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北京的一个院落里，团团簇簇的海棠花开得正艳。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坐在廊前的藤椅上静静地赏花，膝上盖了一张毛毯。一阵风吹过，摇落片片海棠花瓣，老人眼神温柔，仿佛又看见了那个陪他一同赏花的人。
图│西花厅的海棠花
这个时候的天气暖和了一点，但还是有些寒冷。她的身体不好，容易受寒，不适宜在室外坐得过久。而每每此时，她身边的人看到她专注地看着海棠花，沉默不语，又不忍心提醒她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对这位老人家来说，海棠花开季，最是相思浓。
一度春来，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那个陪着一同看花的主人却永远地离开了，不再回来。老人曾这样说道，“海棠花依旧年复一年地含苞待放，常常吸引爱花的人来看花。在欣赏花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你。”
是的，那位“看花的主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而那位睹花思人的老人家，正是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
图│周总理与邓颖超剧照
194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搬进了中南海的西花厅，这个开满海棠花的院落。每年的春天，西花厅后院的海棠花开得最是娇艳，引来无数彩蝶纷飞，一片生机盎然。
周恩来离世之后，邓颖超依旧保持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到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她总是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前来一同赏花，临行时还不忘送给客人一束海棠花，以做纪念。就如同当年周恩来在日内瓦，相隔万里，邓颖超也不忘捡上一只海棠花给他寄过去。
图│周总理与邓颖超在西花厅合影
那是1954年的春天，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而此时的周恩来正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眼看着花期就要过去，于是邓颖超特意捡了一只海棠，把它压平，连同信件一起带给周恩来。当时邓颖超在信中写道，“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后来周恩来回信道，“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随信寄回的，还有周恩来托人在日内瓦驻地附近采集的一朵芍药花和蝴蝶花，以寄思念。
图│周总理与邓颖超
后来，邓颖超将这飞跃了半个地球的花精心制作成了镜框，并亲手在“画”旁题字，写上“北京 日内瓦”几个字。随后挂在了西花厅卧室的墙上再没有摘下来，陪伴了她一生。
从素未谋面的书信往来，到相识相知相爱
周恩来与邓颖超，他们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总理和外交部长，一位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任中国妇联副主席。作为一代国家领导人，他们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不懈奋斗。但要说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相识相知相爱，却恰恰是起源于国家危亡之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崛起。
图│青年周恩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去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带着一腔爱国热忱回到祖国。之后，他毅然决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当中。
同年6月，周恩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在他的努力下，报纸很快发行，成为天津五四学生运动的指导性读物，周恩来更是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而那一年，邓颖超只有15岁，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一名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她和同学们演话剧，到街头演讲。
邓颖超小小的身材，却总是站在学生运动的最前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第一次书信往来是以忠实读者和报社主编的身份进行的。两个人虽然有了交集，但却并不相识，不过随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为他们两人创造了一个相识的机会。
图│周恩来在《仇大娘》中的女装扮相（左二）
当时在学生运动的初期，天津的男女学生组织是分开的。随着爱国运动的发展，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学生运动的骨干成员们决定要打破男女界限，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20名进步青年成立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周恩来与邓颖超都在其中。
虽然觉悟社的20位年轻人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大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此时觉悟社的成立，恰恰为周恩来与邓颖超提供了相识的机会。当天邓颖超就落落大方地走到周恩来的面前，自我介绍说她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忠实读者，非常赞同周恩来文章里的主张，曾经写信给报社，信里署名“小超”。
图│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之后邓颖超又从容地走上讲台为大家介绍自己，并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说。那个时候，她是演讲队长，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学校里演讲，都很能够调动大家的情绪。
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邓颖超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两个人结婚时，周恩来每每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还总会说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邓颖超当时所表现出的非凡才干与气质，并且还不忘在最后的骄傲的加上一句，“她才15岁”。
共度一生的眷侣就这样相识了，之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常常在一起探讨问题、组织活动。按常理，志同道合的两个年轻人对彼此产生别样的情感，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图│周恩来
