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是一部关于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从宏观层面的县域教育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县域教育体系的构成与运行，到微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等。作者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县中振兴的独到方案，回应了县域教育为谁发展、如何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乡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思考令人感佩。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杨 华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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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孩子深陷游戏的原因分析

对于乡村孩子深陷手机游戏的原因，多停留在留守的视角进行解读，认为留守儿童是主要的受害主体，他们由于缺乏父母在场管教而获得大量自由时间，由此深陷游戏不可自拔。也有人将罪过归咎于游戏公司，认为游戏开发吸引了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尽管务工父母的缺位和游戏公司的开发影响了孩童进入游戏世界，但二者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家庭选择和企业选择。游戏是儿童娱乐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将视野纵向拓宽进行历史的比较，就会发现，游戏向乡村孩童的深度渗入，是乡村家庭缺乏娱乐教育能力、乡村教育丧失娱乐引导能力与乡村社会弱化娱乐自给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乡村家庭缺乏娱乐教育能力。对乡村父母来说，当前教育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压力不仅体现在知识教育上，也体现在娱乐教育上。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家庭在承担孩童娱乐教育责任上压力不大，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压力。原因在于，在相对封闭的村庄环境中，游戏的玩法都是经验的传递，上一辈人玩的游戏下一辈人还在玩，游戏经验一代代地自然传递，60后、70后小时候玩的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等游戏，到了80后、90后还在玩。由于孩子的游戏空间都在村庄中，父母能够在场监督，孩子即使离开了父母的视线，在熟人社会中也不会有安全风险，父母会放心大胆地让孩子与其他玩伴任意玩耍。因此，70后及其之前的父母在孩子娱乐教育上基本上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当打工经济兴起以后，村庄社会被打破，年轻人离开村庄外出打工，外界的信息流开始流入村庄，孩子们的游戏形式也开始丰富起来。尤其是电脑和智能手机被普及以后，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都汇聚在一个平台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孩子都能够迅速捕捉到新形式的游戏。在面对外界信息流时，农村父母因缺乏甄别能力、防控能力和教育能力；在他们的孩子与新世界进行接触以至于出现问题时，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大多数父母对游戏的判断，就是基于游戏对孩子学习的影响，只有老师在孩子违规违纪严重并通知父母后，父母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面对因玩游戏而犯错的孩子时，他们要么通过暴力方式打骂，要么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是由于他们自身没有接触过游戏，也没有学过心理学，因此在打骂或劝说时都不能把握到孩子的需求和游戏的本质，最终难以触动孩子"改邪归正"，反而恶化代际关系，父母最终也不得不放纵他们继续游戏人生。

从历史的比较来看，由于娱乐环境的变化，当代父母开始需要承担孩童娱乐教育的责任。问题在于，这些父母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手机游戏时，他们因知识匮乏而缺乏教育能力，即使父母们不外出打工，留在家中陪读和监督，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在家也不知如何说服孩子从游戏世界中脱离出来。

第二，乡村教育丧失娱乐引导能力。当出生和成长于乡村的80后、90后回忆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时，嘴角应该都会泛起笑意。尽管当时学校校舍破败、设施陈旧，但不影响校园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学生们一到下课，便蜂拥着涌向操场，抢占乒乓球台或空地，希望能够在短暂的10分钟内打打球、跳跳皮筋，抢占不到空间的孩子们也会拉在一起疯玩，跑跑闹闹，尽享游戏之乐。五音不全的兼课老师会在音乐课上教学生唱歌，从未学过美术的老师也会勉强教学生画画简笔画。放学后，体育老师会邀着几个爱打篮球的学生在学校里打球。

反观今天的校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少了，沉默的孩子变多了。原因在于，学校丧失了娱乐引导能力。娱乐引导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孩子如何娱乐，教会他们健康的娱乐方式；二是对孩子不健康的娱乐进行纠偏。

