，这里成为北宋重点防守、契丹极力争夺的地方。北宋在白洋淀及周边地区建立了“水长城”及其他防守阵地，白洋淀周围成为了历史上两国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带，因此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与军事有关的村落地名。而元末明初时期明军与元军的军事对抗，以及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都在此地遗留了军事遗迹，而后明朝又在此建立了各类军事营地，这与后期从山西等地迁来了移民在此定居相结合，形成了军事类村落地名。

从地名命名方式看，可分为以下几种：

1.处于古战场。容城县的东牛、西牛，据传是北宋将领杨延昭驻防容城与辽国作战，摆下东、西两个火牛阵，战后，附近居民迁至东火牛阵地区建村，得名东牛、西牛。

2.受战争影响。容城县的辛庄，元朝时称三家店，明靖难之役时，村子被摧毁，后全村居民重建家园，为纪念称新立庄，因“新”“辛”同音，后谐音演变成辛庄。

3.军队驻地演变。安新县的小营、北营直接保留了军营的名称，这种带有“营”字的村落地名在雄安新区范围有15个，都是与古时军营有关。还有安新县的马村、马堡，北宋时期，两村所在地为水陆军牧马场，后有居民迁此定居，故分别称为马村和马堡。

4.与军事人物有关。安新县的郝关，相传，该村为北宋杨六郎驻军关口，为称颂杨六郎抗辽，取名“好官”，后谐音演化为郝关。

5.军事建筑名称。容城县的晾马台，北宋杨延昭在此修台晾马，称此台为“晾马台”，因“晾”“晾”同音，逐渐演变为晾马台。

6.军事事件、传说。安新县的沈南、沈北，相传明初燕王朱棣扫北时，兵马涉水，湿透铠甲，在此地晾晒，由此村名“晒甲坡”，后逐渐谐音演变为沈家坯，并分为南、北两村，简化为沈南和沈北。

四、主要结论

目前雄安地区村落地名的分布格局，在命名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宋、明、清三个时期。首先宋朝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军垦的需求，人们在此开拓生活，因此出现了村落的第一个形成高峰；随后是明朝，由于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从山西等地大批的移民在此安家，并且随着规模较大村落的分裂，村落数量快速增长。随后在清朝，小范围居民迁移和村落加速分裂继续促进村落的形成。

在村落的命名方式上，使用居民姓氏和村落相对位置是最多的两种方式，这体现了该地区村落形成的主要形式。而大量村落地名中使用复合命名方式则体现了村落和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

对与水有关村落地名景观的分析，可以体现出当时村落形成与区域内水系的关系，在位置上，分布的相对散列，体现了该区域水系发达的特点。在命名上，则反映了村落临水而居和与水有关的生产活动。

对与军事有关村落地名景观的分析，可以体现出本地区历史上军事对抗比较频繁的特点。同时军事部署背景下的生产改造,也是促进区域内此类村落形成的重要因素。

雄安新区村落地名命名特点和景观特征既反映了雄安新区历史上的地域特征，也反映区域内人群的生产生活特征，其形成和演变是记录区域历史演进的重要载体，是区域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分析其命名特征和空间分布是研究该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形成、发展的重要手段。地名命名特点及景观特征研究目的是服务于未来的新命名和地名文化保护，形成广泛的思维认同，使新、老地名在命名方式和文化理念上实现有机衔接，实现地域文脉的有效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