那时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是纯粹的革命同志关系，爱情与婚姻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社会，思想腐朽封建，男女间的普通社交往来，都会遭到“老夫子”们的道德攻击。而觉悟社男女同社的设置，自然成为一些人诽谤的焦点。商量下，社员们决定从自身入手，都恪守着禁止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的约定。他们相信，行动是对流言污蔑最有力的回答。周恩来更是一向严于律己，并因此坚定了独身主义的想法，而邓颖超则是对婚姻抱有悲观的态度。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对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常常是空有满腔报国的热情，却找不到可行的道路与主张，为了救亡图存，探求真知，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踏上邮轮赴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则留在当时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继续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分别之前，邓颖超送给周恩来一件毛衣，并且在毛衣的领子内侧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欧洲之行对于周恩来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谓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期间，他明确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他确定了自己这一生将为之奋斗的信仰与主张，并且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从事党的创建活动。而第二件事又是什么呢？年轻的周恩来在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之后，也明确地认识到他将要寻找一位什么样的人生伴侣。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1932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收到一封从法国寄来的信件，她打眼一看，便从笔迹认出了这是谁寄来的。拆开信封后却十分疑惑——里面是一张明信片。原来，以前周恩来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全都是直接寄出，可这次为什么还放在了信封里面呢？
她将明信片反过来一看，周恩来在上面写道，“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文字中传递的热烈情感，邓颖超即刻明白，可他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却让邓颖超有些糊涂。因为周恩来之前一直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就变了呢？而且邓颖超还知道在周恩来身边一直有一位关系要好的姑娘，当时觉悟社的朋友们都认为，如果哪天周恩来放弃了独身主义，那么他们两人必将成为一对。邓颖超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又对自己如此热情的表白呢？
图│周恩来
心中平静下来后，邓颖超给周恩来写回信，信中先谈自己在国内组织的妇女工作，直到信的最后邓颖超才说自己已经看到了明信片，并委婉地问周恩来，“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周恩来的回信很快又来了，信中非常赞同邓颖超在国内组织的妇女工作，之后就话题一转，明确地回答了邓颖超的疑问。
原来到欧洲之后，周恩来逐渐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于是改变了独身主义的主张，他要选择的是一个志同道合，并肩前进的终身伴侣。而只有邓颖超才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与他携手将一生，将生命的光和热奉献给革命事业。邓颖超主张婚姻自由，于是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3年期间，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在欧洲留学的近四年时间里，他与邓颖超的通信多达250多封，也就是说平均差不多每周一封。频繁的书信往来中，有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见解，有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更有他们两人彼此的思念。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奉命回国。一到国内，他顾不上去看望已经分别了四年之久的恋人，就直接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负责两党之间的统战工作。时间转眼就到了1925年，邓颖超由于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遭到北了洋政府通缉。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她跟周恩来的婚事，安排她到广州工作。
图│周总理
1925年8月，邓颖超来到广州。8月8日这天，两个人在广卫路的太平餐馆里吃了顿饭。这顿饭既是庆贺两人重逢，也算是他们的婚宴了。婚后第二天，这对新婚夫妇就又如往常忙起了各自的工作。后来得知周恩来结婚了，同事们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要见见新娘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才请了两桌朋友来热闹热闹。
新婚燕尔周恩来大发雷霆，邓颖超做错了什么？
在世人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算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几乎没有红过脸，尤其是周恩来，对于比自己小六岁的妻子，可以说是体贴入微，万分宠爱。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他们刚刚结婚不久，周恩来对邓颖超大发雷霆，而那可能是邓颖超心里一辈子化不开的结。
图│周恩来
1925年11月的一天，邓颖超作为特派员来到汕头，见了东征中的周恩来。她分外高兴，兴奋地向丈夫宣布自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分离已近两个月，周恩来自然颇有兴趣地催她快讲。邓超放低声音说起来，可此时周恩来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收敛，脸色由红变暗，到后来眉头拧成了疙瘩。没等邓颖超说完，他就勃然大怒，一下子生气极了，说“你这算什么哲学？你为什么自作主张，一下子变得如此幼稚，如此轻率！”当时邓颖超愣住了，她从没见过温文尔雅的丈夫如此发火。
那么邓颖超究竟干了件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让周恩来如此大发雷霆呢？原来周恩来东征后，邓颖超继续在广州开展妇女工作。不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邓颖超想到丈夫在外地工作，自己的工作又刚刚开展，正是需要耗费精力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再添个孩子，那必将耽误工作。于是21岁的邓颖超做了一个让她终身遗憾的决定——堕胎。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发这么大的火，但她听了周恩来说的话，自己也满心愧疚。转念想到，自己现在刚刚21岁，以后一定还会再有孩子的。夫妻两人还可以为人父母，共同养育爱情的结晶。可谁会想到第二次的怀孕生产，邓颖超几乎是死里逃生。
1926年过半，邓颖超无意中发现自己再次怀孕，这次她饮食起居处处小心，还给母亲捎信请她来广州照顾自己。而此时的周恩来又不能陪伴在邓颖超身边，组织安排他调离广州，赶赴上海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周恩来一走三个多月，杳无音信，直到1927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才让即将临盆的邓颖超放下心来。她满怀欣喜地期待着丈夫的凯旋，更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图│周恩来
1927年四月，广州市荔湾区的德国保生医院的一间产房里，一个小生命降生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新生儿令人振奋的啼哭，而是产妇悲伤的啜泣，哭泣着的产妇就是邓颖超，她虽然在产床上努力了三天三夜，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期盼已久的孩子。
难产了三天的邓颖超身体极度虚弱，再加上痛失孩子的打击，她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可此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莫测，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反着一场反动阴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事件，三天后，广州随即发生了4·15清党事件，开始大肆搜查逮捕革命者。