在健康娱乐教育方面，乡村学校由于师生比出现结构性失衡，即学校教师人数配备齐全，但由于学科结构不合理，主课老师多，副科老师少，尤其缺乏专业性的体音美教师，因此乡村学校虽开齐课程但上不了。这些非专业的体音美老师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下也无心去上课。此外，学生要开展户外活动，学校出于学生安全考虑，不倡导甚至禁止学生在学校玩游戏，许多学校连运动会都取消了，学生一放学就将学生赶出校园。2018年，笔者的一位师妹在中部省份某乡村小学调研时发现，一堆小学生下课后就整齐地蹲坐在教学楼墙角，两眼无神地望着远方，他们既不追赶玩闹，也不去打球，完全丧失了小学生应有的活力。

在不健康娱乐纠偏方面，乡村教师缺乏纠偏能力和纠偏动力。由于国家政策对教师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定，要求教师不能打骂体罚学生。由于对"打骂""体罚"等字眼并未进行概念界定，老师发现学生沉迷游戏要进行管制时，会发现缺乏管制手段，好声劝说学生不听，大声斥责则有违规被举报的风险，所以老师们在面对学生沉迷游戏不可自拔时，他们不能也不敢管。此外，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和提倡快乐教育后，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核弱化，学生不再有考试压力，升学毫无压力，学生在课堂上无心学习，老师们也不再想方设法去改造学生戒除游戏瘾，只是按照学校要求管控学生不带手机。

学校本身具有培养学生健康娱乐活动的功能，他们如果在学校中接受了健康的娱乐活动，就会将之变成一种习惯。然而，当前乡村学校不仅不能提供健康的娱乐方式，而且无法为学生拒绝不健康的娱乐方式提供屏障，因此，当学生以游戏为乐后，就会将游戏变作一种习惯，在学校中念念不忘，一到放假回家失去控制之后就忘乎所以地沉迷在游戏中。

第三，乡村社会弱化娱乐自给能力。乡村社会的娱乐供给源于空间的公共化与互动的低成本。笔者孩提时代可以到任何一处空间中玩耍，甚至"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比如三五成群地到池塘里钓鱼摸虾，到水稻田里捉泥鳅，到别人家的菜地里偷瓜果，玩游戏可以随便到哪家的门口，即使是捉迷藏也可以钻到任一家的谷仓或房间里。不管是谁家的小孩都可以一起玩，完全没有沟通成本，孩子多，玩得更热闹更开心。玩到太阳下山时各家的家长们大喊着"某某某，回家吃饭咯"，随处上演"你妈喊你吃饭了"的场景，要是喊了多遍还是不见人影，妈妈们就会提着棍子到处找人，欢乐而温馨。

乡村社会在娱乐方面的供给能力随着空间的私人化和互动的高成本而下降。土地流转、池塘承包，都使得村庄中农业生产的公共空间逐步演化为私人的占用物，土地上的物品的市场价值凸显，一旦被侵占或被破坏就要受到呵斥和责罚，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在居住空间中，随着房屋新建，各家各户都将大门紧闭，生怕不注意卫生的孩子到处跑弄脏了自家的地板，甚至对屋外的空间也倍加珍惜，如果有孩子弄脏了家门口也会被责骂，孩子们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受到影响，可娱乐的公共空间在不断缩小。

此外，由于计划生育和人口外流的影响，村庄中的孩童数量越来越少，孩子们的玩伴也越来越少，可互动的主体越来越少。当缺乏同龄人的陪伴时，这些孩子就会逐渐转向游戏世界，与虚拟世界中的人打交道。当他们习惯了这种娱乐方式时，又会进一步拒绝现实世界的交往。小恒今年10岁，所在的村民小组有30多户人家，只有一个男孩小宇与他年龄相仿，两个人从小一起玩耍，只要小宇去外婆家，小恒就只能独自玩耍，家中一堆玩具也无心玩，而是默默地蹲在路边玩沙。他的父母为了陪伴他，放弃外地打工的高收入，在家开了一家商店，商店中购置了电脑，习惯了孤独的他就经常一个人玩电脑。

乡村公共空间与同辈群体是孩子们自给娱乐的基础，但是随着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同辈群体的减少与分离，孩子们在村庄中获得外在娱乐的可能性下降，此时乡村社会又未出现相应的娱乐供给以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因此他们就会逐渐转向孤独的自我，沉浸在娱乐世界中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作者：杨 华

文：杨 华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