图│周总理
作为广州军警搜查重点对象的邓颖超在丈夫的指示下，通过医护人员帮助和区委同志接应，逃脱了军警的搜查，随后辗转到达上海与周恩来汇合。
然而亲人团聚，快乐的时光却如此短暂，又是一个噩耗随之而来——以后她可能没有生育的机会了。
原来当时邓颖超虽然在广州侥幸脱险，可刚刚经历难产，身体尚未恢复，却不得不经受十多天的上下颠簸，一路呕吐，这给邓颖超的身体带来了难以挽回的伤害。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夫妇二人不仅失去了他们即将到来人世的孩子，更永远地失去了共同抚育新生命的权利。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难产失子加上终身不孕，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做母亲的人来说都太过残忍了。而作为丈夫，周恩来心疼妻子的辛苦付出，更理解邓颖超的无私选择，他只有用自己深沉的爱，抚慰妻子一生的遗憾。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书信，往往是理性与感性并重，探讨工作之余，更不忘倾诉两地相思。
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才走三天，邓颖超就从延安写信给丈夫，“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想得太……这次分别不比往回，并非依依惜别，而是思恋殷殷……”古人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些年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从没因分离太久而影响爱情的浓度，从青春韶华到生命垂暮，他们的通信一直像热恋的情人那样，在书信当中写下一腔滚烫的浓浓爱意。
图│身在重庆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爱花之人，他们更是喜欢用花朵来传递自己对对方的情意。走过河北田间顺手摘下的野花，山城重庆的亭亭水仙，北京香山的灼灼枫叶，还有西花厅的团簇海棠，甚至是日内瓦的千里芍药，这些都曾在他们传情的锦书中随信附上。这些文字和花朵飞越了千山万水，遥遥寄去思念，最后化成了对方心上的一个吻。这对夫妻之间热烈而深沉的爱，不禁让世人艳羡，而其实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生聚少离多，一直在革命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从在广州结婚开始，他们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二人总是随着革命形势辗转各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对已经结婚25年之久的夫妇才终于有了一个稳定而温馨的家——中南海西花厅。
图│周总理帮夫人整理服饰
或许是因为两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或许是因为他们一生没有子嗣，亦或许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死患难，所以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深切的爱着彼此，甚至是宠溺着彼此。他们从不吝啬于表现他们的情感，哪怕是众目睽睽之下，全无同时代人的刻板和拘谨。
周总理与世长辞，邓颖超难忍悲恸
这被誉为楷模的夫妻，就这样热烈地相爱着，然而这种幸福而甜蜜的日子实在太少了。在十年后的非常时期，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身体严重透支。而作为妻子，邓颖超看着丈夫的健康每况愈下，却不得已用特有的方式强迫周恩来休息。
图│工作中的周总理
当时周恩来的秘书们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门上，主要内容是，请求周总理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要注意休息，上面还有工作人员的签名。第二天周恩来看了以后微微一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际”八个大字。
其实秘书们要给总理写大字报,邓颖超是知情的。不仅如此，两天之后邓颖超还在“大字报”上又提出了五条“补充建议”，希望周恩来能够在工作间隙休息片刻。然而，当时国家局势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一片混乱。周恩来白天忙于各种会议，晚上才有时间批阅文件，以至于两个人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平日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彼此留便条沟通，而邓颖超写的最多的还是敦促丈夫尽量休息。可对于妻子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周恩来也只能是心存感激，却根本没办法让自己休息片刻。
图│周总理晚年
1970年8月的一天上午，秘书在整理桌上的文件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白纸上，有总理用铅笔写的一行字，“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重天，蚕要暖和参要寒，采桑娘子要晴干。”这几句戏文好似他真实的内心与独白。那时周恩来一边苦撑着新中国的政局，一边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他不但要竭力保护老干部，还要在政治策略上与林彪江青一伙巧为周旋，成为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这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健康。
1972年周恩来患上心脏病，随后又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下工作。之后的几年间，周恩来数次住院接受治疗，又数次因为工作出院，主持国家大局。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带病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图│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周恩来和邓颖超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苍苍，从山河破碎到和平解放，直到即将永别的那一刻，他们夫妻间的爱都一直是那么深沉。
住院时，周恩来自己知道，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他跟秘书、侄女们都嘱托，“要替我照顾好邓颖超。”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丈夫的面颊，亲吻着丈夫的额头，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他们的前半生一直在做告别，为了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而现在终于要做最后一次告别了。
图│无题（令人悲伤的照片）
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并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脚步，她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同时，晚年的邓颖超还延续着丈夫周恩来的外交足迹，在世界各国撒下和平友谊的种子。为改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独自守候西花厅的女主人也悄然离去。
五年后，邓颖超生前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邓颖超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那是1988年4月，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之际，邓颖超回忆起丈夫周恩来，是她的真情流露，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革命夫妻热烈而深沉，伟大而崇高的爱情写照。
我是史海魅影，关注我为历史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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